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放的反复
清廷的皇帝康熙智慧过人。那个时候，康熙身边就放着地球仪，还曾依据西方的方法推算日食，显示出他对地圆说的认同。除了郑克塽的投降，对民生、政权稳定的关注以及对自己军事成就的自信，加之对地球的认知，这些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康熙施行开海令的背景。
1685年开海令发布之前，清廷专门派人到闽粤沿海进行调研。内阁大学士石柱一行，在地方上胡吃海喝，听到的都是不可开海、不可设立海关的种种议论。
持这种言论的地方官吏，其实并不是真的反对开海，而是因为他们私下控制了海上的走私，从中获利。于他们而言，禁海正是他们中饱私囊、垄断海上利益的保障。调研结束之后，有一次康熙关于禁海政策讨论的记载。此时，石柱自然是禁海的辩护者，而皇帝难免不满。
康熙说，边疆大臣应该以国计民生为念，现在虽然禁海了，但私自贸易什么时候被禁绝过？现在持禁海观点的人，都是因为当地的总督、巡抚“自图便利”。
面对皇帝的质疑，石柱无言以对。1685年，清廷宣布开海贸易，设立了粤、闽、浙、江四海关。
这个开放举措，表面是基于民生，但本质上依然是为政权稳定服务的。广东的物产并不丰富，海上贸易的开放为当地人提供了生计，从而减少了反抗的可能性。
此时，尽管海上贸易已经开放，但从事海上贸易的人却受到严格限制。官员的直接干预，使得海上贸易并非完全自由。更沉重的限制是对船的限制——民间不被允许建造两桅以上的海船，载重也被严格限制在500石以下。这样的情况下，西方来船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的船反而越造越小。
1707年，造船禁令取消，但是这并没有带来中国商业航行的繁荣。因为10年后的1717年，康熙又颁布了“南洋禁航令”，不仅禁止各省船只下南洋做生意，还严防南洋华商重返国内。新政之下，一时间百业凋零、民不聊生。由于海外的大米无法运来，甚至一度造成饿殍遍野的情景，重现开海前的惨状。
康熙的决策令人意外，又似乎在情理之中。
清廷立国之初，便是以禁海为宗旨。一方面，反清势力很多逃亡海外，这些是清廷并不熟悉的地方，跑到海外的汉人，一直被认为是满人政权的隐患；另一方面，朝廷经济驱动力也不强，“……一次次血腥的屠城，把东南沿海的市集、工商业几乎摧毁殆尽，自然不需要海上贸易了，海商也就被视为海盗，私商更是成为逆贼”。
作为十三行的后人，学者谭元亨撰写的《十三行史稿——海上丝绸之路的断代史》，为我们勾画了一个关于这群人命运的轮廓。
“南洋禁航令”的导火索是江苏巡抚张伯行的“绥靖海洋”政策。张伯行标榜清廉，是声称“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的“清官”。
彼时，海商张元隆在江浙一代拥有盛名，此人似乎有着某种可谓企业家精神的气质，他有船数十艘，并称要“以百家姓为号”，“造洋船百艘”。
张伯行发现，张元隆的水手终年于海上走私，还凭借其弟的权势，利用水师战船贩卖稻米而发了一笔财。张伯行将这一发现上奏，但之后并未收到御批。他便认为事件太小，引发不了皇帝的注意，于是欲扩大罪案，索性将张元隆及手下船主抓了起来，严刑拷打。
诸人皆被拷打致死，而张伯行一无所获。于是张伯行怀疑张元隆死得蹊跷，进而怀疑布政司的官员作梗，于是将布政司衙门包围，事件由此扩大。
朝廷两次派员审查事件，张伯行的做法无法得到认同，并被认定“欺诳皇上”而被革职。
