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24日，白宫传出震动全球科技界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签署行政命令，启动名为“创世纪”行动（Genesis Mission）的国家级AI发展计划。
这份被白宫幕僚称为“堪比曼哈顿计划的世纪蓝图”，以“举全国之力突破AI技术壁垒、巩固全球主导权”为核心目标，标志着美国将人工智能从产业赛道全面升级为国家战略核心，一场覆盖政府、企业、科研机构的“AI总动员”就此拉开序幕。
而特朗普的背后，并非传统政客或房地产商。他们是一群来自硅谷的技术精英：彼得·蒂尔、亚历山大·卡普、埃隆·马斯克、大卫·萨克斯……
他们不靠选票上位，却深度塑造了这场国家转向。他们信奉一种被称为“技术加速主义”的思潮，主张用工程思维重构政府，以硬科技捍卫西方文明。如今，他们的理念正通过“创世使命”变为现实——一个由算法、资本与国家权力共同驱动的“科技共和国”，正在成型。
曾经的“美国精神”，正在悄然消失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是一个靠“故事”凝聚起来的国家。
和中国不同，美国没有绵延的历史、深沉的文化，没有五千年的历史积累，没有同宗同族的血缘纽带，也没有从宗法、礼制一路传下来的文化一致性。这个国家能成立、能扩张、能团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相信同一套故事——足够宏大、足够有感染力的叙事。
这些叙事，是美国社会运转的精神底座：它告诉你美国是谁、美国要去哪里，以及每一个普通人的努力为什么“值得”。
第一个是支撑美国建国使命感的叙事，是宗教性的宏大愿景——“山巅之城”（City upon a Hill）。
清教徒踏足北美大陆时，把自己想象成被上帝选中的群体，肩负着在人类世界建立一个“新耶路撒冷”的使命。这种使命感让早期美国社会产生一种独特的精神连续性：他们相信自己不是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一个承担着文明方向的民族，甚至“在替上帝写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这种略有自负的使命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行之有效：它让个人的奋斗与国家的命运绑定在一起，让冒险变得合理，让牺牲变得有意义。美国的扩张、革命、工业化……很多行为其实就是这种宗教叙事的世俗化延展。
第二个叙事，是几乎人人都听过的“美国梦”（American Dream）。这套叙事简单粗暴且极具吸引力：无论你是谁，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改变命运。
这是美国对全球最具吸引力的叙事之一。它让人相信：你的成就不由出身、种族决定；努力一定会被看见；国家是一个愿意嘉奖奋斗者的开放舞台。“你做不到，是因为你还没做到”；“只要肯干，就能一直上升”。
这套叙事是美国吸引移民潮的最大“品牌资产”。在20世纪，美国繁荣的经济增长、扩张的中产阶层、不断出现的新行业新财富，都在不断给美国梦背书。这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很多国家的社会结构是“现实主义”，美国却是“理想主义”。
但现在回头看，美国梦之所以长红几十年，是因为它依赖两个条件：经济高速增长和持续扩张的机会结构。一旦机会缩窄、财富固化，这个神话就会开始漏风。
第三个叙事，是美国长期对外、同时也对内自我暗示的——美国是“自由世界的领袖”。
二战之后，美国成了全球秩序的中心，不只是政治和军事意义上的“超级大国”，更是全球现代化的标准的制定者。科技革命、市场经济、自由贸易、美元体系、民主制度，这些都被包装成美国向世界输出的“普世道路”。硅谷、航天计划、微芯片、互联网的诞生，都在为这套叙事提供现实证据。
文化层面，美国更是无孔不入——好莱坞、麦当劳、NBA、iPhone，让“美国式生活”成为全球中产的共同想象。世界越是消费美国文化，美国人越相信自己站在文明前沿：我们必须强大，因为世界需要我们；我们的制度必然成功，因为我们是“世界灯塔”。
无论是“山巅之城”的宗教使命感，还是“美国梦”的个体奋斗承诺，还是“自由世界领袖”的自我角色，这三个主流叙事共同构成了美国曾经的精神底座。
然而，这些框架正在迅速破碎。
宗教性的使命感淡了；美国梦被现实拆穿；自由世界领袖的地位受挑战。一个靠故事维持凝聚力的国家，一旦故事崩了，后果不仅是“精神空心化”，还会连带经济、政治、文化乃至社会都开始震动。
身为硅谷精英的亚历山大·卡普（Alexander Karp），将这样的美国形容为一个“断线的气球”。他所看到的是，硅谷在过去数十年里不断趋于内向化，不再致力于那些真正关乎国家安全与民生福祉的重大项目，而是将精力倾注于狭隘的消费产品领域。一家又一家初创公司迎合着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各种浮躁偏好，却对建设能应对国家最严峻挑战的技术基础设施毫无兴致。
然而讽刺的是，这些硅谷巨头的“冷漠”，恰恰脱胎于上述令美国人引以为傲的“故事”内部。“美国精神”自己孕育了自己的反对者。
在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工程师们，从未经历过真正的动荡。他们坚信，其当下所享有的社会秩序与相对安全舒适的生活，只不过是美国事业正义性的必然结果，司空见惯，理所当然。至于国家为保护他们自身及其利益所付出的艰苦而具体的努力，早已在宏大的“美国精神”中坍缩为下午茶时间里的一个个谈资。
正如卡普在其新书《科技共和国》所言：“我们的教育机构及更广泛的文化土壤催生了一批新型领导者，他们不仅对世界持中立或不可知的态度，更严重丧失了形成独立真实世界观的能力。这种内在信念的缺失使他们极易沦为他人谋略与设计的工具。整整一代人都面临丧失批判性思考世界及其自身定位能力的危险。”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特朗普2.0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