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文 稻草人战术，是针对某类低劣批评的描述。大意是，为批评对象虚悬一个过于幼稚不堪的观点——好似农人矗在稻田里的稻草人——以便自己舒心快意地痛下杀手。我们知道，田地里的稻草人是吓唬麻雀的，出现在批评文章里的稻草人，作用亦限于此，一旦对方并非麻雀，该战术立告失灵。

不用说，论证一个无需论证的浅显观点，也是稻草人战术的一大变种。我若集结了洋洋五千言的文字甲兵，就为了说明一个谁也不曾犯过嘀咕、或正确得导致其反面论点无从立足的观点，我当然不能指望得到喝彩。有部电影叫“笑比哭好”，作为电影名固然无可非议，还颇为别致，但把它视为一种观点就过分了，难道，在他论证之前，别人都傻傻地认为“哭比笑好”，以至非要得到他的指点吗？

中国式传统文学批评侧重于鉴赏，偶有辨疑析难，也较少观点上的交锋。对于文字里的诗意趣味，我们的前人兴味盎然，至于观点是否经得起推敲，则懒得挂怀。在他们眼里，表达的生动和意境的唯美不仅意味着一切，甚至取代了一切。一个传统文人通常无需为自己观点的幼稚而汗颜，只要他的语言足够新鲜别致，哪怕见解平庸无奇，他照样有望大把大把地收获崇敬。自先秦以降，欲在传统文人里找到一位以思想深刻、见识超拔而为人称颂的文人，不啻大海捞针，而要找到以优美的文词、怪诞的玄机和特立独行的行为而著称的文人，却绝非难事。我们发现，“思维的难度”这一批评行当里的重要标准，在传统文人墨客里遭到大面积忽视，好像它不够格成为衡量文章高下的参数。流风所及，即使某君真要论证“笑比哭好”，旁人也可能视若寻常了。

按说，稻草人批评的缺陷只是表现为思维方式的浅显幼稚，我就无权把它追究成“左道批评”。所谓“左道”，总该流露出若干邪气，方得入此“旁门”，而将幼稚痛斥为“左道”，性质上相当于嘲笑生理缺陷者，那是绝对要不得的。此言甚确，是故，且容我结合自身遭遇的实例，继续下文。

前不久，若干政协委员联名倡议设立“国家阅读节”，为加强说服力，倡议者还以犹太民族热爱读书为例，试图说明“国家阅读节”的设立，有助于国人养成犹太人的阅读习惯。我在小文《掂量一下“国家阅读节”》里提了些异议，我说：“犹太人热爱读书，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民族共识，并非借助政府引导。一个民族是否热爱阅读，需要一套有系统、有渊源的文化传统在背后支撑。在该传统里，知识及智慧具有自足性，与铜臭或官场全无瓜葛。一个满脑子想着‘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读书人，天然在这种传统之外；一个满脑子惦记着‘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传统儒生，即使学富五车，也不配与犹太人心目中的阅读相提并论。”我这段话是否高明自当别论，但意思还是明白的，不会有多少致歧空间。谁知杂文家韩石山先生不以为然，在引用之后，断然喝斥道：“这话也太离谱了。读书成名总比做恶成名好吧？货与帝王家，总比打家劫舍、杀人越货好吧？一个封建时代的士子，他不走这条路，你让他去‘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吗？……”

我不知道韩石山先生依据什么太空逻辑，为我推导出了这些歹意。他的稻草人战术似乎是这样玩的，假如有家长指责孩子不要整天玩游戏，依韩家套路，就会被如此棒喝：“这话也太离谱了。孩子玩游戏总比强奸、偷盗好吧？”假如有教师希望初中生不要早恋呢？韩家套路是这样的：“这话也太离谱了，孩子初中谈恋爱总比孩子初中就谋杀老师好吧？”——依这套拳脚路数，我不知道世上还有什么观点，可以免遭韩先生“这话也太离谱了”的训斥。诚然，招法相当幼稚，但是，我能说里面没点“左道”邪气吗？看来，韩先生说理的激情远远高于说理的能力，以至若非把别人的观点歪曲到荒谬绝伦之境，他将不复有批评之勇。稍微有点难度的活计，他既吃不了，也兜不走。

考虑到韩石山先生与我往日无冤，今世无仇，所以，他的批评里虽然不乏左道气，我可不想从中挖掘什么敌意，以笔墨失检视之，可乎？而另一类稻草人批评，就让人毛骨悚然了：虽然论证方式依旧不堪一击，批评姿态却高耸入云，批评者在拒绝展示批评“难度‘之余，可着劲地向某种易被主流舆论认可的标签式论调攀爬，以便将被批评者绑定为与该论调相左的人。这就是所谓的“上纲上线”了，被人如此提溜一下，历史上，甚至会把人家的性命给玩掉。

简单与幼稚，一旦与歹意相结合，也可能生成一种“短平快”的力量。将稻草人批评列为左道批评之一种，就不为无故了。

2008年3月3日

（《望文号脉》，作者周泽雄，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定价：3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