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何书写，是个老话题。

孔子讲"述而不作"，基本就代表了中国的传统史观：官方修史，重在史实，讲清楚，说明白，足矣。史官书写历史，是还原，是回归，不是说故事、讲话本。就好像杀人现场的复原，本质是很枯燥的专业法律程序和医学过程，若变成侦探小说里的推理，一下就好看多了。

所以茫茫中国浩浩荡荡二十四史，只出了一个司马迁。他的作品，既是史家绝唱，又是无韵离骚。就算没读过原书，司马迁三个字，总归是家喻户晓。"前四史"的其他三部，文采公认，作者名字班固、范晔、陈寿，还算熟悉。再往后就难说了，《隋书》是谁写的？《晋书》出自何人之手？《辽书》作者姓甚名谁？恐怕绝大多数普通读者，都要挠头。

我倒觉得这恰好是历史书写者必备的职业素养。本来么，个人仅为沧海一粟，唯有历史不朽。但凡能和历史一道共存，被人长久铭记的个体，本身就已经成了历史。要么得拥有不世出的才华和视野，要么就是刻骨铭心的亲历者。司马迁算是两者兼备，难怪《史记》最伟大。

读《史记》中的描写，我常疑惑，太史公的笔法栩栩如生，仿佛每个场景，他都亲历。事实上，后期的一些历史著作中，有学者就引用最新出土史料来质疑过司马迁书写的真实性。

这丝毫不影响《史记》的历史地位。司马迁出身史官世家，先天优势明显，可以接触第一手史料，自己并也不是枯坐书斋，而是走南闯北，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加上对史料的爬梳融合以及编排布局能力均属一流，作品流传后世，就无可厚非了。简而言之，比他能写的，没资格没渠道没背景，和他同僚为官的，文采没他好，又不如他努力。

关键在于修史的资格。世间不缺老实干活的，缺的是天才。司马迁只有一个，剩下的皆为芸芸众生。渐渐地，界限开始明晰起来，一边是正襟危坐主旋律，一边是谈笑风生故事会。一为正史，一为野史。有人会在前者中找寻为政为官之道，有人靠后者打发时间找乐子，有人从前者中学会了敬畏历史，有人把后者变成最为重要的创作源。

世人喜读野史笔记之类，倒也正常。居庙堂之高，食君之禄为君分忧，这种人毕竟少。更多人身处江湖之远，嘴里吃着江湖饭，脑子里想的，也是江湖事。落到历史阅读上，就是正史束之高阁，少有人问津，野史、故事、传说之类，津津乐道流传甚广。不信去问诸多所谓历史爱好者，别说二十四史，就看前四史，甚至光《史记》，通读的能有几人？能把后世改写的通俗版白话版通史纲要读完，已是难事，何况更多人普遍时间紧张，好像只够花半小时读完漫画中国史。

正史不易读，有其原因。中国的传统政治，是大一统，史官修史是国事，著书立传，登堂入室，代代相传。普通老百姓，本来就不是目标读者。而坊间写史，只能口述耳闻，寻章摘句，流到哪算哪。这和西方的历史书写，截然不同。希罗多德写历史，是零散的碎片，是个人的视角，与中国的国家行为政府动作，完全两码事。为何？西方就没有大一统的概念。

此中差异，影响深远。读中国传统历史书写，纲举目张，条块清晰，而且多为宏大叙事；西方常见零敲碎打，以小见大，往往倒也别出心裁。中国读者读来，自然感觉新鲜，江苏人民出版社"海外中国研究"系列、社科文献旗下甲骨文丛书，包括前两年大火的《讲谈社中国史》和《哈佛中国史》，都是这样的套路。

中国的历史书写，也因此受到了影响。近年比较受欢迎的龙应台、王鼎钧、齐邦媛等人，拥有港台和海外的背景，与传统的史学训练无涉，加上本身就是经营文字的行家，他们回顾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作品，给国内读者带来了巨大的视觉与心灵冲击。随之而来的，是历史书写方式的悄然变化，口述史、个人史蔚然成风，民间写史论史如雨后春笋。

这或许就是历史不断书写的意义所在。有些场景，我们无缘亲历，有的时代，我们已然错过。但是我们有权利去记录当下，也有责任去回望过往。一方面，我们的史学传统依旧秉承宏大叙事，让我们的历史书写永远保有条分缕析的逻辑性，另一方面，时代的便利也赋予了每一个人从自身视角诉说历史的无限可能。

抚今视昔，我又一次想到了《史记》。它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正是由于太史公对历史本身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同时苦心经营笔下的人物与场景。历史可以被不断书写，观念立场可以各有不同，唯有对史实和文字怀有充分的敬畏，才能在长河之中，有份立足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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