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经济学正在经历一场范式革命，这场革命的根源不在理论内部，而在现实世界。如余政在《数智经济的十大基本理论问题》中所揭示的，AI算法深度介入资源配置、智能决策重塑微观主体行为、区块链分布式记账重构产权与契约逻辑——价值理论、主体假设、要素理论、市场理论、治理理论出现了系统性解释失效。数智经济已形成“数据信息价值+AI智能增值+区块链可信价值”的三维价值体系，“自然人、法人”的单一主体假设被彻底颠覆。
面对这场变革，任何一种单一理论传统都无法独自完成解释任务。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和均衡分析框架，无法解释AI代理的自主决策和算法共谋；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需要回应“智能劳动”的价值测度难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则缺乏对现代数智技术的系统理论化表达。
全球数智化实践正在呼唤一种新的理论综合。IDC预测，全球日活智能体数（DAA）预计从2025年的2860万个跃升至2030年的22.16亿个。Gartner预测，到2026年底，40%的企业应用将集成专属AI代理，AI正从认知工具演变为集规划、决策和执行于一体的“行动主体”。这些实践已经走在理论前面太远。
构建新的数智经济学理论体系，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时代赋予中国学人的重大使命。本文尝试以“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方法论指引，探讨融合创新的基本路径。
一、何以必要：单一理论框架的系统性失效
1.1 数智经济对传统理论的冲击
数智经济的核心特征是“智能决策+可信流转”的双轮驱动。一方面，AI让经济系统具备了自感知、自决策、自优化的能力；另一方面，区块链让数字资产第一次获得了可信的确权和流转机制。这两者叠加，使得传统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基本范畴都面临重新定义。
价值理论首当其冲。当AI可以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生成内容、优化决策、创造价值时，“活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这一命题需要新的阐释。主体假设同样被颠覆——AI代理和链上自治体正在成为新型的经济决策单元。要素理论、定价理论、竞争理论、生产组织理论、增长理论、分配理论、核算理论、治理理论——无一幸免。
1.2 单一理论传统的解释边界
西方主流经济学擅长分析个体决策和资源配置，但其“理性人”假设在面对AI代理时失去了根基。AI的决策逻辑不是“效用最大化”，而是“目标函数优化”——这听起来相似，实则截然不同。更关键的是，西方经济学缺乏对技术社会后果的价值追问。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了锋利的社会批判工具——劳动价值论追问价值来源，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分析技术对人的替代，垄断理论剖析资本集中——但对区块链、智能合约等具体技术机制缺乏分析框架。
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整体性思维和价值定向——“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义利兼顾”的伦理观、“民惟邦本”的政治观——但缺少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系统理论化表达。
三种传统各有优势，也各有盲区。单一理论都无法独立应对数智时代的理论挑战。
二、何以可能：三大思想源流的互补性
2.1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提供“魂脉”与批判方法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核心穿透力在于其唯物史观和辩证法。它追问的不是“技术能做什么”，而是“技术在什么生产关系下运行、为谁服务”。在数智时代，这一追问方式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锋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各种经济学理论五花八门，但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分析工具——劳动价值论、资本有机构成理论、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异化劳动理论——构成了数智经济学的“批判性骨架”。
以“一般智力”范畴为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前瞻性地指出，一般社会知识和科学劳动的历史性积累将日益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并物化在以自动化机器体系为代表的固定资本之中。这一洞见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当AI大模型成为核心生产力时——获得了惊人的当代解释力。
2.2 中国传统文化：提供“根脉”与价值定向
中国传统文化为经济学提供了西方传统所缺乏的整体性思维和价值定向。
整体性思维方面，有学者将复杂系统理论与东方太极智慧相结合，提出“太极经济学”，突破传统经济学在“局部均衡”“线性因果”“要素叠加”方面的认知局限。老庄哲学的整体、平衡与和谐思想，为数智经济的生态性发展提供了独特视角。
价值定向方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民惟邦本”的民本思想、“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义利统一”的儒家义利观，为数字时代的数据确权、算法公平提供了伦理坐标。人文经济学继承“富民”“养民”等中国古代民本经济思想，坚持“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些思想资源可以帮助数智经济学回答一个根本问题：技术发展的目的是什么？
2.3 西方各流派经济学：提供“术”与分析工具
西方经济学的价值在于其分析工具和模型方法。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在AI将交易成本推向零的背景下获得了新的解释力——“公司为什么存在”这个经典问题，在“一人公司”和DAO时代需要被重新回答。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可以解释AI和区块链作为“创造性破坏”力量如何重塑产业结构。复杂性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则为理解数智经济的自组织、自演化特征提供了方法论资源。
