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兵／文
大国崛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备受学界关注的话题。
然而，部分广为传播的理论与假说——修昔底德陷阱、文明冲突论等，面对二战后尤其是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大国互动时，解释力明显不足。当它们用“崛起国—守成国”的零和框架，去解释贸易依存度极高、核威慑兜底、供应链深度互嵌、AI与标准制定成为新战场的全球体系时，会放大战略误判，一度把中美关系锁进地缘政治矛盾的悲观叙事里。
本文试图换一个视角，在全球大变局下重新讨论大国崛起之道。
笔者将我们身处的时代称之为政治文明第三次跃迁时代。此前，以1215年《大宪章》为标志的政治文明第一次跃迁限制了封建王权；以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1689年《权利法案》为标志的政治文明第二次跃迁，通过民主与法治对民族国家内部的政府公权力加以约束。第三次跃迁发轫于二战终结，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由此奠定，民主与法治国家间的武力征伐基本得到遏制，和平与发展成为人类社会的主旋律，国家间竞争的主要维度也史无前例地从军事领域转移到了经济和企业领域。
本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探讨大国崛起之道，并聚焦三个问题：当前全球大变局下大国崛起的方式是和平竞合还是武力冲突？大国崛起依靠什么？大国崛起的主要载体是什么？
和平之路
谈到大国崛起时，人们关心的莫过于：大国能否以和平的方式崛起？在笔者看来，答案是肯定的。
2012年，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用“修昔底德陷阱”分析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和潜在地缘政治风险。
格雷厄姆·艾利森遴选了过去500年间16个新兴大国挑战守成大国的案例，其中有12次发生了战争，这构成了他判断“中美必有一战”的基础。该观点经由国际舆论不断放大，成为“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重要推手之一。
但在笔者看来，“修昔底德陷阱”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第一，每个守成大国都会受到不计其数的挑战和威胁，格雷厄姆·艾利森选择这16个案例的理由仅是“守成大国感受到威胁”，缺乏明确严谨的标准，结论具有较强的局限性。
更重要的是，这16个案例横跨500年，跨越了三次政治文明跃迁中的后两次。在二战结束后、第三次政治文明跃迁以前，国家间竞争的核心是军事力量，新兴大国以军事手段挑战守成大国在当时具有历史必然性。第三次政治文明跃迁之后，国家竞争的核心已从军事领域转向经济和企业领域。这一根本变化导致前两次政治文明跃迁时代的案例在当今的参考价值十分有限。
如果更仔细地观察这16个案例，我们会发现最近三次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都发生在第三次政治文明跃迁时代，并且都以和平方式进行。这3个案例都由美国主导或协调，分别是：20世纪上半叶美国和英国争夺全球经济主导与西半球海军优势；1940至1980年代美国和苏联争夺全球权力；1990年代重新统一的德国与英法两国争夺欧洲的主导权。上述几个涉及美国的案例表明，在二战以后的时代，大国崛起都是通过和平方式实现的。
第二，格雷厄姆·艾利森的判断低估了核武器时代战争的毁灭性和美国军事力量的强大。在今天的世界安全结构下，任何新兴大国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颠覆目前的守成大国美国并全身而退，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与守成大国“同归于尽”，这与实现大国崛起的目标背道而驰。
第三，上述判断高估了以军事力量解决地缘政治冲突的有效性。自“9·11”事件以来，根据美国布朗大学“战争成本”项目的统计，美国反恐战争的累计支出约为8万亿美元，投入巨大，却并未实现预期中的战略目标。美国自己都认为是“赢了战役，输了战争”。当前，不仅新兴大国用武力挑战守成大国将徒劳无功，守成大国想要靠军事手段打击相对弱小的国家，其有效性也已大打折扣。
第四，上述判断忽视了当代全球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据估算，一战前，全球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于1913年左右达到25%—30%的峰值；该比例在2025年高达68.5%。当今世界已联结成“地球村”，主要经济体高度融合、耦合、相互依存。经济上的深度关联虽不一定是阻止战争的充分条件，但无疑有助于降低冲突风险。
第五，具体到中国的崛起，“中美必有一战”的论调更误读了中国的发展观念和历史传统。“修昔底德陷阱”重要的前提假设是新兴大国会凭借不断增长的国力进行军事扩张并追求霸权。但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扩张主义国家，在强盛时也没有进行近代西方式的海外殖民与扩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复兴走的也是和平发展道路。将中国的再次崛起套入“修昔底德陷阱”框架无异于指鹿为马。
除了“修昔底德陷阱”，另一个加剧地缘政治矛盾的假说是美国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萨缪尔·亨廷顿1993年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亨廷顿在文中预言，不同文明之间将形成集团对抗，强调儒家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组合会成为对抗西方文明的根本力量。
在笔者看来，文明冲突论预设的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间的冲突同样是伪命题。儒家文明素来倡导“和而不同”，不仅容忍、更欣赏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包括西方文明在内的其他文明并不存在根本冲突。
