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超/文 “通过这个戏，是更感悟了什么叫‘同呼吸’。”

陈凯歌导演自身，正是抗美援朝历史的同龄人；但即便对于他们来说，也依然需要探索这一篇章在当代的叙说。陈凯歌把自己重新放置其中去感受，再将这种感受释放到与新一代观众的对话中。

怎么能够拍得不大一样？

战役之外我们还能传达什么？

怎么使它对人们的心灵能量更大？

这是围绕“志愿军”三部曲，导演与团队自设的三个重要题目。

有形的史实只是基底，陈凯歌此次在寻找的是一种“无形之气”，它贯穿于1950年至1953年间抗美援朝的众多战役中，落在每一个志愿军战士身上，落在每一代中国人身上，自然也延伸至当下的观众面前。找准这股“气”，就可以寻找到连通70年前的时空桥梁。

“志愿军”三部曲，如何拍得不一样？

面对抗美援朝这一重要历史题材，从浩如烟海的素材中进行拣选和取舍无疑是难点，而如何既能聚焦一个连队、一场战役，又能将其放在历时三年的作战全景中展现，也需要有机的统筹。

更进一步的，在史实本身的基础上，作品将传递出怎样的思想和意境，唤起当下观众的哪些情感联结点，亦是创作者们的自我发问。

“我们怎么样能够拍得不大一样？”陈凯歌与团队进行创作时，思考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恰当而更有想法地完成经典题材的呈现。

在以往的作品中，陈凯歌“写实与写意并行”的作者风格，曾一次次地为影片营造出既脚踏实地、又富有诗意的特别氛围，而这一思路，也被延续到了《志愿军：雄兵出击》的创作中：战场的艰辛、理想的浪漫被糅合在了一起，成为影片的基石和底色。

“我觉得还是两条腿走路的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能够让我们所说的写实跟写意都动起来。”陈凯歌将写实、写意比作人的两条腿，“你要没有写实做底子，可能这个步伐不会很坚实，但是你如果没有一点浪漫，可能就走不远。”

“写实是电影的基础。”在一部讲述厚重历史的影片中，陈凯歌首先牢牢抓住的是现实的把手，力图细致、恰如其分地还原历史现场。

在拍摄本片多个不同历史场景的戏份时，摄影指导赵非贡献了许多独到的想法，比如如何处理毛主席身处菊香书屋时的光线，如何把握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召开记者会时的气氛，这些都直接影响到了叙事效果和影片风格。

曾与陈凯歌导演合作过《妖猫传》、有着丰富搭景经验的美术指导陆苇，在这部新作中遇到了搭建野战外景的挑战。“三所里这个村落怎么布局？战斗主要在哪个方向展开，在什么区域展开？事先如果没想好就比较被动。”陈凯歌告诉我们，外景的搭建曾经经历了多次推翻重来，陆苇总是在现场带领美术组连夜奋战修改。

当“写实”为影片提供了足够坚实的基础后，陈凯歌考虑的一个更长远的问题是：“在重要的战役之外，我们还能传达什么、表达什么？”

他这样描述道：“我一直在想这股气，这个‘无形之气’，这个东西才是真正能够使影片扩大的因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于是，陈凯歌将寻找、感受到这股“气”作为影片创作的重要动机，在承载了更多空间的三部曲形式中，以志愿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李默尹、志愿军第63军118师1营教导员李想、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翻译助理李晓这一家人为线，以重要节点及战役为面、战场上高光的无名战士为点展开叙事，一步步将故事与情感层层推进。于是，小家与大家、个人与群像借这股“无形之气”被串联起来，逐渐延展出生动具体的故事。

“无形之气”，串起大篇幅与小个体

“我们说志愿军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或说是一大群人，志愿军是一个整体。”

陈凯歌认为对于这部作品来说，在叙事过程中需要特别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如果仅仅聚焦某个人物、某位演员，与《志愿军：雄兵出击》的片名本身也是不符的。他也意识到这绝非易事：“我们篇幅这么大，但是能够给予个体的又那么小、那么少，我们怎么能够用两三句话、一两个动作就让观众留下印象呢？”

“这个戏应该就是有众多的人物出现在观众的视线内。”陈凯歌从一开始就确定了将群戏作为创作的方向，把“不管文戏、武戏都要写人物”作为创作标准，无论每个人物本身的篇幅大小，都通过特别的设计，为他们释放感动人心的力量。

比如在设计和拍摄武戏的过程中，不仅仅是完成“打”的动作，而要在动作之上赋予人物性格。陈凯歌举例说，在松骨峰阻击战的戏份中，一名年轻的战士看到自己最好的战友牺牲的时候，他立刻就拿出手榴弹、毫不犹豫地冲出去，这就是在表达人物的个性一面。

