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再平/文

对人民币汇率近7并将大概率破7异动的动因，要做国际与国内或外生与内生区分，以便于区别因应，精准施策。从目前看，所谓人民币汇率异动，主要还是国际外生动因，按作用力排列：一是美联储“放鹰”应对高通胀紧缩升息导致美元短期套利强劲；二是俄乌冲突以及极度干旱高温等黑犀牛与黑天鹅事件引发欧洲能源危机、升高欧元区安全溢价补偿，从而导致欧元兑美元汇率跌破1.0，创20年新低；三是英国虽10%的通胀率还未见顶，但由于经常账户逆差创新高，还指望贬值改善其经常账户，故8月中旬以来，英镑贬值速度快于欧元，曾跌至1985年以来最低水平1.1656；四是日本通胀率目前并不高，而其上半年GDP增速只有0.9%，因而仍坚持-0.1%的政策性利率以刺激经济，从而与美元利差拉大，进而导致日元兑美元汇率跌破140，创24年以来新低；五是其他有国际影响力的经济体，比如瑞典央行政策利率为0.75%，瑞士央行政策性利率为-0.25%，其与美元利差扩大，自然也增加了其货币贬值的压力。以上国际外生动因合力助推美元指数开启新一波升值，接近110，创20年新高，无疑是导致人民币汇率异动的主因。

但国内内生动因也不可忽视：一是为稳增长降准降息等流动性释放，中美货币政策分化，利差持续收窄甚而倒挂，引发短期资本套利流出，境外机构持续减持国内债券，从而导致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此长彼消；二是疫情反弹、高温天气、房地产风险等加大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以至于有机构预测美国2022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会自1976年以来首次超过中国；三是虽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增长14.2%，但8月份出口增速由双位数增长变为个位数增长，下降幅度较大，低于市场预期。最后这点当然并非纯内生动因，但至少主观能动性努力在我。

上述五大外生动因很大程度非因而我而变，非我可把控，而只能积极因应；三大内生动因却很大程度因我而变，可为我所把控或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争取最好的变动，但也须适时适情并遵循相关规律而积极作为。比如，其第一点，即所谓与美政策分化的稳增长宽松货币政策，可能还不得不坚持一些时日；第二点关键在于“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两者科学而有效的平衡；第三点则是要在外部环境可能进一步不利甚而恶化的境况下，尽可能努力保外贸保出口。

此外，还应适时采取必要的对冲或缓冲措施，以防止汇率过快贬值，形成“本币贬值—资金抽逃—经济收缩—本币再贬值—资金再抽逃……”的恶性循环。比如，适时下调外汇存款准备金率，释放美元流动性；上调远期售汇外汇风险准备金率，增加企业远期购汇成本；在人民币中间价定价机制中使用“逆周期因子”，适度对冲贬值方向的顺周期情绪；在离岸市场增加央票发行规模，收紧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动用外汇储备对市场进行适当干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