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文 不见刻薄文人，久矣。

这恐怕是一种文学软骨症的症候，表明我们无力供养非凡的刻薄鬼。欲说明大文人和刻薄鬼为何同体连枝，费时费字，不如顺手举些名字来得便利。以20世纪为限，掰开手指数数，我们悠闲地发现，那些称得上“大”的文人中，独多刻薄鬼。我提到鲁迅、张爱玲、钱钟书、王小波等名字，大概够意思了。你能找到反例吗？即，刻薄度不如上举四位，优秀度却有过之？难。也许沈从文算一位，但那不过说明，文学上的事不比科学，不宜追求物理定律式的精确，我且观其大略，可矣。

大略地看，在那些距大作家尚缺一口真气的中国文人里，挤挤擦擦着大量好人善人义人和高人，他们除了步调一致地做不来“刻薄”，还异口同声地谋求用自身的人格——而不是文字的美感和力量——来争取读者。他们擅长把写作问题还原成做人问题，他们坚信，读者只要认可自己具有出众的美德、超凡的境界，自身的文学成就也就水涨船高了。于是，我们不断听到他们提及自己如何殚精竭虑，如何饱含热泪，如何把心交给读者。

说到最后一条，我对已故巴金先生也稍存异议。我毫不怀疑巴金对读者的深情高义，但喋喋再三，难免造成负面影响。大要有二，其一，当读者视“把心交给读者”为巴金的优点兼特点，也会对其他作者构成贬低，好像别人只会“把肺交给读者”。其二，将写作问题置换成做人问题，还会造成文学观上的错觉。曹雪芹人品如何？他是为自己的抱负而呕心，还是为满足广大读者对优秀文学的饥渴、繁荣大清国的文学创作而沥血？老实说我们不得而知，我们知道的只是，他写出了《红楼梦》。我还知道，有些大作家不惜与读者为敌，立志展示一种冒犯之美：冒犯读者，冒犯世俗，冒犯这个世界。——难道，与声称“把心交给读者”的善人型作家相比，他们低上一头吗？巴尔扎克为了还债而写作，雨果也曾迫于生计，司汤达对读者夷然不屑，然其成就如何，神人共见，无待赞词。当普鲁斯特用数万字篇幅惟妙惟肖地再现了一个小男孩的心灵创伤（起因不过是母亲没在临睡前和他吻别），从而像一位把世界纪录大幅提高的运动健将那样，大幅提升了人类文学情感的水平，他还需要将自己对文学的态度，另行昭告天下吗？他写出了杰作，文人的精彩和荣耀悉在其中。

文人自夸美德，不过让人起腻，若是侈陈境界，则会把读者活活愣死。不久前读到一篇刘再复先生的访谈《漫游者和苏格拉底寓言》，其中有些表述，把我愣了好久。在金庸题签的“再复迷网站”上，我看到该访谈以压轴形式收入刘再复《思想者十八题》一书，足见作者的认同和重视。

刘再复提到了一种“第三空间”，他说：“在思维方式上，以前我也是单向性思维，现在完全转向双向性思维了。我完全摆脱了非黑即白的思维框架，因此强调必须有第三空间，价值中立的话语空间。”结合下文，我发现所谓“第三空间”只是一种涂抹了玄学色彩的田舍翁理想。刘再复对李慎之的取向进行了非议，贬为“只是谭嗣同情结，并不是政治理性”，同时又对禅宗及陶渊明遥致了敬意。当然，我尊重任何自愿隐逸遁世的选择，但不会视它为值得尊敬的第三空间。当周边充斥着三聚氰胺化的丑行，不去张扬知识分子的介入立场和批判精神，而是把退避三舍的无为标榜成玄而又玄的“第三空间”，以便用它来替代批判精神，则我恕难从命。我不怀疑刘先生的耳边时有牧笛悠扬，及至人生晚境，得以在一种禅房情境里呼吸吐纳，我也愿意送上人微言轻的祝福。但是，把这份禅房心得漫无节制地夸大，甚至声称找到了“精神家园”，享受到了“回归家园的大快乐感”，就过分了。——附带一提，这话苏格拉底可不敢说。作者一面呈现出“得大自在”的大士模样，俨然每个字里都嵌着一颗念珠，每句话里都闪着思想精光，一面却不过告诉我们，他有休息的权利，有吟唱“归去来”的自由。这份权利和自由，本来是不消多说的，但因为作者提到了“大快乐感”这一凡人难以问津的生命境界，读者就只配连连点头，并在他带功报告般的笑声感应下，相信作者确已“进入很深的精神层面”，并且“穿透了很多书本，打通了中西文化的一些血脉”吗？

这类把自己善人化、高士化的倾向，若是任其滋长，确会生成一种负面生态，并迫使真正的刻薄鬼文人难以存身。大家都把劲儿使在人格矜夸之上，长此以往，文学用以烛照人世的功能难免随之消歇。我之前提到刻薄鬼文人，你会发现，他们无一热衷此道，个别家伙还宁可反其道而行之。当然，我说刻薄鬼，只是一个抽样，大文人不乏刻薄鬼，不等于刻薄鬼即大作家。此事甚明，幸毋误会，我就不多解释了。

2009年4月25日

（《望文号脉》，作者周泽雄，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定价：3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