儒家经济圈（包含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国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和越南8个经济体）内经济体的成功实践足以说明这一点：日本、韩国在二战后通过民主与法治完成了与西方主流制度和价值体系的衔接，不仅取得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文化软实力也跻身世界前列；新加坡尽管被部分西方国家贴上“威权”标签，同样依靠法治实现了与西方主流价值的有效衔接（2025年，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法治指数分列全球第15、16和19位）。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大国崛起都必然是和平的，也必须是和平的。和平崛起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共同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
打造现代性和现代化新共性
关于大国崛起和衰落的可能原因，亦有大量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由英国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提出：帝国以经济发展支持军事扩张，随着维持疆域的成本渐渐高于收益，将出现帝国过度扩张并最终崩溃。
若未来大国的崛起必然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军事扩张是历史必然的各种周期论就显得不合时宜。笔者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现代性和现代化双轮驱动，考察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的两大帝国：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兴衰和美帝国的崛起。
其中，现代性围绕自由、平等、博爱、人权、理性、民主、法治等一系列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赋予了人类空前的自由，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断催生创意与创新，由此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秩序。
现代化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引领，推动现代教育的普及，为现代市场经济及现代企业制度奠定了基础，唤起了企业家精神，带来了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和人类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
笔者认为，在现代性及现代化两个维度上打造新共性，是英美成功崛起的共同经验。
我们首先观察英国的兴衰。在现代性维度，1215年签署的《大宪章》首次以正式契约的形式确立了约束王权、保障个人权利的制度框架，开启了影响全球、不可逆转的政治文明变革进程。
经由英国内战和光荣革命（1688年），英国基本确立了君主立宪的制度；洛克《政府论》（1689年）主张有限政府的思想，进一步将对权力的限制从王权过渡到政府的公权力。由此，英国对第一次政治文明做出了开创性贡献，对第二次政治文明跃迁的贡献也是决定性的。另外，英国凭借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建立了早期的全球化体系。
在现代化维度，英国的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经济学家提出了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的早期理论，确立了市场经济模式。牛顿、布莱克、卡文迪许、法拉第、焦耳、达尔文、麦克斯韦等科学家对现代基础科学做出了全方位和奠基性的贡献。
在此基础上，英国推出了改良蒸汽机、珍妮纺纱机、机床、液压机等发明，开启并引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一批顶尖高等学府不仅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还积极探索未知，不断外推人类知识和思想的边界。
可以说，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前，英国在现代性和现代化维度做出的重大贡献足以和任何国家媲美。但英国的政治文明改革并不彻底，至今没有形成共和制，仍有贵族和平民的等级之分。英国建立的早期全球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军事扩张以及对殖民地劳动力、资源和市场的攫取，也最终随着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瓦解。
面对其他大国的竞争，英国奉行欧洲大陆均势战略，但两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消耗严重削弱了“日不落”帝国的国力。与此同时，从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英国在现代化维度的发展也开始落后于美国和德国。
我们转而观察美国的崛起。在现代性维度，美国首先继承了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依据历史上第一部成文宪法，率先践行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思想，制衡了行政、立法、司法权力，从制度层面赋予美国优异的容错性和纠错性。此外，美国还对启蒙思想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一方面，其联邦制政体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形成了另一重权力制衡，加强了对公权的制度性限制。一方面，除了启蒙思想中的生命、自由与财产权，美国进一步消除了欧洲对人的等级划分（如英国的贵族和平民之分，法国当时的教士、贵族和平民三级划分）。依据“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制定和执行的一系列制度，为美国形成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多元的社会环境创造了条件，得以吸纳全球英才为其所用。
这些因素使美国具备了强大的体制韧性：即发现、驱动、拥抱并驾驭重大变革及机遇方面的能力。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追赶英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德国并驾齐驱，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及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马当先，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几乎把握住了每一次历史机遇。
