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财经沈阳6月26日电（记者张逸飞 李宇佳）在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北京人才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与合作报告2026》，报告指出在科技全球化深入推进、国际科研合作网络持续织密的时代背景下，兼具广泛学术影响力与卓越创新能力的顶尖科学家跨国流动与协同，正成为重塑全球创新生态的关键变量。人才流动呈现哪些新趋势？如何留住优势人才？为此记者专访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吴江，就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记者：当前，全球顶尖人才流动正在从单极吸引向多极化演变。中国在这一多极化格局中应该如何定位自身的角色？

吴江：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对人才的需求是全方位的，无论是在产业链、教育链还是科技链，人才的数量还是不足的。因此我们对于人才的流动需求也会持续增加。

当前中国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需要人才，我们现在提出来高技术人才的移民政策，也是为未来我们的常态化发展人才做准备。今天只是技术移民，未来可能会有一些投资移民。我们要通过人才的多极化流动，同国际上的各个国家进行接轨，同时参与到移民制度的治理当中，让人才的流动能够畅通。

这些流动归结于一句话就是配置能力，我们应该提升中国在全球的人才配置能力，既面向全球培养，也专注于自身培养。所以人才流动必然是多元的、多极的。

记者：根据《全球顶尖科学家流动与合作报告2026》，顶尖科学家国际流动最活跃的年龄是40岁到50岁。如何看待这个数据？如何让更多更年轻的人才在国际上活跃？

吴江：人才流动的年龄跟流动的需求有关。当人才获得一定科研成果，到达天花板的时候就需要流动，或者可以称为外溢、裂变，这符合一定的流动规律。中国的人才一般在博士毕业后的十到十五年之间流动量比较大，美国则是五到十年之间。

我认为人才最好的流动年龄应该在40岁左右。30岁到40岁的人才正处于活跃期，对外合作能发挥最佳效应。这个年龄段的人才不流动，一方面反映出他现在还处于科研实验室的阶段，经费等方面还比较充裕；另一方面是这个年龄段的人才还处在拖家带口的阶段，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所以流动的需求也很少。

未来这一趋势可能会有些变化。在AI领域或者AI的人机协同领域，年轻化趋势是必然的。比如在国内凡是AI行业，在25岁到30岁之间的流动率是最高的，未来在研究领域也会是这样一个现象。

从市场配置角度看，全球的人才资源越年轻越好。我们未来应该着重关注30岁到40岁的人才。比如在国家重大课题、重大项目上倾斜，打通职务晋升的渠道，以及缩短其发明成果的商业转化时间，发现好苗子就给予认可，切切实实把35岁以下年轻科研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这才是国家政策上需要考虑的。

记者：目前中国已经有十个城市跻身全球流动规模前五十了。这些中国城市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时做对了什么？随着城市之间开放升级，如何平衡创新型前沿企业外流和城市本身的发展？特别是对于东北城市而言？

吴江：这些城市实际上都存在虹吸效应，比如全省资源的集聚、国家战略布局的支撑。在我们还没有充分科研资源条件下，以往的一些重大项目、重大装置只能布局少数有条件的城市，这是客观存在的。

但从另一个角度要看到，这些中国城市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时习惯于主动出击。特别是沿海一带城市，都和走出去有关。比如深圳，凭借走出去的开放意识和外向型产业逐渐发展壮大。深圳还通过开展合作办学，逐渐弥补了原本教育资源不足的短板。此外像华为、腾讯这些企业，也通过走出去实现发展壮大。

当前一些城市在吸引人才方面视野还不够宽，很大程度源于环境问题。如果一直处于不开放的环境，不同外面接轨，不放开人与人的合作，是很难实现创新发展的。城市之间越开放，对于城市的创新升级越有益。

城市越开放，相关的企业、人才走出去的需求也会更多，这其实是城市发展的一个阵痛阶段。任何城市都不能单纯依赖过去的辉煌，也不能盲目同其他城市比较，而是要集中精力打造自己的比较优势。比如大连，聚焦软件、服装特色产业长久扶持，挖掘东北财经大学、大连海事大学特色高校、教育资源，紧密扣住本地发展脉搏，做出成效必然留得住人才。

编辑：刘润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