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离开了现实政治的沉重话题，王安石与苏轼便有了说不完的共同语言。
五
“元丰中，王文公在金陵，东坡自黄北迁，日与公游，尽论古昔文字，闲即俱味禅悦。”（蔡绦《西清诗话》）苏轼此番在金陵共盘桓了一月有半，这是他第一次真正“棋逢对手”——遇到一位天赋与才情相当的对话者。两人“剧谈累日不厌”。
要论文章传承，王安石与苏轼都出自欧门。“一代文宗”欧阳修不但自己文才独步天下，还先后栽培提携了曾巩、王安石和苏轼三颗中国文学天空中的璀璨巨星，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世之师”。
也许正是因为这层关系，王安石再次见到苏轼，立刻又想起了两人共同的伯乐与恩师。欧阳修曾因不满意薛居正等奉旨所撰的官修《五代史》，特意私自又重修了一部。他的这个版本，后世一般称《新五代史》。不知为何，王安石对此耿耿于怀，他认为欧阳修应该把宝贵的精力才华用于重修《三国志》才对（“恨其不修《三国志》而修《五代史》耳”）。
另有一个未经证实的传言：王安石一向对欧撰《五代史》评价不高。一次，神宗问他：“卿曾看欧阳《五代史》否？”他回答说：“臣不曾仔细看”，紧接着略带揶揄地说：“但见每篇首必曰一‘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后来有一天，他看到大弟王安国（字平甫）的书案上放着这部书，便问道：“此书何如？”安国回答说：“（欧阳公）以明白易晓之言，叙扰攘难尽之事。要对它作出准确公允的评价，不容易。”王安石听了，觉得弟弟的话诚恳而切当。
如果王安石确实贬低过欧氏《五代史》，放到后人的视域中，则此事一方面折射出这位目空一切的“拗相公”的孤傲与不自谦，另一方面却也展现了他对史学的深刻认知。没有人怀疑欧阳文忠公冠绝古今的文才，但史实疏简而议论太多，的确是历代学者对其《新五代史》的共同微词。
至于王安石为什么认为重修《三国志》更为迫切？我猜想，欧阳修虽也曾官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的宰执高位，但他是典型的文人，希望从刚刚终结的五代十国纷乱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以期有补于治道。而王安石虽是一位丝毫不逊于欧阳修的伟大文学家和学者，但他对政治的自我期许更高，官也做得更大，因而他更着眼于现实：其时，中原汉人的宋、契丹人的辽和党项人的夏三分天下，与魏、蜀、吴三国时代颇有相类之处。这就是王安石认为重修《三国志》才是当务之急的根源，他将重修《三国志》当作挥写一篇针对时局的策论。
不管怎样，如今世间已无欧阳修，王安石的期待自然而然落到了眼前这位欧阳修身后最耀眼的文坛巨子身上。他对东坡说：“子瞻当重作《三国书》。”没想到苏轼一口回绝：“我老了，愿意推荐刘道原，他是比我更胜任的人选。”
苏东坡向王荆公推荐的这位刘道原，大名刘恕，道原是他的字。他可是王安石的多年故旧了。《宋史》本传称，“恕少颖悟，书过目即成诵……笃好史学，自太史公所记，下至周显德末，纪传之外至私记杂说，无所不览，上下数千载间，钜微之事，如指诸掌。”
说起刘恕，他还以耿直不屈、论人之短无所隐而广为人知。刘恕年轻时与王安石交情深厚，后者执政后，专为推动变法而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第一个想要起用的就是他。然而刘恕先以自己不熟悉财政事务为由谢绝，进而劝告昔日好友，当以尧舜之道辅佐当今天子，“不应以利为先”，后又批评了新法的诸多“不合众心者”。这以后，他还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顶撞王安石，令这位权倾一时的执政者下不来台。王安石的党徒们对他恨之入骨，而友朋们则每每为他捏一把汗。