颇有雄心的商人张元隆百艘洋船的宏图灰飞烟灭，张伯行身负十几条人命，却只是调离了事，而其称“米粮……若卖与外洋海贼，关系不小”似乎震动了康熙。
康熙皇帝对开放所引发的问题，存有疑虑，特别是这种开放可能与颠覆政权的威胁有关时。
康熙认为，海船的建造材料外流和海外汉人的聚集，都是潜在的威胁。“海船龙骨必用铁梨竻木，此种不产于外国，惟广东有之。故商人射利偷卖，即加查讯，俱捏称遭风打坏”“此中情弊，速宜禁绝”“海外有吕宋、噶喇吧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
康熙又认为，张伯行曾奏“浙江之米，多出海贩卖”“斯言未可尽信，然不可不为豫防。……往年由福建运米广东……通计及数千人聚集海上，不可不加意防范”。
这是统治者狭隘而自私的自我保护。康熙的真正目标不是禁止贸易，而是禁止对其政权的潜在威胁：禁绝中国商民的外出，防止战略物资的流出，防止汉人在海外聚集。
实际上，康熙早已预测到清廷的威胁必将来自海外，他说：“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之言。”
随着朝廷禁令持续，作为开放最前沿的行商，其能力也在退化。大航海时代，航行在广州的多达5000艘的海船中，几乎没有留下中国船的名字。正如行商潘致祥所感叹的，其祖先尚能出洋到达瑞典，自己却不能，偌大中国怎么造不出大船？
二、海外大屠杀与朝廷的训诫
中国历史悠久的海外民间贸易，伴随的是移民流动。清廷立国之前，华人以其勤劳和精湛的技艺，在南洋地区的商业活动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荷兰人初掌南洋诸岛时，与当地华人关系相对和谐。每年，十三行的商船都带着大量商品前往巴达维亚（今雅加达），而荷兰商人抵达广州时，也会受到行商的热情款待。不过，随着荷兰人对南洋的控制日益加强，他们对华人的态度也变得排斥和敌对。
1720年之后，荷兰人以各种借口抓捕华人，甚至将他们流放。至1739年，荷兰下令对穿黑衣服的“俱皆擒拿”。当时，华人一般习惯穿黑衣服。
至1740年10月，荷兰人哄骗巴达维亚城的华人勿外出，结果把全城华人赶尽杀绝。此事件即为震惊世界的“红溪惨案”——华人的血把一条小溪的溪水都染红了。
部分华人逃出并将消息传回国内。不过，在清廷的皇帝和官员眼中，“红溪惨案”并非耻辱，引发的却是匪夷所思的政策讨论：是全面禁洋，还是只是暂停与巴达维亚的贸易。
1741年，荷兰派出使节前往中国“谢罪”。接待使节的闽浙总督策楞等人居然指责华人“自弃王化……今被其戕杀多人，事属可伤，实则孽由自作”，请旨禁止南洋贸易、使之畏惧。清廷官员在关于“红溪惨案”的争论中，死者是没有任何地位的。
主张禁海的人，都将矛头指向“天朝弃民”，之前康熙南洋禁航令中曾规定，三年不回国的，则永远不准回来了。反对禁海的人，立足点则在国计民生。
两江总督德沛的看法非常有代表性。他称，荷兰人虽然残忍，但“知畏惧”，既然“有悔心之萌，宜以自新之路”，更何况被害的人是“彼地土生，实与番民无异”。
1741年，荷兰使节接受了广东巡抚“不得再加伤害中国侨民”的训诫，到下一年的贸易季，他们又得以重返十三行的“夷馆”了。
乾隆皇帝对此的回复则是：“天朝弃民，背弃祖宗庐基，出洋谋利，朝廷概不问云。”
谭元亨在《十三行史稿——海上丝绸之路的断代史》中说，一个不敢把出洋贸易的本国商人视为富国开源的功臣，而任外夷对他们进行绞杀、剥夺的朝廷，面临大航海时代，又能有怎样的思想准备、制度准备呢？
此时，距离鸦片战争爆发还有约100年。
三、开放的转轨
