超越千年的华美：2024年正仓院展

玉山/文 又是一年仲秋，日本古都奈良的霜叶渐红，一年一度的东大寺正仓院特展也如期举办。正仓院展每年展出的藏品一般六十余件，都是万中无一的精品。因此每年秋天，全世界笃好唐风的文物爱好者们都期盼能够来到正仓院所在的若草山下，一品流传千年的逸风雅韵。

正仓院的藏品以圣武天皇的遗物为中心，汇聚着大量天平时代（710～794）的奇珍异宝。由于这一时期也正是日本与唐朝密切交往的时代，因此为数不少足以代表盛唐巅峰工艺水平的“唐物”传入日本，构成正仓院珍藏秘宝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天平时代上至贵族下到匠人，都深受唐风熏染，创作出许多精美绝伦的器具。因此，收藏了如此宝藏的正仓院不仅是日本“天平时代的时光胶囊”，更是妥善保存了盛唐艺术的宝库。

圣武天皇去世之后，光明皇后将其遗爱之物供奉给东大寺卢舍那佛，为天皇祈祷冥福，从而为“正仓院宝物”之滥觞。而记录光明皇后贡献宝物的名册《国家珍宝帐》，也是我们了解正仓院藏品的重要目录。今年恰是圣武天皇登基 1300 周年，正是在这位笃信佛法的天皇的大力支持下，佛教在日本迅速传播开来。东大寺与奈良大佛也正是在圣武天皇的旨意下修建、铸造。今年为第76回正仓院展，共展出宝物 60 件，包括 10 件首次展出的宝物。其中不乏天皇生前珍视之物。这些来自千年之前的宝物，在正仓院中静静地向我们讲述那个华丽时代的奇妙物语。

天皇遗爱

紫地凰形锦御轼（北仓 47）

图源：日本宫内厅正仓院官方网站（后文所用图片未特别说明，均来自该网站）

这件紫地凤形锦御轼正是圣武天皇的生前爱物。《国家珍宝帐》载“御轼二枚，一枚紫地凤形锦，一枚长斑锦”，所说的正是这件宝物。所谓“御轼”，即扶手，为室内坐卧时供人倚凭的靠垫。御轼的内部是由植物原材料捆束起来，塞上棉花，用麻布包裹之后，再在表面覆以奢华的锦缎织物。作为天皇的日常使用物件，御轼的织锦格调高雅，色彩华丽，被葡萄藤、唐草纹围住的凤凰昂首挺胸，展开双翼，姿态强劲有力，威风凛凛。今年的正仓院展将会把这件御轼的真品同去年完成的复制品一起展出，希望用这样的方式来增进观众对于文物的了解。这也是今年正仓院展具有创新性的一面。

紫地凰形锦御轼·底部凤凰图案（北仓 47）

鹿草木夹缬屏风（北仓 44）

这件鹿草木夹缬屏风属于《国家珍宝帐》中所记载的 17 组“驎鹿草木夹缬屏风”中的一部。“夹缬”是盛唐时期所流行的一种染色工艺，用两块雕刻有相同图案纹样的木板夹帛印染，可以染上多种颜色，染制好的成品图案、色彩完全对称，给人以和谐的观感。屏风的上部是色彩鲜艳、枝叶繁茂的大树，其下花叶相向，两头小鹿相迎而立，周围点缀着飞鸟与香草。学者认为这一构图与纹样可能源自西亚。西亚的艺术风格，中国的染色技艺，都凝聚在这件日本皇室日常使用的屏风之上。透过这件屏风，我们可以想见广袤的亚洲大陆上从未停息过的文化交流。正仓院宝物浓厚的国际化色彩，于此可见一斑。

花鸟背圆镜（北仓 42）

这件花鸟背圆镜也见载于《国家珍宝帐》，为光明皇后所贡献的与圣武天皇有关的 20 面镜子之一。圆镜由白铜铸成。所谓白铜，就是含锡较多的青铜。镜背采用细腻的浮雕技巧，以圆钮为中心，花瓣与祥云呈放射状散开，云端又开出枝叶，花蕊与飞鸟点缀期间，空白处勾勒出翩翩蝶舞，画面丰富而又精细，展现出制作者高超的技术水平与独特的巧思。经过现代学者对其金属成分的分析，发现其金属组成与唐代的铜镜相近，因而可以认为是来自唐朝的舶来品。

黄金琉璃钿背十二棱镜（南仓 70）

提到镜子，就不得不关注这件黄金琉璃钿背十二棱镜。正仓院展每年都会选出一件藏品作为中心藏品，用作展览海报、参观券以及图录封面的图案。今年的中心展品正是这面形制瑰丽的古镜。该镜是正仓院藏品中唯一的银制镜胎，也是唯一的“七宝”制品。所谓“七宝”，指的就是金属珐琅器，可见其价值非同凡响。镜背用黄金雕造出大大小小十八枚花瓣，表现出三朵同心宝相花。花瓣之上再施以黄绿色琉璃质釉彩，釉面光亮，色彩浓重，花纹的边线则用金丝勾勒。镜背只用黄、绿、深绿三种颜色就表现出极富层次感的设计，令人惊叹。由于镜背的宝相花形与唐代流行样式相似，因此有学者怀疑该镜为唐代制作。倘若这一推测属实，那么这件文物就是唐代已存在金属胎珐琅器的重要证据。