在全球治理方面，美国在二战后牵头设计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实现了政治文明的第三次跃迁，将国家间竞争的重心从军事征伐与扩张转向经济发展。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包括战败国在内的部分二战参战国恢复经济；推动战败国进行民主与法治改造（如日本和平宪法）；主导建立以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为代表的全球治理体系。
这一世界新秩序基本避免了民主与法治国家之间的军事冲突，使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旋律。各国不再需要一味追求军事意义上的“国强”，而是可以将民生改善和社会富裕置于更优先的位置。“富而不强”由此成为一种可行的发展路径，以共同富裕而非军事强权为主要发展目标并取得成功的国家也明显增多。
在现代化维度，美国将市场经济的发达与健全发展到了新高度。截至2025年，按获奖时任职机构归属计算，美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数量占历年获奖总人数的82.8%；2000年以来，这一比例达到92.7%。
美国先进的大学教育系统为其源源不断地培养顶尖人才，发达的资本市场提供融资保障，这些都助力美国在创新领域独领风骚。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与德国共同贡献了绝大部分关键的科学发现和发明创造。二战后，美国更是引领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并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中继续一马当先。
与英国相比，美国的崛起并未主要依赖大规模军事征服和殖民扩张。但与此同时，美国长期奉行“美国例外主义”，通过军事干预、美元霸权、技术封锁和长臂管辖等手段维护其全球主导地位。长期以来，这种做法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双重标准和霸权行为的不满，也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道义感召力和公信力。尤其是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这一情况继续加剧。
作为当今的守成大国，美国称得上是一个现代性与现代化双全，具有强大体制韧性、软硬实力兼备的“全能选手”。中国要再次实现大国的和平崛起，需要在强调个性与特色的同时，着重在现代性和现代化两方面为世界打造新共性，并在贡献上全面超越守成大国美国。
当今人类社会的现代性建设或已明显滞后于现代化进程，尤其是缺乏对美国这个“全球之王”的刚性约束，需要当代的“大宪章”。人类社会正在呼唤新的启蒙时代，中国应勇于承担这一历史责任。
在现代性维度，此前中国为世界打造的共性有限。如今基于长线性思维和对代际公平性的关切，中国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未来也将继续为世界贡献现代性维度的新共性。
在现代化维度，中国已经在过去数十年间为世界做出了重大贡献，包括基本实现全民脱贫、向全球提供大量物美价廉的产品、大力完善基础设施、教育事业突飞猛进、在基础科学和技术发明领域取得进展，以及捍卫与推动全球化进程等。
为了走近世界中心，中国还需从过去的现代化成就中提炼出具有全球普遍意义及可借鉴价值的国家治理及经济发展模式、企业治理和管理理论及理念，为世界的发展贡献新共性。
企业是主要载体
如前文所述，二战后美国主导的第三次政治文明跃迁最核心的成就，是将国家竞争的主要维度从军事征伐转向了经济和企业领域。
此前，大国间竞争和崛起的主要载体是军事力量，对应的是笔者衡量国家“硬实力”的三种能力之一——“抢钱能力”，即通过杀戮、征伐、掠夺和殖民等暴力手段获取他国资源。
当今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决定了国家间的竞争主要集中在另外两种“硬实力”：企业主导的“赚钱能力”；（和美联储等政府机构合作）全球割韭菜的“偷钱能力”。由于这两种能力主要依赖企业来施展，企业也顺理成章成为当前大国崛起最重要的载体。
虽然在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美国对自己亲手构建的以规则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进行了粗暴践踏，包括2026年1月入侵委内瑞拉并绑架其总统；同年2月又入侵伊朗，炸死包括其最高领袖在内的多名高官；甚至持续威胁格陵兰（丹麦领土）、加拿大等民主法治的北约盟友，对其领土虎视眈眈。但笔者认为，面向未来，人类社会的主旋律仍将是和平与发展，大国间的竞争仍将继续以企业作为主要载体。
因此，中国要实现大国崛起，需要中国企业肩负起全球责任和全球担当，并修炼出以全球应对全球的能力，包括全球互学互鉴及资源整合能力。
与此相适应，中国还需要重视完善企业的群体结构。目前，中国相对缺少现代企业制度、管理权和所有权高度分离的企业——笔者称之为B类企业，如IBM、通用电气、西门子等；更多还是个体或家族企业——笔者称之为A类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笔者称之为C类企业。B类企业具有更好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整合全球资源和吸引顶尖人才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另外，中国企业目前的创新主要集中在产品创新，以及依靠成本优势进行价格竞争。面向未来，中国企业还需要依靠系统创新（包括惠及全球的发明、商业模式创新、金融创新、企业治理与管理理论与理念创新、“大风流”创新）上取得更大突破，一步步实现从“价格战”到“价值竞争”的转型。
中国企业家需要超越仰视思维下的应用、拷贝、追随与慕强，以“从月球看地球”的俯视思维，通过创新及“大风流”创新为全球性重大问题提供源自中国的解决方案。
在全球互学互鉴及全球资源整合的基础上，中国企业家们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超越“民族品牌”意识，秉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责任与担当，为世界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傲视群雄的贡献。唯有如此，中国企业家群体才会在全球范围内被接受、认可、尊重，直至被学习和敬仰。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创办院长、中国商业管理及全球化杰出院长讲席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