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轮大规模的地（厅）级干部交流任职，为中国政坛吹进一股新风。

10月以来，诸多地（厅）级干部的跨省份、跨领域、央地交流，渐次进入了一个高峰。综合这些官员的履历，本轮干部交流呈现出大规模、高素质、多领域、广地域的特点，被调动官员大多拥有硕士及以上学位，其中博士占比达到1/3。

其实，从6月开始，随着粤浙苏三地的官员频频被调往东北，观察人士便直呼本轮干部交流非同寻常。根据公开信息，本轮受调动的官员多出生在1971年—1980年之间，年龄集中在44岁—53岁，正是年富力强之年，尤其是“75后”官员的跨区域调动深受瞩目。

地（厅）官作为省管干部，跨地区履新历来为人瞩目，这样的官员常被视作政坛新星，被寄予开拓进取、兴利除弊的希望。从长期工作的省份到另一省份任职，面临的是全新的工作环境，对官员能力的挑战不言而喻。从选人用人的角度而言，则是将以往取得一定业绩、长期在一地任职的官员，放到不同岗位加以历练，以期在未来可堪大用。

2006年实行的《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地（厅）级干部一般在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内交流，根据工作需要，也可跨省交流。地区之间的干部交流，重点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才战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布局和支柱产业及重大项目建设进行。

这样的干部交流制度，当然是由中国的国情所决定的。中国东西部发展上的落差、南北经济的分化，都给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了新课题。通过官员的调动，能给任职地方引入新的发展资源，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近些年来，中国的重磅区域战略密集出台。二十大以来，新的东北振兴、新的西部大开发、新的中部崛起战略，也被注入了新的内涵。这样的发展战略，需要一批具有全局视野、有专业知识、有闯劲的官员来落实。

因此，本轮官员交流，有的就是开展东西部协作的对口省份，诸如北京市东城区区长周金星调任内蒙古乌海市委书记；浙江省湖州市市长洪湖鹏调任贵州省黔南州委书记；福建省莆田市委副书记林旭阳转任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

在常见的“干部东边来”之外，也出现了从西部到东部的反向交流：重庆市铜梁区区长万隆履新北京石景山；内蒙古巴彦淖尔市市长王志平履新天津市西青区；新疆教育厅厅长祖力亚提·司马义履新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

而在东西部省份交流之外，也增加了南北省份的双向交流：宁波市副市长朱欢调任吉林省梅河新区党工委书记；广东省惠州市市长温金荣北上调任山东济宁市委书记；济南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戴龙成在福建莆田市市长任上履新。

甚至，还出现了区域和领域的双跨。例如：上海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朱宗尧转任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党组书记；山东高速集团总经理孙付春新任辽宁省本溪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

这些跨地区跨领域调动的官员，有的从政府区长、市长成为党委书记，有的则从企事业单位进入地方政府，虽然大多数属于平级调动，但从岗位重要性上则属于隐性升级，是受上级组织部门“重用”的空降，为进一步担纲重任留下了空间。

其实，2019年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也新增了“加大干部交流力度”的表述，明确了“经历单一或者缺少基层工作经历”的年轻干部，应当有计划地派到基层、艰苦边远地区和复杂环境工作，坚决防止“镀金”思想和短期行为。

40多年前改革开放之初，也有过大规模地选拔年轻干部。那时，一批年富力强的地方中青年干部被破格提拔，进入到党和国家机关淬炼，而一批干部则响应号召，去西部边疆地区扎根基层。他们后续都成为了党和国家领导层的中坚力量，主导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跃迁。

眼下，这一批75后的地（厅）级官员，大多数是改革开放前后出生，其成长经历贯穿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变，其仕途经历，则见证了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进入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环境。他们当下和未来面临的形势和任务，或许要比前辈复杂得多、艰险得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假以时日，他们将为中国政坛带来什么样的创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