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客/文 网上流传着一句话“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人说这句话是胡适说的，也有人经过考证说胡适没有说过这句话。且不管这句话是谁说的，至少这句话有一定的道理。
就像公司开发某个项目失败了，进行总结时总会有人成为背锅侠。那么清朝的灭亡，谁是那个最大的背锅侠？面对浩瀚的清朝史料，我试着打扮一下。
关于这个问题，我相信很多人的答案都是慈禧太后。确实，慈禧太后对于清朝的灭亡负有直接责任。
1908年11月15日，处在中国历史最有权力的女人排行榜前三甲的慈禧太后去世。
1912年2月12日，袁世凯迫使宣统皇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将权力交给袁世凯政府，清朝灭亡。
清朝末年发生的所有大事几乎都与这个权势滔天的女人脱不开干系。
1861年8月22日，咸丰皇帝一命呜呼，他唯一的儿子6岁的载淳继位，是为同治皇帝。此时正值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翌年，当时被咸丰皇帝留在京城议和的恭亲王奕訢，最终与列强签订了《北京条约》，因此获得了列强的认可。
咸丰临终前，遗命了八位“赞襄政务大臣”，同时又将两枚御印分别赐给了皇后（慈安太后）和懿贵妃（慈禧太后），并颁诏说，此后新皇帝所颁的一切诏书，都要印有这两枚御印才能有效。咸丰的本意是让两宫太后能够牵制顾命八大臣，不至于让皇权旁落，结果却为后来慈禧联合奕訢发动辛酉政变埋下了伏笔。
由于同治皇帝继位时年仅6岁，慈禧意欲垂帘听政进一步掌握大权，但是被以怡亲王载垣为首的顾命八大臣以“本朝未有皇太后垂帘”的理由所阻，因此慈禧怀恨在心，秘密联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訢。而奕訢因被排除在核心领导层之外也对顾命八大臣心怀不满，双方一拍即合。于1861年11月2日发动辛酉政变，废除顾命八大臣，自此后，慈禧登上最高权力宝座。
此时的清朝正面临着内忧外患。政变发生后，奕訢被任命为议政王，掌军机处及总理衙门，总揽朝政。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说：由于奕䜣上台掌权，英国已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并声称由于这一“令人满意的结果”，英国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法国驻华公使也在日记中记载“恭亲王成为执政者，以后的谈判将更易进行”。列强对政变结果感到满意，外患基本平息。
外患既平，清政府开始全力对付内忧——太平天国运动。在湘军、淮军、左宗棠所部新军的持续进攻之下，以及列强雇佣兵“常胜军”的协助，再加上1864年6月洪秀全去世，太平天国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这场持续了十四年的农民运动在衰朽的大清帝国躯体上撕裂了一道难以愈合的伤口，加快了帝国没落的速度。
内忧外患均被平息后，帝国迎来了短暂的所谓“同治中兴”，实际上就像一个人死亡前的回光返照。这里面有多少是慈禧的功劳实在难以界定，与其说是帝国统治者的功劳，倒不如说是欧洲殖民主义者推动了这段“同治中兴”。
当时的帝国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欧洲殖民主义者用枪炮敲开了这个老大帝国的大门，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北京被英法联军攻破，明面上能直接掠夺的财富基本被洗劫一空。此时帝国最大的财富就是庞大人口基数带来的贸易市场以及劳动力，因此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被迫开放的沿海五大通商口岸基础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又增开了10处通商口岸，深入到长江等内河流域。
欧洲殖民主义者为了获得贸易所带来的持续性的巨额收益，需要一个稳定的帝国来维持正常秩序。因此他们只需要掌控帝国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海关即可，自1863年起，英国人赫德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5年。可笑的是，1911年9月20日﹐赫德病死于英国后，清朝追授他为太子太保。这可真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虽然赫德本人的专业及德行均有可圈点之处，但并不能掩盖其殖民主义代言人的本质。
