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杰 文
1907年7月6日，浙江绍兴籍光复会首领徐锡麟，借安徽巡警学堂毕业典礼之机在安庆率先发难，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徐锡麟被捕后被剖腹挖心祭奠恩铭。7月13日，受徐案牵连，浙江官府逮捕了时任绍兴大通学堂附设体育会教员的另一位光复会首领、徐锡麟表妹秋瑾，并于7月15日将其在绍兴城区的轩亭口斩首。
浙江巡抚张曾 应对突发事件时严重滞后于时代潮流的错位执法，经过以上海租界为民间报刊舆论平台的立宪派人士的推波助澜，被演绎成为一桩声势浩大地开展近现代法政启蒙的公共事件。
张曾 的错位执法
依据现有的文献资料，秋瑾案的大致情况是这样的：徐锡麟案发，他所创办的绍兴大通学堂受到牵连。浙江巡抚张曾 从金华知府的电禀中得知，“武义县获匪供系大通学堂学生勾结起事”；两江总督端方电称大通学堂“徐匪死党必多”，要求张曾 电饬绍兴知府贵福予以查办。贵福接到饬令，连夜赶赴省城请兵，张曾 派遣杭州新军第一标标统李益智率兵两队官兵前往绍兴，协助贵福逮捕秋瑾等人。
阴历六月初五日即1907年7月14日，贵福在密电中简要介绍了抓捕秋瑾等人的前后经过：
“抚藩臬宪钧鉴：越密。前据胡道南等面称，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首领，羽党万人，近已往嵊县纠约来郡，请预防等语。卑府星夜请兵，蒙派队到郡。今日申刻，往大通学堂及嵊县公所起军火，该匪等开枪拒捕，兵队还击，毙两匪，并获秋瑾及余匪六人，起出后膛枪二十五杆、子弹数百枚，夺获秋瑾六门手枪一枝，探得该匪等因。徐匪刺皖抚后，谋俟竺匪纠党到开会追悼，即行起事。知其事者，惊惶万状，现讯秋瑾，供不吐实。查看该匪亲笔讲义，斥本朝为异族，证据已确。余党程毅等亦供秋瑾为首，惟尚未起事准期。若竺匪一到，恐有他变，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余匪讯有实据，再行电禀。”
作为满族官员，贵福对于光复会的排满革命极端仇视，被徐锡麟刺杀的安徽巡抚恩铭，恰好又是他的表亲。但是，贵福平时喜欢附庸风雅、沽名钓誉，与绍兴学界及大通学堂多有来往，还把秋瑾认作自己的义女。当贵福与山阴知县李钟岳、会稽知县李瑞年会审秋瑾时，竟被秋瑾指认为“同党”，使得贵福颇为难堪。因而向浙抚危词耸听，主张将秋瑾“先行正法”。
贵福得到张曾 “秋瑾即行正法”的电谕后，迅速处死了秋瑾。秋瑾生前留下的笔供，只有“秋风秋雨愁煞人”七个字。
晚清时期的“就地正法之制”，始于镇压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属于在非常时期错位执法的非常举措，这种非常举措突破了清王朝固有的死刑上报中央刑部复核、皇帝亲自裁决的司法审判制度，削弱了以天子自居的专制皇帝垄断把持“人命关天”的神圣天理的绝对权威，增长了地方督抚的权力份额。
1902年，清政府采纳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联合保荐，任命沈家本、伍廷芳为修订法律大臣。1905年4月，沈家本、伍廷芳联名奏请永远删除凌迟、枭首、戮尸等项酷刑，在国内外引起良好反响。1906年，他们参照西方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国家所奉行的甲乙双方契约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司法机关独立审判、程序正义优先于实体正义、疑罪从无之无罪推定的现代法理，着手起草诉讼法草案。
满清朝廷在官制改革过程中也涉及“司法独立”的问题，初步设计在中央改刑部为法部、大理寺为大理院，分别为司法行政和审判机构；在地方则相应设立高等审判厅负责司法审判、以按察司负责司法行政，各省按察司与高等审判厅直属法部与大理院。
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从镇压地方叛乱的角度提出异议：“方今革命党各处蠢动，沿江沿海伏莽繁多”，如果督抚不能与闻司法审判，而裁判官有独立判案之权，那么“每遇拿获逆党，必将强引西律，曲贷故纵，一匪亦不能办。不过数年，乱党布满天下，羽翼已成，大局倾危，无从补救。”