不止如此，刘恕对王安石十分自负的“新学”也很不买账，每遇到有士子谈论（安石）新经，他便会怒形于色：“此人口出妖言，面带妖气。”可能是出于对他屡屡“面折王介甫”的敬佩，苏轼曾赠诗刘恕：“孔融不肯让曹操，汲黯本自轻张汤。”时人认为这句诗也是在讽刺王安石。不过王安石身为丞相，毕竟亦非小肚鸡肠，虽说刘恕让他很不高兴，但他也没拿这位昔日好友怎样。他遇到刘恕时，最多也就是刻薄地戏谑：“道原读到汉八年未？”意指刘恕读史，沉溺于繁琐无聊的细枝末节，不能穷经达理。
六
即便按宋人习惯的虚岁来计，元丰七年这一年，东坡也不过刚49岁而已，远没有老到写不动书的地步。这显然只是个托词。真实的原因，十多年后苏轼从海南岛北归路过南康军（今江西庐山一带）时，曾亲口对刘恕之子刘义仲（字壮舆）和盘托出过。
据说，刘义仲继承家学，也精于史学，他曾经从欧阳修《新五代史》中摘录出众多讹误，成《纠谬》一书，还曾专门呈送苏轼。东坡因此感叹：“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邪？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后耳。”此事似乎还从一个侧面证明了，王安石对欧公《新五代史》评价不高，并非毫无道理。
当苏轼向王安石推荐请刘恕重修《三国志》的时候，这位一代良史正全身心地投身于另一项注定将会不朽的重大使命——协助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这项“国家工程”前后持续19年，早在神宗之父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便已开始筹划。当时英宗专门设局编修，并授权司马光，可以自行在馆阁英才中挑选任何人做助手。司马光则对皇帝说，非刘恕不可。由此可以想见，刘恕一定是当时公认的“史学第一人”。这在另一方面还折射出当时这批名士的多元交往关系：显然，司马光作为王安石青年时代的挚友，他与刘恕的交谊一定也不浅。而刘恕的工作确实极为得力，在《资治通鉴》的编纂过程中，凡“纷错难治”的史实，大多由他条分缕析加以梳证。尤其是，身为当时的“近代史”权威，《通鉴》中魏晋以后的史实考订工作全都是由他完成的。
不管怎样，苏轼虽然没有允诺王安石，但却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心头。临终前不久，他又郑重地把这项使命传递给了刘义仲：“盖介甫以此事付托轼，轼今以付壮舆也。”
然而，重修《三国志》一事到此就没了下文。
值得庆幸的是，王安石抑或苏轼，这两位伟人都没能做成的事，由另一位伟人做成了，而且恰是在刘义仲之父刘恕的协助下做成的。他所达到的成就远远超越了单纯重修一部《三国志》——正是王安石在政治上的得势，让他的头号政敌司马光投闲十六年，成就了一代史学巨擘和一部史学经典。