然而待在深宫的慈禧并不能理解这些内在的原因，她看似手握大权，实则只能从大臣们的口中了解到事情的一鳞片爪 。正所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但是帝国时代，皇权象征着一切，不管了不了解真相，最终作出决定的只能是手握玺印的那个人。因此从奕訢的遭遇就可以管窥一斑。
奕訢作为慈禧登上权力巅峰的合作者，政变后总揽朝政，推动洋务运动。但其之后的几起几落，足以看出在慈禧的眼中只关注权力是否旁落，对于实际事务则是一窍不通。1865年4月6日，编修蔡寿祺弹劾奕訢，说他揽权纳贿，徇私骄盈，8日慈禧就以目无君上的理由，免去奕訢议政王和其他一切职务。
在慈禧看来，不管是谁总揽朝政，首要任务就是要保证内库花销，至于财政收入能否支撑帝国运转是大臣们该操心的事。所以甲午战争之前占帝国收入四分之一的海关被外国人掌握着无所谓，朝廷为了维持帝国运转一再以海关税收为担保向外国银行及民间商人借款也无所谓。为了重修颐和园和风光大办60大寿，中日甲午战争前，慈禧挪用各类款项数千万两白银。不能说这样的举动直接导致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但至少是罪魁祸首之一。
甲午战败给大清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有两个。一是导致了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大变化。英美等西方列强迅速抛弃大清政府，改为支持日本成为他们在亚洲利益的代言人。二是国内改革呼声越来越高，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所带来的影响，使得维新变法派受到光绪皇帝的青睐，于1898年6月11日发动戊戌变法。
然而，变法最终成了大清帝国的催命符。不管变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只要变法就一定会涉及到权力之争，这就动了慈禧的禁脔。更何况在变法的过程中维新派暴露了“围园杀后”的图谋，这简直就是大逆不道。1898年9月21日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导致变法仅历时103天就不得不接受失败。
变法失败后，光绪皇帝被软禁。但是由于西方列强支持光绪变法，纷纷发照会干涉慈禧废帝改立的决定，导致原定继位的大阿哥溥儁及其父亲端郡王载漪的强力不满。于是乎，晚清最戏剧性的一幕诞生了，1900年6月11日，慈禧最终在载漪及其同伙的挑拨下颁布了《对万国宣战诏书》，同时向十一国宣战。史称“庚子之变”，又被称为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当时北方山东等地正爆发义和团运动。起因是地方宗族与德国基督教传教人员之间的土地纠纷等矛盾所引发的一系列冲突，最终发展为义和拳运动。1898年10月，赵三多等人在冠县飞地蒋家庄(今邢台市威县)竖起“反清复明”的旗帜起义，遭清军镇压而失败。1899年，毓贤出任山东巡抚，提出“民可用，团应抚，匪必剿”，对义和拳采用抚的办法，将其招安纳入民团。于是义和拳成了“义和团”，而口号亦由“反清复明”改成“扶清灭洋”。
慈禧手上有了“义和团”这支民间武装，又见识了一些所谓“刀枪不入”的奇人异士，这才有了向十一国开战的底气。殊不知，在洋枪洋炮面前，“刀枪不入”让“扶清灭洋”最终成了一个笑话。慈禧仓皇出逃西安，八国联军再一次攻入北京。北京作为大清帝国最重要的京城，四十年间两度被西方列强轻松攻破，使得大清帝国的精气神彻底丧失殆尽。
在庚子之变前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山东巡抚袁世凯、闽浙总督许应骙等为了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和各参战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史称东南互保。他们称慈禧的诏令是在义和团胁持下的“矫诏、乱命”，因此违抗支持义和团的命令，八国联军退兵后慈禧也只能捏着鼻子夸奖这些总督做得好。
东南互保可以说撕下了大清帝国最后的那块遮羞布，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国，当最富裕的地方开始听调不听宣的时候，再试图以所谓的“新政”来笼络人心已经不太可能了。在慈禧最后的几年里，唯一值得书写的是，1908年，通过照片外交促使列强在美国的带头下陆续退回庚子赔款约白银3亿两，这笔钱主要用来支持清政府的官派留学生。