乐舞诗书

乐器是每次正仓院展都不容错过的重要角色，这张新罗琴更是本世纪首次展出，十分难得。从名字就可以看出，它是一件来源于朝鲜半岛的舶来品。新罗琴，又称伽倻琴，是朝鲜半岛古老的弦乐器。相传 6 世纪由朝鲜半岛南部的伽倻国嘉实王仿照中国的筝创制而成。其后传入日本，在日本被称为新罗琴。因此这件乐器虽名为琴，却与筝更加亲近。

新罗琴（北仓 35）

新罗琴的琴体选用桐木制作，从中间将原木剖开，把凸面制作成琴面，琴弦共 12 根，一柱一弦，琴尾处是羊耳形的系弦板。本次展出的这件新罗琴是《国家珍宝帐》中记载的两张“金镂新罗琴”于弘仁 14 年（823）从正仓院出藏时，代为入藏的两张新罗琴之一。其长超过 150 厘米，琴身用金箔丝勾画出精致的轮形草花纹与凤凰纹。

新罗琴·细节（北仓 35）

在一场盛大的乐舞中，头戴面具，欢快起舞的伎乐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环节。这一件伎乐面具上次展出更是在“遥远”的 1960 年了，真是名副其实的“一期一会”。伎乐是一种室外表演的假面舞剧，在飞鸟时代从中国经百济人传入日本，主要在宗教法会或宫廷雅宴等场合举行。《日本书纪》记载推古天皇时期，百济人味摩之归化，将伎乐传入日本，称“学于吴得伎乐舞”。正仓院保存了大量伎乐所需道具。

伎乐面醉胡从（南仓 1）正面

背面

这件醉胡从面具表现的是高鼻深目的胡人，由桐木制成，将表现涂成红色，表现出醉酒的模样。顶部有动物毛发残留，推测是用马的鬃毛来制作头发。面具的背面有墨书，可以知道是一个叫舍目师的人的作品。在这部伎乐中，由 8 人组成的醉胡从将跟随醉胡王在乐舞的最后阶段登场，举办一场盛大的酒宴。研究者推测，表演者可能是通过表现出烂醉如泥的姿态来营造喜剧氛围。

在印刷术尚未发明的初唐时代，书都是卷轴装，读书的时候双手都需要握住书卷，一手展卷，一手收卷，颇不便利。杨炯在《卧读书架赋》中写道，在书架的辅助下，他“不劳于手，无费于目，开卷则气杂香芸，挂编则色连翠竹”，好不惬意！

杨炯称他的书架“其始也一木所为，其用也万卷可披”，仅凭这一描述仍然很难想象书架的形制。好在，这件紫檀金银绘书几为我们提供了绝佳的实例：一根立柱竖立在带有球形柱座的方形基座上，上方横木展开，横木两端各有一个圆托，形成支架。圆托的内侧再支起细木，细木上安装有两个可以启闭的铜环。当需要展卷读书的时候，就可以打开铜环，将卷轴放入，如此便解脱了双手一直握持之苦。正仓院收藏的这件书几由紫檀木制成，表面用金银泥绘制花草与飞鸟，十分奢华。

紫檀金银绘书几（南仓 174）

紫檀金银绘书几·圆托底部细节（南仓 174）

珍木琳琅

沉香木画箱（中仓 142）

沉香木画箱·开盖细节（中仓 142）

这件沉香木画箱以白檀为底，表面通过拼贴多种木材来构造花纹，这种技法称为“木画”。这件箱子以紫檀为框，将沉香木剪切成菱形或三角形进行拼贴，通过不同的色调装饰出几何纹样，再用象牙、黑檀薄片来区分边界。箱子的下部是紫檀制成的床脚，在染成绀色的象牙表面用拨镂技法雕刻出花草纹样，贴在紫檀制成的床脚上，作为箱子的支撑。箱子里面则用黄赤地小花文锦做内衬。装饰如此华丽的收纳具，很可能是用来放置供奉给佛祖的物品。

绿地彩绘箱（中仓 155）

这件绿地彩绘箱应当也是性质相近的献物箱。箱身用绿色做底色，其上用红、橙、黄等相当明亮的色彩来描绘花纹。箱子边缘贴上金箔，用红色和墨色画出斑点，装饰出近似玳瑁的光泽效果。箱子下部的床脚同样贴上金箔，其上再用墨笔勾勒出唐草纹，看起来像是透雕的金属配件。和沉香木画箱一样，这两件箱子都是进口名贵的原材料，用繁复的工序来加工，营造出精致绝伦的视觉效果。