在这件事上，粗枝大叶的宋人笔记又给我们留下了一个不可能梳理得清楚的大坑：刘恕并没有活到苏王金陵相会的那年，他卒于元丰元年（1078），年仅47岁。自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出判西京御史台，刘恕追随温公赴洛阳修书，前后凡八年。他为《资治通鉴》的编写作出了呕心沥血的重大贡献，但自己却没能看到它最后完成。《通鉴》的成书，是在他死后七年。因此，按《邵氏闻见后录》之类笔记之说，迟至元丰七年，苏轼仍向王安石推荐刘恕，简直是天方夜谭——作为共同的故交，王安石和苏轼都不可能不知道刘道原早在七年前就已离世。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把苏轼向王安石推荐刘恕之事提前到后者在世时，也就是最晚当在元丰元年，好像也说不通。因为那时苏轼才40岁刚出头，说什么“某老矣，愿举刘道原自代”，岂非信口开河？更不可思议的是，刘恕实际上还比苏轼年长五岁！
宋人关于此事还有另一则不同记录，没准更接近真相，载于朱弁《曲洧旧闻》卷五：
东坡尝谓刘壮舆曰：“《三国志》注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辞也。”壮舆曰：“端明曷不为之？”坡曰：“某虽工于语言，也不是当行家。”
似乎重修《三国志》是刘恕自己的心愿，后人不知何故把它按到了王安石头上。不过，这些不同记载在一点上是基本一致的：苏子瞻学士虽为天下人景仰，但他对于自己的天赋短长有着相当清醒和准确的认识。
就连苏轼这样的旷古天才，对于白纸黑字也是满怀敬畏之心。
正如王安石认为重修《三国志》非苏轼不能，苏轼也毫不吝啬地对王安石的史才打出了最高分。早在熙宁元年（1068），朝廷以宰相曾公亮提举，修撰刚刚驾崩的宋英宗《实录》，当时还是翰林学士的王安石自请承担这项工作。他不要助手，独自一人完成了30卷《英宗实录》。苏轼后来对刘义仲说：“此书词简而事备，文古而意明，为国朝诸史之冠。”
七
尽管王安石和苏东坡在政治立场上始终处于对立的两个阵营，但在文学领域，他们却常常彼此欣赏、惺惺相惜。
对于政治立场、个人品格与学识才华三个不同的层面，宋人比我们今人要分得清楚得多，他们十分自觉地努力不把三者搅合到一起。至少，他们中的第一等人物很少会让政治立场左右私人间的友谊、异化对诗文的品鉴。在这点上，宋代、尤其是北宋士大夫展现了唯有欧洲启蒙运动以后才萌生的那种惊人的“现代意识”。这样的风采，足以给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结结实实地上一课。
熙宁八年（1075），与范仲淹齐名的有宋一代名相韩琦去世，苏轼应其子韩忠彦之请，作《醉白堂记》一文（“醉白堂”是韩琦为自己的洛阳私邸取的名字，以示自己对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追慕。）韩琦在早年担任扬州官职时，是青年王安石的第一任上司。后来，他坚决反对变法，成为宰相王安石最强劲的对手。两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王安石读到这篇文章后开玩笑说：“此韩白优劣论尔。”话传到苏轼耳朵里，他立刻反唇相讥：“不若介甫《虔州学记》，乃学校策耳。”
元丰元年（1078），时在徐州知州任上的苏轼应时任杭州知州赵抃之请而作并亲书《表忠观碑》（此碑被誉为苏东坡“四大名碑”之首，现存有明嘉靖拓本），以寥寥数百言，表彰了五代时期钱氏三代国主在吴越国消弭兵戈，安居人民，最终纳土归宋的功绩。王安石拿到苏轼的这篇文章后，一直把它放在座椅边上，当时叶涛（字致远，王安石弟安国之婿）、杨德逢（别号湖阴先生，王安石晚年隐居金陵时的邻居及友人，安石曾有多首诗题赠于德逢）二人在座。有个门客好奇地问：“相公你也喜欢此人的文章？”王安石回答说：“这篇实在太像西汉文章了！”随后他又笑问：“那么像西汉的谁呢？”杨德逢脱口而出：“王褒”。王褒字子渊，别号桐柏真人，是汉宣帝时代一位出名的辞赋家。王安石说：“不可草草评论。”杨德逢又说：“那么是司马相如和扬雄之流吗？”王安石回答道：“司马相如的赋、扬雄的文，叙事之典雅富丽都没有达到这篇文章的水准，它可与司马迁驰骋上下了！”于是满座都对它赞誉不已。然而王安石仍不罢休，继续追问：“它究竟像司马迁的哪篇文章呢？”众人一时不知所措。只见荆公徐徐道来：“《楚汉以来诸侯王年表》也。”
