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夜又想起红薯，又是一番意难平。每逢此时，我缓释焦虑的办法是去网上找找有没有可买的相关书刊。既然想起红薯，那有关于红薯的书吗？一搜，果然有。我选了一种，名为《红薯食谱》，上海市粮食局编，上海文化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定价为9分。这是本32页的小册子，封底的“内容提要”说——

紅薯(山羊芋)是个宝，色、香、味都好。为了適应農業生產的大發展,迎接薯类作物的大丰收,上海市粮食局在全市范圍內交流了制作經驗，革新了烹調方法，編成本書。主要内容，除了介绍紅薯的营养价值、保管方法和处理上的一般常識以外，特別提供了家常吃法約50种，花色多样，价格低廉，而且符合卫生条件，达到美观要求。可以作为里弄居民或伙食团制作紅薯食品的烹調指南，也可以作为推廣食用紅薯的宣傳資料。

封二加花框印了几句伟大领袖的话，摘自“对应举社社长崔希彦的谈话”，说的是——

“红薯很好吃，我很爱吃，最好以后每人在粮食中配给一部分红薯。”

这个内容的“最高指示”原来隐约听说过，总以为别人是在“假传圣旨”劝人吃红薯，今天见到书上印着白纸黑字，没法不相信这是真的。那个年代谁敢在正式出版物上捏造领袖语录？

查网络资料，毛泽东会见这位“崔社长”，是在1958年6月14日。据《人民日报》1958年7月1日报道，毛泽东接见河南登封县应举社社长崔希彦等人时，崔希彦告诉他，应举社今年小麦每亩估计有150斤，全年计划平均每亩产粮800斤。毛泽东说:“你们计划每亩产800斤，小麦每亩只能收150斤，还有600多斤，今年是不是有把握实现亩产800斤?"崔希彦的回答是:"完全有把握，而且争取超过。"毛泽东进一步问:"都有哪些保证增产的有利条件?"崔希彦回答说:第一，我们合作社已经实现水利化;第二，今年积肥大量增加;第三，把低产作物改为高产作物;第四，我们合作社的每一个人干劲都很大;第五，毛主席前不久在《红旗》杂志上向全国人民介绍了我们的社，今天毛主席又亲自接见我们，给了我们宝贵的指示，我们回去一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就会变成我们增产的力量，全体社员的干劲就会更大，产量就会更提高。毛泽东说，好哇!你们这五条都很对呀!他还说，不要很久，全国人民每年就可以平均有粮食1000斤，再过一段时间，每人每年要平均有1500斤，这样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会大大提高……。

网上转引的这篇报道中没有提到“红薯很好吃”，估计原文中是有的。从上下文可知，每亩产量的六百多斤缺口，大概要靠红薯来填了。

7月1日新闻报道中的“最高指示”，9月份出版的书中就已经引用，可见《红薯食谱》这类小册子编写、出版的速度之快。也不奇怪：须知那是1958年，是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代。

也正因为“大跃进”，今天读小册子中的一些数字，我真是不敢相信。比如，1957年红薯最高亩产3万斤，1958年农民提出的指标是最高每亩达到100万斤。又说，广东的佛山已经试制出红薯食品6000余种，上海饮食行业也已提出要制作一万种以上的红薯食品。估计这些数字都属于当时大家争相大放的“卫星”。

但书中也有几句话透露出了一点事实：“农民增产了红薯以后，我们不能把其他粮食都收购了，而只给农民留下红薯。因此，城市居民完全有必要和农民一样，大家都吃一部分红薯。”大家明白否，直到1970年代，许多农民仍是不得不把自己辛辛苦苦耕种、收获的小麦、玉米、大豆等粮食交给收购站，配给城里人，而留给自己的是“两红”——红薯与红高粱。所以，我小时候只好天天吃红薯。

我不知道上海人民到底吃过多少红薯，浏览这本《红薯食谱》，我发现书中介绍的红薯吃法，有许多我都闻所未闻。唉！我们老家的吃法太简单粗暴了。下面是1958年上海粮食局推荐给上海人民的部分红薯食谱：

鲜红薯菜饭

鲜红薯蛋炒饭

红薯粉咸泡饭

红薯粉刀切馒头

鲜红薯平包（或花卷）

红薯粉水饺

红薯粉蒸饺

红薯粉夹糖糕

红薯粉鲜肉大包

红薯粉烙饼

红薯粉葱油烙饼

鲜红薯煎饼

红薯粉肉丝炒饼

红薯粉油炸面衣饼

红薯粉荷叶饼

红薯粉酒酿饼

鲜红薯沙

鲜红薯白米粽子

鲜红薯炸蛋鲜红薯百宝泥

鲜红薯片素什锦

葱炒鲜红薯

鲜红薯肉丝羹

鲜红薯炒肉丝

鲜红薯咖喱鸡

鲜红薯炒蛋

鲜红薯炒猪肝

鲜红薯炒腰子

我小时候如果家里吃红薯是这个吃法，我今天还会“戒绝”红薯？照书上说的，那哪是吃红薯？那是“意思意思”，那是“吃个态度”，那是“调剂”与“尝鲜儿”，那是吃的“健康与养生”。城里人吃红薯是生活，农民吃红薯是活命。

胡洪侠/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