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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刘胜军大局观(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文|刘胜军
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对执行力关注不够则是其核心硬伤。激励不兼容,就会导致大面积的不作为甚至高级黑。毛泽东曾评价王安石说,“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出现过三次规模宏大的变法:秦国商鞅变法、宋代王安石变法、明代张居正变法。其中,高呼“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王安石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梁启超则把王安石比作中国的克伦威尔。王安石的才华不必多言,名列“唐宋八大家”之列,留下“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经典名句传诵至今。然而,如果说商鞅变法是大胜、张居正变法仅一时之胜的话,王安石变法却是惨败。既不乏勇气也不缺才干的王安石,为何如此惨败?
危机倒逼改革
王安石变法也是危机倒逼的结果。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北面的辽、西夏等少数民族不断威胁。由于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大批农民丧失土地,富豪隐瞒土地导致财政收入锐减、财政赤字,“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二十年间,所缴纳的税负增加了十倍,政府和国民离破产仅一步之遥。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社会不稳,民变不断。面对此种危局,不变法是等死。
寻求改革支持
1058年,王安石进京述职,写了名震天下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这是秦汉之后第一篇政论性的长文,能与其相提并论的只有贾谊的《陈政事疏》。可惜没被宋仁宗(1022-1063年在位42年)采纳。王安石在《言事书》中对吏治问题多有着墨:
“弊病在于不知法度……当务之急是人才的缺乏……现在制定的俸禄标准,大都比较低,只要家中人口稍多,不同时从事农商,就不能养家糊口。只给出今天的这些俸禄,却又想让士人不败坏廉耻的原则,大概中等人做不到。官职高的,就互相贿赂赠送、营谋资产;官职低的,就公开贩卖、索取财物…… 官员的选拔已经不严密,使用时又不恰当,安置时又不长久,任命时不能专一。做官的人不是合适的人,却又依仗法律想达到天下大治,从古至今,向来没有把天下治理好的…… ”
然而仁宗已老,缺乏变革雄心,于1063年驾崩。
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王安石遇到宋神宗,如鱼得水,一拍即合。神宗也说,“自古的君臣,能象我和王安石这样(志同道合)的极少。”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王安石提出全面改革方案,变法拉开大幕。
变法内容
王安石变法的目标是富国强兵,其总体思路是:把所有财权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调度有余、补剂不足。围绕这一目标,王安石推出一系列新法:均输法(统一收购和运输)、青苗法(官方向农民发放农业贷款)、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免役法(百姓可以交钱来免除差役)、保甲法(建立地方自治体的警察和后备兵)、方田均税法(清丈土地,作为征收田赋的依据)和市易法(官方通过买卖来平抑物价)。
变法触动既得利益
任何变革都会涉及到利益格局的调整。由于王安石变法的目标是打击地主富豪,而地主富豪与官僚集团又是浑然一体,阻力之大,可想而知。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评论说:“王安石推行的新法,没有一件不利于百姓的,也没有一件是利于士大夫的。”
宋神宗与近臣讨论免役法的好处时说,“变更法制,士大夫们确实不高兴,然而对百姓有什么不方便的呢?”宰相文彦博说,“皇上是与士大夫们共同治理天下,不是与百姓共同治理天下。”
官员是如何把改革经给念歪的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王安石的多项改革,涉及将当时的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数目字管理,但不见容于当时的官场文化,亦缺乏有关技术能力而无法取得成功。在国家治理尚未现代化的情况下,监督地方官员的难度很大,要确保改革的执行到位是非常困难的。
王安石在1072年就意识到了吏治将成为改革成败的关键,“如果由可靠的人去推行,就可能取得很好的效果;如果推行的人有问题,也许会带来很糟糕的效果。”
令王安石痛心的事情发生了。旨在减轻民众负担的改革措施,却成了官员借机敛钱的工具:1)免役法出台后,连担水、理发、茶贩之类的小买卖,不交免役钱都不许经营;2)保甲法推行时,出现了供养军队的高额赋税与被抽去当兵的双重威胁;3)虽然朝廷屡次禁止官吏向百姓强行推销青苗钱,但为了政绩,各级官吏“故不问民之贫富,各随户等抑配与之”。朝廷规定取息2分,“而施行之际则不然也”,许多地方明令取息3分,成了官方高利贷。向官府贷款,要经历申请、审批、还贷等环节。道道手续,都成了官员们捞取“好处费”的关卡。
变法失败
由于变法触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激烈反对。法令颁行不足一年,拥护与反对两派就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史称“新旧党争”。
1085年,宋神宗37岁英年早逝。宋哲宗即位初,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为宰相,新法几乎全被废掉,史称“元祐更化”。章衮在《王临川文集序》中感叹,“如果能守住改革的法令不变,沿袭的时间长了,效果自然会显现出来。王安石以猛药进行了救治,司马光又用猛药将改革的内容全改了回去。”