关键在于，不能“食洋不化”，而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西方经济学提供的是“术”——具体的分析工具和模型方法，而“道”——根本的价值立场和制度方向——必须由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来提供。
三、何以建构：融合创新的理论框架
3.1 “一个根基”：以碳基人为本
这是整个理论体系的价值基石。在硅基智能日益强大的时代，坚持“以人为本，进而是以碳基人为本”——一切技术、一切算法、一切智能系统，都是人的工具和延伸，而不是人的替代和终结。
这一根基来自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也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民惟邦本”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六个必须坚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将“人民至上”置于首位。人文经济学的核心就是以人民为中心——既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作为理论主线，又赋之以具体的文化和经济含义。
“以碳基人为本”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有着深刻的制度含义：价值创造的归宿是人的发展而非资本的增殖；重要决策权必须保留在碳基人手中；分配正义必须以碳基人的福祉为标准；技术发展的方向必须由碳基人共同决定。
3.2 “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为理论融合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个结合”要求理论创新必须立足中国数智化实践。从“东数西算”国家工程到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从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到数字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中国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独一无二的素材。
“第二个结合”要求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精华——民本、义利、整体和谐、天人合一——转化为现代理论语言。习近平经济思想通过创造性结合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经济伦理和价值追求，弘扬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传统智慧，形成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现代经济伦理与价值追求。
3.3 “三重维度”：生产力、生产关系、文明形态
在理论架构上，数智经济学应从三个层面展开：
生产力层面，研究“算法-算力-数据”融合驱动的智能生产方式。智能经济的理论源头可追溯至马克思的“一般智力”范畴。以智能体为代表的新型劳动资料历史性地将一般智力理论转化为能动的生产力。这一层面需要建立“智能劳动”的价值测度体系。
生产关系层面，研究数智时代的所有制形式、分配关系和交换方式。“数据二十条”明确提出要建立“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数据要素收益分配制度”，健全数据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数字平台资本将数据所有权转化为“类土地私有权”，使数据要素租金成为垄断性定价的核心构成。这些问题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进行创造性分析。
文明形态层面，追问数智技术的终极目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AI可能成为强化剥削的工具；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人工智能可突破资本增殖的工具局限，转化为“解放生产力、优化社会关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支点”。数字文明的演进路径出现分野——分化为加剧经济失衡的数字资本主义，与强调生产资料共享、有效规制资本、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数字社会主义。
3.4 核心理论命题
基于上述框架，新的数智经济学理论体系应围绕以下核心命题展开：
价值论：在坚持“活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基础上，发展“智能劳动价值论”——将AI的“劳动”理解为“总体工人”社会劳动的凝结与再释放。
主体论：从“自然人-法人”二元结构扩展为“自然人-法人-AI代理-链上自治体”四元结构。
要素论：确立“数据为原料、AI为算力动能、区块链为制度保障”的三元要素体系。
分配论：推动“按劳分配与数据贡献相结合”，探索数据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化路径。
治理论：探索“政府+市场+代码”三方共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
结语
数智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不是对某一种理论传统的简单延伸，也不是对多种理论的机械拼接，而是在“以碳基人为本”的价值根基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各流派经济学的创造性融合。
建构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立足中国经济改革发展具体实际，建构具有主体性、自主性、原创性的经济学概念、命题、理论、方法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赋予经济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有学者提出，应从“汲取传统经济思想精华”入手，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突破西方资源配置理论，弘扬经世致用传统，挖掘传统概念宝库。这一路径与“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法论高度契合。
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既是对全球数智化实践的理论回应，也是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契机。它不仅是“中国的”，也应是“世界的”——为全球数字文明贡献融合东西方智慧的原创性理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