在曾叔祖张之洞面前自称“受业侄曾孙”的张曾 ，在法政改革方面表现得比张之洞更加顽固保守。1905年10月，63岁的张曾 由山西巡抚调任浙江巡抚，以上海租界为文明样板的江苏、浙江地区的文明开放，令他感到无所适从。他所习惯的是在中国传统儒学“存天理，灭人欲”的二元对立、一元绝对、礼教治人、以理杀人的人治思维和专制模式中，抢占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理天道天命天意的绝对制高点，强势镇压来自民间社会的所有反对力量和抗议声音。
依照中国传统社会礼教治人、以理杀人的人治思维和专制模式，张曾 以革命党通匪谋乱的罪名对秋瑾“就地正法”，并没有明显过错。但是，这种仅凭口供就判案定罪并且立即执行的司法行为，与以上海租界为文明样板的江浙地区所初步接受的一整套近现代法治观念之间，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错位鸿沟；并且明显违背了光绪皇帝于1906年颁布的永远删除戮尸、枭首、凌迟三项恶法并且宽免连坐的谕旨。满清朝廷于1906年9月1日颁布的预备“仿行宪政”的上谕中所公开标榜的“庶政公诸舆论”，更为民间报刊舆论的推波助澜，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政借口。
民间舆论的冤杀基调
秋瑾虽然先后加入了地下秘密会党性质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和光复会，并且正在积极联络江湖会党势力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她的公开身份却是以归国留学生资格出任绍兴明道女学堂、吴兴南浔女学堂、绍兴大通学堂及其附设体育会教员的新女性标志人物，而且在上海创办有《中国女报》杂志，明确标榜“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
秋瑾案发后，民间报刊舆论大都认定她是受徐锡麟案株连而被冤杀的爱国新女性。作为上海地区民间第一大报的《申报》，在一系列跟踪报道中一直在强调“冤杀”二字：
1907年7月20日（阴历六月十一日），《申报》以《株连秋瑾女士确耗》为标题报道说：“绍兴访函云：初四日绍兴府贵太守带兵查抄大通学堂时，共被拘拿十三人，秋瑾女士（又名秋竞）亦在其内，即于初五夜三句钟，在轩亭口正法。当时由山阴县都阃府及省中派来之第一标常备军，又山会两县之巡警到场弹压，女士身穿白色汗衫，外穿元色生纱衫裤，脚穿皮鞋，钉有铁镣，两手反缚，由山阴县署至轩亭口，一路有兵防护。临刑时女士不发一语，翌晨即由同善局施棺收殓。”
7月23日，《申报》在刊登秋瑾和服照片的同时，以《秋瑾冤杀之原因（杭州）》为标题报道说：“杭州来函云：秋女士之被惨杀也，卖之者为女士曩日在东密友袁某。袁现方任绍郡中学监督，惧祸及己，故卖之以自保。”
7月28日，《申报》以《秋瑾女士冤杀之历史（绍兴）》为标题报道说：“越郡友人来函云：此次秋瑾女士之被害，实由于胡、袁二人之诬指。”
在随后几天里，《申报》另有《集议求雪秋瑾冤狱（杭州）》、《秋瑾冤杀之余波（绍兴）》之类的追踪报道。
上海《时报》是立宪派人士的大本营，秋案发生后，该报接连发表秋瑾好友吴芝瑛的来稿《秋女士传》和《纪秋女士遗事》，一再强调秋瑾是“俄之苏菲亚、法之罗兰夫人”之类的女权革命者，并且郑重表示说：“愿以身家性命保秋氏家族，望当道负立宪之责任者，开一面之网饬属保全，勿再罗织，以成莫须有之狱，诬以种种之罪状，使死者魂魄尚为之不安。”
在没有取得确实口供和令人信服的过硬证据的情况下匆匆杀人，这种法律程序上的硬伤错位，使得浙江官府从一开始便处于遭受谴责质疑的被动地位。迫于民怨鼎沸的舆论压力，张曾 一方面把相关案情择要电奏朝廷，一方面发布安民告示进行自我辩护。此举招来的是报刊舆论更加猛烈的严词驳斥。
《时报》所发表的署名“胡马”的两篇社论，首先认为无论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都应以立法、守法为急务，即使专制国亦不可无法，绍兴冤狱只能证明政府当局错位执法的“野蛮”；接着逐条驳斥了张曾 不经法律审判便在告示与电奏中指称秋瑾“为匪”与“通匪”的有罪推定；最后强调说：政府因为害怕革命而无端制造党祸，将会适得其反、火上浇油地引发暴力革命。