清初，中国的对外贸易并非仅限于广州一地，而是粤、闽、浙、江四省的多个港口。我们略过诸多的细节，将目标聚焦到1757年。这一年是乾隆二十年，自此后，广州成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
严华夷之大防，禁海是最简单的做法。但是，一旦禁止，王朝的奢侈费用从何而来，宫中的奇珍异宝从何而来，海洋贸易是国家税收的重要来源，如果全部禁止，“天子南库”就没有什么可以向朝廷进贡了。
乾隆在登基之际，一方面减免海关税费，活跃贸易，另一方面，则考虑实施一口通商，以限代禁，掌控局面。
一口通商的本质是走向垄断。通过将贸易集中于一个港口，清政府可以更有效地监管和征税，同时也为掌控与操纵提供了土壤。
雍正年间，广州外贸秩序正是与大航海时代的国际秩序接轨的。谭元亨在前述中说，即使有很多官家的参与，商人们也是主张开放、公平的竞争，反对官商勾结，避免价格垄断与操纵，并为之进行了诸多努力。
这样的秩序形成，一定程度上与竞争有关。一口通商政策实施之前，商人如果对某地的海关不满，他至少可以转移到其他港口进行贸易。比如，随着粤海关的勒索行为日益严重，很多商人宁愿花费更多成本，也不愿意在粤海关靠岸。
后来，英国商人的极端做法，终于引发了轩然大波。
英国商人洪任辉不忍粤海关的勒索，便一直北行直到天津。在皇帝门下，洪投诉了粤海关令人发指的腐败，他希望这样的控诉能够改变局面，让清廷开放更多的海关。
结果与洪的设想相反。洪的指控还没有结案，乾隆皇帝逆其想法而行之，反而批准了一口通商的建议。
这个建议来自两广总督杨应琚。杨应琚的爷爷及其父亲都位居两广高官。三代经营之下，杨应琚似乎在广州的利益颇深。这样能理解他自两广总督调任闽浙总督之后的行为。
杨应琚在赴任之后就对英国人说，有什么理由让英国人的船宁愿来宁波而不去广州？后来其奏折称，洋船高大而灵活，且有大炮，威力不小，云集商港之后威胁清廷。杨应琚又称，自己曾主政的广东海防强大，“金锁铜关”，凭险据守，万无一失。而闽浙形势不同，最好肃清。
乾隆皇帝应允了杨的奏折，一口通商成为定局。
安全是首要考量，但皇帝的利益也需要得到保障。粤海关的税收与财务，与宫廷的命脉是相关的，因此别的口岸可以封，唯独粤海关是封不了的，“否则谁来给宫廷供应世间难觅的稀奇玩意儿”？
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的新体制确立。当商人面对的是一个海关的时候，地位就更加不平衡了。
外国商人言辞恳切地提出了垄断之弊。这份万言书直陈清廷海关的督官腐败，即使被指控的督官下课，但之后“日久法驰、勒索复行”；万言书还力陈海关层层勒索的恶习，列举了层层关卡、部门、港口、巡馆等的敲诈勒索，以及官吏对商人动辄辱骂及关押——关上十多天以获取赎金等等之类。
这些都没有阻挡一口通商体制的确立。不过，这个新体制，对于十三行而言有着多重意义。
广州对贸易的独占，形成了垄断的利益，让他们获得了独特的贸易垄断地位，从此独揽中国外贸80多年。因此即使鸦片战争之后，英国要求开发更多口岸的时候，十三行的商人都是坚决的反对者。
一定意义上，十三行是官商。其“天子南库”的定位，将此事的本质圈定。不过，一顶官帽、一身朝服，并没有给这个群体带来什么，其更多的是义务。有事之时，十三行的商人必须进行捐献、常贡、军饷等。在资金不足之下，行商也不得不经常申请分期付款——即使如此，这种申请也无济于事。朝廷及官员们的索取过于频繁，乃至于十三行破产频发，更有主事者被充军塞外。
本质上，十三行的主事者们又是民商。官帽并不能在国际贸易中带给他们更多优势，他们需要按照国际规则，与外商进行贸易，也在海外进行投资。事实上，生意方面，行商们在洋人中享有信誉，甚至在资金上给予洋人帮助。