正是这些留学生及后继者最终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因此某种意义上来说，慈禧对新中国的诞生起到了助推作用，这正是历史的神奇之处。
从晚清这段慈禧统治期间发生的一连串大事件中可以看出，其内在的发展逻辑一环套一环，基本都是由慈禧的个人意志推动着向前发展。这正是中国古代乃至西方资本主义革命之前世界各国统治机制的问题所在，即国、朝命运基本都是被极个别人所左右，也即所谓的“强人政治”。“强人”强盛则国、朝强盛，“强人”衰弱则国、朝衰弱。
当法定“强人”无法掌控大势时，各路次一级“强人”就有机会填补权力宝座的空缺，但是这个填补过程面又区分为几种情况。
第一种是法定“强人”被完全架空，这个时候次一级“强人”将迎来改朝换代的机会，比如王莽篡汉、东汉末年三国之争等。
第二种是法定“强人”因年幼、昏庸等种种原因导致权力暂时性下放，此时次一级“强人”需要通过取悦或迷惑法定“强人”来获得权力，这个过程往往伴随着阴谋、宫斗等副产品，比如汉朝宦官外戚专权、唐朝后宫干政、明朝宦官擅权等。这种情况在历史最为多见，如果这些次一级“强人”能够获得专权的机会，往往能够为国、朝续命，比如明朝万历初期张居正的专权。
第三种是法定“强人”保有权力却没有主见，做决策时受各方势力想法所左右。当各方势力势均力敌，无法达成专权的机会，往往带来持续的权力斗争，这是对国、朝实力的极大内耗，所带来的伤害尤胜于第二种情况。此时如果叠加气候变化、外族入侵、民间变乱等因素，很容易造成国、朝崩溃。比如唐朝牛李党争、宋朝神宗变法、明末党锢之祸等，尤其是唐末和明末两次著名的党争，将这两个朝代迅速推入瓦解的深渊。
晚清时其实也有发生第三种情况的可能，只不过被掩盖在慈禧的权力阴影下不太明显。施展在《枢纽》第五章里提到晚清的三个政治派别，分别是李鸿章为代表的实用派，以张之洞、翁同龢为代表的稳健派，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激进派。李鸿章所主导的洋务运动经常受到翁同龢的掣肘，也是导致中日甲午战争中出现李鸿章“一人敌一国”情况的重要原因。
正所谓“一根筷子掰得断，一把筷子掰不断”。国、朝是一族人或多族人的集合体，族人中的精英群体所做出的选择往往决定了国、朝的历史走向。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时候，往往能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比如唐朝中期平定安史之乱，之后甚至迎来几次中兴。当大家各打各的算盘、各有各的算计的时候，往往为之后的变局埋下伏笔，比如南宋初期北伐之争，十二道金牌已经注定了南宋的灭亡。
所以，当法定“强人”完全掌控大势，精英群体又能同心协力时，基本就造就了历史上那些所谓的盛世。比如文景之治、明章盛世、开皇盛世、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永宣盛世、康乾盛世等。仔细扒拉下来，加起来不过500年左右，占了上下5000年华夏历史的十分之一。即便是这样的盛世里，也不是人人都能吃饱饭的。
通过上面这段分析，我们再来思考清朝灭亡的账都要算在慈禧头上吗？我觉得不尽然。慈禧确实对于清朝的灭亡负有直接责任，不过，我认为清朝灭亡的根源应该要追溯到乾隆皇帝的头上。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晚清的衰落起源于第一次鸦片战争。正是这一战让西方人摸清了大清这个老大帝国的底细，此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而这场战争的起源是大清与英国之间贸易的不对等。
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在各殖民地所掠夺的人口资源的帮助下，创造出诸多商品，比如羊毛、棉花制成的纺织品，而这些商品需要通过在全世界寻找倾销地来转化为财富、利益。人口众多的大清帝国自然成了英国的目标之一，但是大清帝国承袭了古代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当权者认为并不需要大量的外贸进口。
但是，大清帝国生产的茶叶、瓷器、丝绸又是西方人生活中的必需品甚至是奢侈品。于是，在大清与英国之间的外贸出现了宽出严进的现象，导致英国在与大清的外贸中产生了大量贸易逆差。简单的说，就是英国亏钱了。这对“日不落帝国”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东印度公司将烟土作为弥补贸易逆差的商品大量倾销给大清。