在另一篇《西报论中国待女子之办法》中，该报巧妙转载英文报刊《文汇报》的言论，痛斥官府错位执法的野蛮行径：“视中国政府近来待女子之办法，终不若西国之文明。即办理女教员秋瑾一事，在中政府以为该女子暗通革命党，故必如是办之，然他国断无此等办法。若论世界进步各国，惟在一千八百年以前则或有此野蛮办法”。
经过民间报刊舆论推波助澜的宣传造势，秋瑾是不是革命党已经变得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政府不应该以革命党通匪谋乱的罪名惨杀爱国新女性的代表人物。因错位执法而遭受民间舆论质疑问责的张曾 ，不得不托病请假，暗地里又多方活动，争取离开浙江而异地任职。
1907年9月5日，清廷上谕：“张曾 著调补江苏巡抚，迅速赴任。”消息传出，舆论大哗。江苏绅士联名致电都察院拒张入苏。经此几番周折，65岁的张曾 黯然离开了沉浮数十年的晚清官场。
民间报刊舆论从预备立宪的角度攻击政府当局的错位执法，恰好刺中清政府的死穴软肋。在民间舆论看来，徐锡麟案和秋瑾案恰好暴露了预备立宪迟滞不前的诸多问题。革命风潮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清廷没有表现出实施宪政的足够诚意。
正是由于民间报刊舆论围绕徐锡麟案和秋瑾案推波助澜的法政启蒙，直接推动清廷于1907年9月20日谕令设立作为“议院基础”的资政院；9月30日，又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以君主立宪为宗旨。10月19日，清廷谕令各省设立与资政院相对应的具有地方议会性质的谘议局。这几项举措的接连出台，表明清政府确实加快了预备立宪的步伐，随之而来的便是宪政与革命之间的一场龟兔赛跑。
光复会的法外复仇
相关资料显示，在秋瑾案中被指控为告密出卖的绍兴籍立宪派人士胡道南、袁翼等人，当时所发挥出的其实是保土安民的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徐锡麟案发生后，一直与其意见不合的亲生父亲徐凤鸣（梅生），主动于1907年7月12日到山阴县衙投案自首。山阴劝学所总董杜子、绍兴府中学堂监督袁翼、会稽劝学所总董王世裕、前署长兴县教谕胡道南、江西候补知县徐维则、候选直隶州州判陈邦翰，于第一时间上书绍兴知府贵福，请求“暂予保释，以免株连而安人心”。
7月15日，浙江巡浙张曾 密派时任铜元局总办的候补道陈寿嵩（翼栋）前往绍兴，继续查办徐锡麟、秋瑾的余党。陈翼栋到绍兴后，依据匿名揭帖武装查抄堕民子弟学校同仁学堂，以及为该学堂提供经费的戏捐公所，在社会上引起极大恐慌。7月19日，胡道南、袁翼等24人联名给浙江巡抚张曾 和主持杭州铁路公司的绍兴籍四品京卿汤寿潜发出陈情通电，要求陈寿嵩撤离绍兴。
8月2日，绍兴府中学堂监督袁翼就秋瑾案的告密一事致信张曾 ：“沪上各报为秋瑾死事诬翼告密，要求更正。以宪台电奏，有绍绅密禀字样，不知告密究系何人。乞电示以雪沉冤。”
8月4日，袁翼又在致张曾 的第二封公开信中写道：“今且不问秋瑾之被杀当不当，但问翼之于密告不告。度大公祖明镜高悬，当有为翼鸣冤者。”
8月14日，绍兴府劝学所邀请八个属县的劝学绅董齐集府城召开特别大会，就秋瑾案的绅士告密一事，代袁翼、胡道南等人辩诬。
与以立宪派人士为主体的民间报刊舆论努力把秋瑾案纳入近现代法政启蒙的公共话题和正常轨道背道而驰的，是秘密从事排满革命的光复会人士。
光复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章太炎，当时远在日本东京。在1904年的“苏报案”中，他是被慈禧太后亲自挂帅的专案组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的罪名预定死刑的钦定要犯，是上海公共租界恪守现代法理的法外治权，拯救了他的一条生命。
凭借“苏报案”获得国际性知名度的章太炎，竟然没有半点虚心去认真学习来自西方的法政知识，以便与国际通行的文明准则正常接轨；反而抱着所谓“国学”的老黄历，更加极端地鼓吹大汉族主义的尊王攘夷、排满革命。
他在1908年7、8月间撰写的《复蒋智由书》中，明确表示应该对袁翼等告密者实施报复暗杀，并且“莫须有”地尖锐指责蒋智由是在包庇偏袒与其同为立宪派社团政闻社成员的袁翼。