改革失败的根源:人
经济学上有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激励兼容。简单地说,激励兼容就是要通过机制设计让下级有动力去执行上级给的任务。激励不兼容,就会导致不作为甚至高级黑,以消极怠工或者“挖坑”来集体抵制改革。官员之所以敢于抵制改革,关键在于“法不责众”。
王安石纵有再好的“顶层设计”,也必须依靠官僚集团去执行。如果不能建立激励兼容的吏治奖惩机制,不能解决好“官员积极性”的问题,改革推进是与虎谋皮。
梁启超在《王安石传》中指出:朋党之争,是王安石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以王安石为领袖的改革派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始终针锋相对。
为何有这么多人不喜欢王安石呢?这与王安石的性格不无关系。王安石急于求成,自视过高,不愿接纳别人的意见。变法期间,大旱,安上门监郑侠画《流民图》,图中流民或身背锁械,或口食草根,神宗大受刺激,而王安石却认为“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在短短数年间,将十几项改革全面铺开,社会各阶级都不见得有这种精神和物质承受能力,变法陷入了欲速则不达的困境。
王安石性刚,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因有皇帝的加持,王安石便贬谪反对其新法的大臣。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王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
王安石是一位理想化的士大夫,律己甚严。他过着简单朴素甚至与世隔绝的生活,显示出佛家自律、禁欲理想的影响。他拒绝接待那些凑上来祝贺他掌权的人,很少应酬,拒绝喝酒,也只有很少几位关系密切的朋友。这样,王安石不可能不引起许多官僚的反感。
变法派中,王安石本人操守一流,但缺乏知人善任的能力。他最重要的支持者吕惠卿、章惇、曾布、蔡卞、吕嘉问、蔡京、李定、邓绾、薛向等品质多有问题。相比之下,保守派人名家荟萃,如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东坡等,社会影响力很大。王安石为了轻微的过失而批评苏轼等政治对手,但最自己的追随者时,却经常对他们错用其才以自肥的可能性视而不见。
王安石更想不到,自己信任的吕惠卿、曾布等人后来会成为自己的敌人,自身阵营陷入内斗。曾布违背王安石的意愿,通过调查证实了市易法和免行钱在执行之中有不法之事。王安石为此大失颜面。他指派吕惠卿去进一步调查,而吕惠卿则以此调查为武器,加剧了王安石和曾布之间的不和。随后不久,王安石请辞,并推荐吕惠卿继任。吕惠卿一取得权力,立刻把曾布贬为地方官,不再善待王安石。次年王安石还朝后,吕惠卿垮台。曾布和吕惠卿从显要位置上被罢免,进一步打击了王安石推行变法的执行能力。
宋神宗对王安石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1070-1071年,先后因为弹劾王安石而被皇帝贬职的有司马光、吕公著、程颢、范镇、苏轼、欧阳修等高官。
但是反对改革的力量仍在汇聚。一方面是地方官员的“捣浆糊、念歪经”导致民怨四起,另一方面是强大的反对派不遗余力地发难。上下夹击令王安石身心俱疲。王安石上奏说,“自古以来,独揽大权的人,很少有不获罪并遭到降职或罢免的。如今人们的疑惑和怨恨都汇集到我这里,使我身心疲惫。所以才敢冒犯皇上的威严,乞求解除我的职务。”
1076年王安石辞去宰相,变法遭遇重创。1085年宋神宗去世。王安石变法亦被司马光推倒重来。
对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其政敌司马光说:“皆吏不得人,故为民害”。毛泽东曾总结王安石变法的教训,“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换言之,王安石败在对“人”的因素重视不够、理解不够。
要避免重蹈王安石的改革覆辙,就必须把执行力放在改革的核心位置。具体而言:
1、改革措施一定要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千万不能拍脑袋决策。要多听取基层的反馈,高手在民间;
2、魔鬼藏在细节之中。改革措施出台之前一定要反复进行“沙盘推演”,对执行中可能出现的“坑”要有细致分析,才能避免好经被念歪;
3、要用对人,改革一定要组建能力和品德兼备的执行团队,重用“改革促进派”;
4、要实现激励兼容,必须设定明确且合理的考核机制。激励是牛鼻子——考核什么,就得到什么。考核必须长牙齿,该奖励的大方奖励,该惩处的要“高调惩处”;领导要敢于做恶人,不做“好好先生”;
5、要谨记官僚集团是执行改革的主体,须充分调动官僚集团的积极性,避免与之陷入“冷战”状态。要善于把“零和博弈”转变为“帕累托改进”;
6、对改革执行的效果,要建立动态的反馈机制,及时发现问题,勇于在实践面前认错,第一时间对方案进行完善和优化;
7、改革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期望一招制胜、毕其功于一役;
8、改革要做好沟通说服工作,减少误解,取得社会各界的最大理解和配合。
刘胜军
坚持讲真话的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大历史观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天俱时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刘胜军微财经创始人
致公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委员
山东省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首席专家
著有《下一个十年》
山东.菏泽.定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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