同时，自1775年开始，日本限制白银流出；1790-1830年间，美洲又发生拉美独立运动，导致白银产量锐减。大清帝国外来白银输入大幅度减少，再加上鸦片贸易使得白银输出大增，在这一进一出间造成白银短缺，银贵铜贱的问题随之出现。大清帝国的经济状况急转直下，财政枯竭，国库空虚。这就逼着大清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于是，道光皇帝派遣钦差大臣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这是“虎门销烟”的历史背景。
这场禁烟运动成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1840年6月，英军舰船47艘、陆军4000人在海军少将、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率领下，陆续抵达广东珠江口外，封锁海口，鸦片战争开始，前后持续两年时间，最终以大清战败，大清与英国双方签订《南京条约》告终。
《南京条约》中除了割地、赔款、商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等条款之外，还有一条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大清与英国之间只有广州一个通商口岸，大清大量的外贸商品需要翻越南岭才能抵达广州港，因此养活了一大批广西籍搬运工。五口通商后，外贸商品均就近出口，使得这批广西籍搬运工失业了。再加上银贵铜贱导致民间生活压力骤增，这些成了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诱因。（此观点源自《枢纽》第五章）
而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诱因，大清与英国之间贸易的不对等则源自于乾隆皇帝的决定。1793年，英国外交使臣乔治·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访问团，以给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携带大量礼物前往大清，目的是为了打开与大清通商的大门。
当时，乾隆皇帝83岁，已在位58年，即将达成他爷爷康熙大帝在位60年的记录。在一年前，即1792年乾隆撰写《十全记》，在文中以十全老人自居，正是志得意满之时。结果马戛尔尼觐见前两次闹出礼仪之争，觐见时又当面提出涉及割地和免税的要求，这让一向以天朝上国大皇帝自居的乾隆如何能忍？断然拒绝了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提出的通商请求，也因此关闭了东西两个帝国之间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商贸问题的通道。
彼时的大英帝国正处于上升通道，而大清帝国在乾隆皇帝的碌碌无为及好大喜功下已经进入下降通道。清朝所谓的康乾盛世主要是由康熙皇帝和雍正皇帝打下的基础，乾隆皇帝不过是那个摘果子的幸运儿。
纵观乾隆一生，早期尚能勤勉于政事，文治武功均有可圈点之处。然而从中期开始，耽于享乐，六下江南，游逸挥霍，耗尽国力民财。到了后期，更是任人唯亲，昏庸无能，导致和珅专权24年，最后留下“和珅倒，嘉庆饱”的民间传说。
正所谓“一饮一啄，皆有前定”。正如慈禧晚年的照片外交蕴藏了新中国诞生的机会，乾隆晚年的这场外交活动则揭开了清朝灭亡的序幕。
伴随着盛世而来的往往就是国、朝崩溃的起点。就像正弦曲线的抛物线顶点，在抛物线左侧爬升阶段看到的都是希望，一旦越过顶点来到右侧，满眼都是向下滑的绝望。或者说像极了我们外出旅游时经历痛苦而漫长的爬山和下山，只为了观赏山顶那一瞬间的美景。
只不过作为个人我们可以选择看或不看这个风景，而历史大势不会给我们选择的机会，所有个体汇成的历史大势裹挟着每一个个体不由自主的向前发展着，没有哪个个体能跳出这个大势，这是个体的幸或不幸？
如果将历史看成一条大河，每个国、朝看成一艘大船。顺流时，那些精英个体就是掌舵的舵手，要掌控大船随时避开河流中的暗礁和险流；逆流时，那些精英个体则是岸边拉纤的纤夫，要拉动大船艰难前行防止船毁人亡。
所以会有精英个体选择不当这个舵手或纤夫，而是去到其他大船上当一个船客，好像其他大船不会倾覆似的。其实在历史这条长河中，所有大船的命运都是一样的，区别只在于大船能在长河中行驶多久，这取决于所有精英个体的选择。
普通人有选择的机会吗？答案是有，但是机会有限。古代唯一的机会是在个别精英个体的带领下重新打造一艘船，代价可能是九死一生。现代则要通过不断努力让自己成为精英个体，尽可能多的掌握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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