另一位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介绍说：“先是，绍兴士绅既有恨于瑾，又因师期屡改，密谋尽露，于是胡道南等密禀知府贵福。”作为证据，陶成章抄录了绍兴知府贵福致浙江巡抚张曾 的前述密电。据陈去病在为小名金发的王逸所写的传记文章中介绍，1907年7月，在浙江绍兴准备响应徐锡麟安庆起义的秋瑾、竺绍康、王金发等人“为郡人胡道南所讦”，导致“瑾被捕死，逸与绍康独脱去”。1910年，王金发“令其徒伪为胡舟人，侵晨闯其闼，击杀之”。
这里的“其徒”，指的就是主动供认参与暗杀胡道南的绍兴籍光复会成员王竹卿。1912年1月14日凌晨，35岁的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惨遭新一轮的暗杀行动。1月19日，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刑侦股的《警务报告》记载了这样一段案情追踪：
“关于陶焕卿于本月14日在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被人击毙之事，他的朋友们说，一个叫王竹卿的绍兴人可能是两刺客中的一人。经查刑侦股档案，此人曾被人控告过，亦曾服过刑。他曾用过两个别名，过去是某满清官员的仆役。1911年4月24日，他在刑侦股受审时说，他是革命党人，该党在江浙两省拥有党徒六七万人。他曾于1910年某时在绍兴打死劝学署（Educa－tionalBureau）成员吴振声（WooTsungSun）。因吴曾杀害一个革命党人。警务处曾将王所说之事告诉中国当局，但他们不信。以后便于1911年5月9日将王逐出公共租界。”
这里的吴振声（Woo Tsung Sun ），是《辛亥革命与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选译》一书的明显误译，其准确的汉语拼写是胡钟生。所谓“在江浙两省拥有党徒六七万人”的革命党，指的是由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参与创办或主持领导的光复会。
据光复会创始会长蔡元培在《亡友胡钟生传》中介绍，胡钟生名道南，字任臣，号钟生。他15岁考中秀才，28岁考中举人，随后连续七次参加全国会试都没有考中进士，一度以举人资格出任长兴县学教谕。蔡元培与胡钟生在绍兴中西学堂和学务公所有过共事经历，两个人在观念上虽然存在较大分歧，却能够“相信相爱，一如曩昔”。
1910年的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刚刚出任绍兴清查公产事务所总理的胡钟生惨遭暗杀。这天黎明，有两个家奴打扮的人急匆匆来到清查公产事务所告诉看门人说：胡先生家昨天被盗，特来报告胡先生。看门人进去报告时，有一人尾随而入。还没有起床的胡钟声听到消息，急忙披衣而出。“尾者忽出手枪，击君，未中，君却走，尾者追之，复发两弹，皆中。众闻警毕集，则击者已遗两履而逸矣。”胡钟生临死前告诉儿子胡豫，刺杀他的人来自“下流学界”，原因是怀疑他参与了针对秋瑾的告密活动。按照蔡元培的说法，辛亥革命成功后，“秋案之始末公布，而君之冤乃大白。”
在告密证据并不确凿的情况下，鼓吹排满革命的光复会成员王金发、王竹卿等人，不去向张曾 、贵福等官府大员碰硬寻仇，偏偏把法外复仇、冤冤相报的暗杀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胡道南。
到了1912年1月14日，投靠依附于同盟会方面的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前光复会成员王竹卿、陈锡奎等人，又伙同蒋介石暗杀了为辛亥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浙江绍兴籍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从而把这种恶性循环的冤冤相报，演绎成为汉族人杀汉族人、浙江人杀浙江人、革命党杀革命党的自相残杀。1912年3月27日，避往嘉兴的绍兴人王竹卿，又倒在光复会派遣的复仇杀手的枪口之下。出任绍兴都督的王金发，对于绍兴民间社会的残暴盘剥，更是远远超过了清朝时期包括贵福在内的所有地方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