十三行的主事者，游走在清廷多变的开放政策的缝隙之间，寻找缓冲的空间。一方面，他们被要求保持天朝风范，“招徕远人”，不可以锱铢必较，另一方面又被无限量地索取。
他们的见识，让他们感受到了启蒙主义、人文主义的思想的影响，但这些注定只能淹没在华夷之辩的讨论中。对于民众而言，大多数人只能从这个窗口看到茶叶、陶瓷、丝绸等需求的起伏变化，而海外所发生的技术革命、思想革命、制度革命等诸多事件，都被这个窗口遮蔽了。
四、真正的开放
如果单单从贸易数字评估，中国从来都是开放的。并且，这段时间里，中国去往欧洲的航线，是全球货物贸易最重要的干线。
这里有帝国的面子。早期，很多贸易被包装为朝贡行为。即使到了鸦片战争之前，英国人一行希望寻求更开放的贸易之时，主事者仍然将此行定义为朝贡，并为如何对皇帝的行礼而争议不休。
这里有皇帝与权贵的里子。在开放的内容上，从来都是货物导向的。皇帝对于海外的奇珍保持好奇，并表现出开放的态度。对于海外思想文化的吸收，仅仅局限在很小的圈子里。
朝廷不允许洋人在国内实际经营，洋人在国内的行动受到限制。而清朝的民众也被限制到海外，特别是南洋禁航令之后的一段时间，丝绸、茶叶、瓷器这样的大宗贸易通路，完全被洋人独占。
同时，清廷子民在海外的利益没有受到丝毫的保护。除了红溪惨案，1814年的时候，当十三行的丽泉行在美国遭遇官司的时候，清廷也没有提供任何的支持。美国商人拖欠潘长耀欠款的官司，最终导致了丽泉行的破产。
所以，这种开放是在保障政权统治前提下，仅为少数人服务的。
1840年的故事，在1741年就已经确定，而1757年的这个决策，更加注定了清廷将被凌辱的方向。“因为实行了一口通商政策，中国发生从开放走向限关的逆转，不能及时地、有效地与正在走向贸易自由、科学发达、人文昌盛的世界接轨，反而日渐夜郎自大，故步自封。最终在80年后的鸦片战争中败给了西方列强手下。1757年英国人尚不敢动侵略中国的念头，我们却已注定了不战而败，而且是败在鸦片之下。”
谭元亨总结说，这里不难看出三条理念：
不禁洋，只是为了“小民生计艰难，全赖海洋贸易养赡资生”，而非开放贸易的格局。
为了“怀柔远人”，竟然对屠杀了上万华人的国家，不予任何惩罚，仅仅是通知荷兰人在海口多等几天，但马上因其简单的“安慰”便又放行了。国家、人民的平等，无从谈起。
天朝弃民观，不是鼓励自己的国民自由出洋交易，相反要对他们赶尽杀绝。
以上的内容体现了三个关键词：
一为开放，不仅仅是港口的开放，更重要的是观念的开放，但是从皇帝到官员并无这一观念。
二为平等，天朝上国自不会视自身与外夷平等，事实上，把自己的百姓置于更加不平等的可悲境地。
三为自由，贸易的自由与市场的平等交易是分不开的，本国国民参与自由贸易的自由都得不到保障。
我们能够总结什么？
大气候的变迁之下，十三行商业帝国最终陨灭。一些行商最终退化成为了买办，一些行商则远赴海外，民间传言的“十三行遗嘱”则警醒后人不再从商。
单从贸易的角度看，巨大的贸易流和顺差表明，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这段历史的大多数时候，中国与闭关锁国毫不相干。但是，仍是这段时间，又是大家公认的奉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时期。
单纯的贸易并不能让我们与时俱进。巨额的贸易顺差，遮蔽了朝廷实力在历史长河中日益虚弱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