众所周知，唐宋“古文运动”所言之“古文”，即先秦两汉之文。古文家的写作一直以此为准绳，他们称一篇文章像西汉文章，那就是最高褒扬。早年王安石还曾称赞司马光的文章：“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
“乌台诗案”后，苏轼被谪贬黄州，隐居钟山的王荆公对他的关注反而更多了，他经常主动打听东坡的信息。一日，有客自黄州来，荆公问：“东坡近日有何妙语？”客人回答说：东坡近日梦后醒来，写了篇《成都圣像藏记》（亦名《宝相藏记》），一气呵成千余言，我船上正好有写本。
王安石立刻让人取来，当时已到夜里，月出东南，林影在地，他站在微风习习的屋檐下，迫不及待地展读，喜上眉梢。他读完后说：“子瞻，人中龙也，然有一字未稳。”客人向他请教，他说：“文中有一句‘如人善博，日胜日负’，不如写成‘如人善博，日胜日贫’。”后来苏东坡得知此事，不禁抚掌大笑，深以为然。据苏轼之孙苏符说，这句话苏轼第一稿写的正是“日胜日贫”。而在传世的苏轼文集中，这句话也的确遵王安石建议改成了“日胜日贫”。如果他说的不假的话，证明两人在对文字的把握方面心有灵犀。
潘淳的《潘子真诗话》和惠洪的《冷斋夜话》将这两则文坛佳话描摹得绘声绘色，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但将它们收录于《苕溪渔隐丛话》的胡仔却表达了自己的质疑，他认为，熙宁间王安石当国，力行新法，苏轼写了那么多诗文不遗余力地加以批评和讽刺，王安石怎能胸无芥蒂？想必也不可能那么喜欢东坡的文章。“今冷斋与子真所笔，恐非其实。”
胡仔是北宋末、南宋前期人，他的思维模式很明显地受到了北宋后期白热化的党争以及南宋一朝妖魔化王安石思潮的侵蚀，已经很难感受北宋士大夫之间那种坦荡荡的君子交游之道。伴随着政治道德的日益劣质化和半壁江山的沦丧，宋人的胸襟也一天比一天狭窄，情怀也一天比一天萎缩。
后来的历史还告诉我们，这不仅只是宋代，还堪称整个华夏文明历程中的里程碑式的转折，就发生在11世纪末、12世纪初的那几十年间。
八
很可能，早在苏轼作为王安石变法最激烈的批判者之一活跃在官场之时，二人就有过隔空唱和的佳话。
熙宁七年（1074）末，苏轼知密州任上曾有诗《雪后书北台壁二首》，用到了“盐”“麻”“叉”“尖”等韵脚。也许因为这几韵是历来诗人很少用到的险韵，激起了王安石的好胜心，他有《次韵子瞻赋雪二首》。而东坡见到荆公的和诗后，又有《谢人见和前篇二首》。王安石则再复《读眉山集次韵雪诗五首》……如此往复几个回合，成就了宋诗史上一则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美谈，即所谓“苏王险韵赓和”。
苏轼和王安石的这组《雪》诗写得究竟有多好，近千年来诗评界众说纷纭，但它们的用韵之难却是人所共知。以至于从“苏王赓和”诗问世以后，宋、明、清每个朝代都不断有诗人加入唱和，可惜无不是勉强拼凑而已。南宋大诗人陆游说得很中肯，“（像这样顶尖的文字比拼）议者谓非二公莫能为也”对此，他自叹弗如，“予固好诗者，然读书有限，用力鲜薄……有愧而已。”南宋末年，江西诗派诗人方回则对这次苏王之间的“诗歌比赛”作了一个明确的裁决：“偶然用韵甚险，而再和尤佳……虽王荆公亦心服，屡和不已，终不能压倒……非坡公天才，万卷书胸，未易至此。”到底是一个常年在诗歌天地里摸爬滚打的人，深谙作诗押韵的一般规律：像“盐”“麻”“叉”“尖”这类险韵，偶然用一下，未必不能无心得之，但有意识一和再和，要想写出好诗就极难了。