绿地彩绘箱·顶部细节（中仓 155）

除了这些精美复杂的木制品外，正仓院还保存了 500 多片木质建筑构件，以紫檀木为主，其中大部分可以确定所属部位，包括栏杆、屋檐等位置。形制相同的构件也有大小不同的尺寸，因此推测其本来用作每层规格不同的多层建筑。一部分构件上还贴有金箔，或者留下了曾装饰有金具的痕迹。根据学者最近的研究，发现这些构件实际上是在芯材表面粘贴紫檀薄板，或者是由多个小型紫檀木材聚合拼接形成的构件。看来极为珍贵的紫檀木，古代的大贵族们也都得省着点儿用。

紫檀塔残件（南仓 174）

宫廷风尚

红牙拨镂尺·左边为里，右边为表（中仓 51）

这件红牙拨镂尺也是一件明艳喜人的佳品。其所采用的“拨镂”亦为唐代特色工艺，傅芸子先生《正仓院考古记》中介绍道“系以象牙染成红绿诸色，表面镌以花纹，所染诸色，层层现出，或更有于上再傅他色者，尤形纤丽工巧。”

这件红牙拨镂尺的表面用宝相花作分隔，其间另雕各种珍禽异兽，背面还绘制了篱笆翠竹、高阶大门，叠石绿叶掩映着青瓦小屋，一幅古代的小桥流水，庄园田局就这样在半尺的空间中展露出来。这件红牙拨镂尺的长度即当时的 1 尺，但并不用作实际用途，而是为了宫廷礼仪所准备的。朝廷会把拨镂象牙尺赏赐给大臣，原本是作为节令用物，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碧琉璃小尺、黄琉璃小尺（中仓 111、112）

中国古代的贵族总是在腰间悬挂着各种华丽的佩饰，奈良时代的日本贵族也深染此风。这两件琉璃小尺便是用组绳系起来，被认为是穿在腰带上的佩饰。碧琉璃小尺是使用含铜成分的铅玻璃，从而呈现出绿色，其正反两面用金泥标上 2 寸 5 分的刻度。黄琉璃小尺则是使用含铁和铜成分的铅玻璃，从而呈现出黄色，其比碧琉璃小尺稍长，正反两面用银泥标上 3 寸的刻度。这两件半透明的琉璃小尺中，可以折射出奈良时代贵族风尚的光辉。

碧琉璃小尺（中仓 111）

黄琉璃小尺（中仓 112）

和琉璃小尺相似，这几件琉璃鱼形也是悬挂在腰间的佩饰。在唐代，每个官员都有一个标识其身份的鱼符，以袋盛之，称为“鱼袋”，作为官员入朝时的凭证。三品以上官员的鱼袋用金饰，五品以上的官员用银饰，分别称为金鱼袋，银鱼袋。

深绿琉璃鱼形、浅绿琉璃鱼形、碧琉璃鱼形、黄琉璃鱼形（中仓 128）

正仓院所藏琉璃鱼形正是受这一制度影响的产物，但脱离了符的功能，而只是作为装饰品。挂在腰间的琉璃鱼形五颜六色，光彩夺目，刻线处还涂有金泥，彰显着持有者的高贵身份。这次展出的四件琉璃鱼形中，除了碧琉璃鱼形的原材料是碱性石灰玻璃外，其他都是由铅玻璃块削制而成。

黄杨木把鞘刀子（中仓 103）

黄杨木把鞘刀子·刀身（中仓 103）

除了这些琉璃制品，刀具也常常作为腰间装饰使用。这一套黄杨木把鞘刀子的刀把和刀鞘使用黄杨木制成，银制的带执金具雕刻成鸟衔细环的构思，是奈良时代所喜用的表现手法。

花毡（北仓 150）

“花毡”是指带有花纹的羊毛毡毯。这种织物源自草原游牧民族，而尤为唐人所喜用。一张结实厚重的毡毯在唐代可谓是冬天御寒“神器”。毡毯挂在墙上就是挡风的暖帘，铺在地上就是保暖的坐垫。大诗人白居易就是毡毯的忠实用户，“短屏风掩卧床头，乌帽青毡白氎裘”，保暖的毡垫是诗人能在冬日的晨间优哉游哉的资本。而正仓院收藏的这一件花毡白地蓝花，菱形的叶片与圆形的花瓣紧密搭配，花毡的周缘另用枝叶点缀，呈现出独特的视觉美感。本次展出是这一件花毡继 1965 年后将近 60 年的第一次展出。

正仓院保存的古文书是又一种数量不少的珍贵史料。这些古文书不仅是记载的内容十分重要，其形制本身就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古代文书格式的重要样例。想要了解唐代文书格式，除了敦煌出土文书以外，日本所保存的律令制时代的文书就是绝好的范本。

这件《造佛所作物帐》记载的是负责建造兴福寺西金堂的役所于天平 6 年（734）5 月 1 日记录所有使用材料的报告书。兴福寺西金堂是光明皇后为母亲县犬养橘三千代祈祷冥福而建立的佛堂。这件作物帐现存部分还保留着装饰西金堂的庄严具部分，能看到宝盖和幡上使用的彩色玻璃球的材料等信息。因此这件古文书为研究正仓院宝物制作技法提供了重要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