为了能够最大程度地发挥人物的表现力，陈凯歌设计了“史实人物”与“原创人物”同场出现、同框出现的方案，让原创人物来承担一些情节创作上的情感流露。比如，我们可以在影片中看到当毛岸英以“刘秘书”的化名出现在前线时，他与通信排的新兵“杨三弟”之间有一些动人的互动场景，杨三弟本身也是战争中新兵的一个典型形象。

陈凯歌导演所意图寻找的“无形之气”，其实就藏在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形象之中，他们是属于志愿军的独特精气神，是每一位中华儿女世代传承的家国情怀；在对“志愿军”作为一个整体的描绘中，这股“气”在每个人物中传递，也在叙事上串联起了时代的篇幅与心系国家的每一个个体。

许多优秀的演员在这部影片中展现了与角色恰到好处的融合度。贯穿三部曲第一部作品的人物李默尹，在陈凯歌眼中是一位“贡献智慧”的高级参谋，他认为由气质相符的辛柏青来扮演这位早早参加红军、又主动奔赴前线学习如何应对现代战争的人物，“格外合适”；王砚辉也在导演的鼓励下完成了饰演彭德怀的挑战，陈凯歌认为他很好地把握住了人物率真与严厉的两面；毛岸英在陈凯歌看来“天然的有一种谦让的感觉”、对他人总有真挚的关心，魏大勋身上的质朴感，让他与角色十分吻合；张宥浩所饰演的角色杨三弟将贯穿整个三部曲，在导演的指导下，他以眼睛的表演为入口，准确地展现了人物自责的内心与成长的历程；同时，陈凯歌认为黄晓明饰演的第38军113师师长江潮“分寸拿捏非常准确”，内心“心细如发”的江潮在战斗中用笑容和乐观的态度，为战场带来“很不一样的”氛围。

对人物的表现伴随了整个叙事进程，曾通过历史书本、报告文学等文字为人们所认识的志愿军战士们，在电影影像中立体为一个个更加生动的、可触摸的形象。

人性化展现史实，实现与当下观众的“同呼吸”

作为一部以史实为创作基础的影片，《志愿军：雄兵出击》邀请到军事和历史专家，帮助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在这其中，陈凯歌发现通过大量的史料阅读，让许多以前不甚了解的细节浮出水面，并为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养料。

比如，志愿军战士用来对抗敌人坦克的、简陋但有效的自制武器“燃烧瓶”，在战斗场面中被多次具体地展现；再如，“无线电静默”的细节也让观众感受到志愿军战士不顾安危的战斗决心。

同时，影像的表现也绝非一种完全直白的复述，剧本基于史实的联想能力，往往能够站在历史的角度去看历史，产生独特的艺术效果——比如影片中将“举手”的意象，应用在了外交战场“联合国会议中国控诉美国”与前线战场“呼唤战役幸存者”的蒙太奇效果中，令人动容。在这一点上，陈凯歌认为要感谢编剧张珂有着对史实极强的把控能力，“我们提出一个要求，他可以信手拈来，某一件真实的事情跟这个有相像的地方”。

影片对于史实的展现也是人性化的，“减少伤亡，保存自己才能消灭敌人”的战斗原则在片中被一以贯之。“珍惜士兵的生命是影片的主题之一”，陈凯歌举例说，由王骁饰演的38军军长梁兴初在影片中“尽量减少牺牲，战士们打仗都打得看见新中国了”的诉求体现了这一主题，松骨峰战斗中“不管谁活着，都要把三连剩余的人带回去”的誓言也是印证。

大量的战斗场景是影片中的重头戏之一，能否有序、真实地还原情境，是难点，也是让观众能产生连接与共鸣的前提。“战争戏的声音元素太复杂了，比如说五分钟的戏里，你可能有上千条甚至更多的声音元素要进入。”陈凯歌这样感慨；而担任影片声音设计的王丹戎、混录师祝岩峰等也为此付出了大量努力。导演也期望影片的作曲能够在音乐中融入表现精神层面的元素，全面地营造有情感感染力的氛围。

陈凯歌从项目开启时的初心，就是想去探索一种“能够跨越时空、能够使今天的观众感同身受的、能够非常感性地去接受这部影片中间所传达信息的可能性”，影片能够为观众带来的真切感受就是他最在意的目标。

“70多年之前志愿军的那个‘呼吸’，我感觉到了”，陈凯歌这样形容自己创作“志愿军”三部曲的感受，而这种“同呼吸”的感受，也正通过他所创作的影像，传递给银幕外的观众。

图片来源：《志愿军：雄兵出击》公开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