在这一次的较量中，不管王安石是否真如方回所言的那样“心服”，他使出毕生才华终究没能压倒苏轼，却是事实。另据《苏轼诗集合注》卷十二：“世传王荆公尝诵先生此诗，叹云：‘苏子瞻乃能使事至此！’时其婿蔡卞曰：‘此句不过咏雪之状……’荆公哂焉。谓曰：‘此出道书也。’”
按常理，王安石的第一次和诗以及苏轼与他之间的往返再和，都应作于苏轼原诗写出不久，不太可能事隔五六年、发生在“乌台诗案”以后。很可能，当时王安石尚在宰相任上，也就是他们之间政争最白热化的那段时间。这就充分证明了上述胡仔的评论即便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是“以庸人之心度豪杰之腹”。
关于苏轼这组《雪》诗的话题还没完。
据说，这组诗问世后，读过的人当中没有一个能解其意。因为诗中有这么一句：“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大家都不知道“玉楼”“银海”是什么意思。如今他来到金陵，终于遇到了知音。王安石当面问东坡：“道家把两肩称为‘玉楼’，把眼睛叫作‘银海’，你用的是这个意思吗？”东坡会心一笑。后来私下里对好友叶涛说：“可惜啊！世上那么多王荆公的徒子徒孙，可谁能有他这么博学的！”
其实，就拿这位叶涛来说，因为他曾追随王安石左右，在政治上显然属于支持变法的新党。他后来还攀附宰相曾布，绍圣间（1094—1098）曾官居中书舍人。叶涛颇有诗名，与苏轼交谊甚厚，酬唱也不少。他的远房亲戚蔡京当国后，叶涛还因此上了“元祐党籍”黑名单。那个时代士大夫之间的公共关系与私人交情，在现代人看来实在是难以理解！
王安石于英宗治平年间寓居金陵服母丧并讲学时，曾作过一首《桂枝香·金陵怀古》词：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征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我们都知道，词是东坡的绝对强项，王安石不以此见长，留下的词作也不多。但当东坡读到这首词后，也忍不住叹息：“此老乃野狐精也！”后来南宋民间有传言，煞有介事地说王安石是天上狐仙下凡，看来源头灵感多半来自东坡先生的这声感叹。
《西清诗话》中另记一事云：东坡在金陵时，王安石拿出自己的最新作品请他品鉴。其中有一首《寄蔡氏女子》，是写给自己女儿也就是蔡卞之妻（世称“七夫人”）的。当东坡读到“积李兮缟夜，崇桃兮炫昼”两句时叹道：“自屈（原）、宋（玉）没，旷千余年无复离骚句法，乃今见之。”王安石也不自谦，大大咧咧地说：“非是子瞻言不由衷恭维我，我也是这么自负的，只不过从未与凡夫俗子说起过而已。”
的确，绝顶高手之间的共鸣，是芸芸众生无法理解的。
北宋末期，著名诗僧惠洪将王安石、苏轼和黄庭坚三人列为“本朝诗人”的前三，他在《冷斋夜话》一书中不止一次拿三人的诗作比较。据他记载，苏轼曾评论说，王安石暮年的诗真正达到了最佳境界，而他的五言律诗最佳，绝句次之，七言律诗则终究没能超越“晚唐气味”。
被苏轼品评为“最胜”的“荆公暮年诗”，正是王安石卜居金陵的十年间所作，苏轼的造访恰好也就是发生在这期间。其实，苏轼自己一生文学创作的黄金岁月，恰好也是在这段时期谪居黄州时。同一时期，冉冉升起的还有黄庭坚、陈师道、张耒、晁补之等一大批诗坛新星。
我们应该铭记北宋时期的“元丰”年号，它标志着中国诗歌史上继王维、李白、杜甫活跃的大唐开元、天宝年间之后的又一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