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限理性理论的意义
在西蒙看来，有限理性对现实中的管理意义十分重大。
西蒙认为，经济人的假设是一个美妙的乌托邦。他说，“在一个极端，经济学家们给经济人赋以一种全知全能的荒谬理性。这种经济人有一个完整而内在一致的偏好体系，使其总是能够在他所面临的备选方案中做出选择；他总是完全了解那些备选的替代方案；他为择善而从所进行的计算，不受任何复杂性的限制；对他来说，概率计算既不可畏，也不神秘。在我们上一代人的年月里，这种理论由于向竞争性对等及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等领域的扩展，逐渐到了一种类似中世纪神学托马斯主义的精巧水平。它具有很大的智慧和美学魅力；但同具有血肉之躯的人的真实行为（或可能的行为）看不出有多大的关系”。
管理理论不同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经济人理论，管理理论所关注的焦点是人的社会行为的理性方面与非理性方面的界限，是关于那些因缺乏寻求最优的才智，退而寻求满意的人类行为的理论，于是有了管理人，即我们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人。在这里，西蒙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管理人”的概念。
理解管理人概念，需要实现如下两个根本性转变，或者把握如下两个基本特征：（1）经济人寻求最优，从可为他所用的一切备选方案当中，择其最优者。经济人的“堂弟”——管理人，则寻求满意——寻找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为程序。判断满意程度的指标，包括市场占有率、适量利润和公平价格等等。（2）经济人同真实世界的一切复杂事物打交道。而管理人则认为，他自己头脑所感知的世界，是对纷繁杂乱的真实世界做过重大的简化处理后所得到的一个模型。他满足于这种粗略的简化模型，因为他认为复杂的“真实”世界里的大多数现实事物，同他眼下的任何具体处境都没有多少关系；而且，因果链大多不长而且简单。因此，他情愿将那些在一定时间看来与他无关的部分现实置之不顾。他在做抉择时所利用的，是一幅简单的图景，也就是只包含他认为是最要紧、最关键的因素的一幅图景。
那么，管理人这两个特征的意义何在呢？首先，因为他寻求满意而非最优，他不用先考虑一切可能的备选行动方案，也用不着确认存在着全部备选行动方案便可以进行选择。其次，由于他把世界看成几乎是空旷的，不考虑所有事物之间的一切相互联系（它们会使思考和行动如入烟海），所以，管理人能用相对简单的经验方法来制定决策。这些方法不致给他的思考能力强加上无法负担的重任。
西蒙以棋手的对弈为例，向人们详细地介绍了“管理人”的决策过程。他说我们如果实际计算一下，棋手比赛时若按对策论寻找策略，需要做多大的搜索量，那么，上述“不实际”的意思就显得更生动了。平均看来，一盘棋赛的任一给定状态，约有30种合乎规则的走法。以整数概略计之，一步走法及对方的反应平均有103种不同的接续走法。一盘棋赛的平均总步数，可以合理地估计为40步左右。因此，可能出现的不同下棋方法也许有10120种之多。尽管数字未必精确，但数目之大，已足以支持上述论断。
对棋手决策过程所做的研究清楚地告诉人们，下棋高手在选择每一步走法或每一个策略时，所考虑的可能走法或策略，不会达到100种之多。以某种标准来看，100种可采纳的方法已经算得上够多的了，但它离10120还远着呢！实际上，棋手不会去考虑全部的可能策略并从中选取最佳者，只是构造和检验相当少的可能策略；他一旦发现了一个满意的策略，就立即做出抉择。
范加骧先生在为西蒙的《管理行为》中译本所做的序中，曾经以一个寻找缝衣针的例子说明了在“有限理性”支配下，现实中人们的决策过程，也说明了“经济人”与“管理人”的区别。范先生说：“假如在一个草垛中分散着一些缝衣针。如果是寻找最佳措施，就要把所有的针都找到，逐一加以比较后，找出最尖锐的一根。如果寻找的是‘符合要求’的措施，那么只要找到的针尖锐到能够缝制要缝的衣服，那就满足了要求，不用再找下去了，再找下去也不见得有多大益处。”此例中的关键有二：一是最基本的标准；二是搜索成本。由于搜索成本的存在，只要找到符合最基本标准的就行了。
《管理行为》
[美] 赫伯特·A·西蒙 | 著
杨砺 韩春立 | 译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88年
当然，选择方案的标准也是变化的。当替代措施容易发现时，就可以提高标准，当替代措施难以发现时，则降低标准。
刚才讲的是个人决策，企业决策的道理亦是如此。在这里，我们依据范加骧先生的中文序言做如下介绍。
西蒙认为，企业或任何组织结构内部的活动都可以分为经常性和非经常性的两类活动。有关这两类活动的决策方式也是不同的。前者是程序化决策，后者为非程序化决策。
个人的、企业的或其他组织机构的日常活动往往是多次重复出现的。随着经验的积累，就会寻找到并选择出符合要求的措施，发展成为一套程序化的解决办法。遇到重复出现的情况，就按照既定的程序和步骤行动。日常的活动不管如何复杂，都可以分解为简单的行动步骤，并加以程序化。
西蒙认为，程序化有两个作用：一是作为企业控制系统的一部分。例如企业为了指挥其雇员的活动，详细制定了和奖惩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标准作业程序。二是作为企业协调系统的一部分。作为协调工具，程序不是应用于协调成员之间的行动方式和活动节拍，就是规定前后工序间传递产品时的产品性质。
工作高度程序化以后，个人专业化水平随之提高，但企业各部门的相互依赖性就增加了。由此总结出的命题是，情况愈是重复出现并能预料时，对相互依赖性的宽容程度愈大。反之，变动性和偶然性因素愈大，工序专门化所引起的协调活动愈多。因此，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企业将牺牲专门化来获得独立程序的配套性。这就是“大而全”现象存在的真正原因。为了实现更大程度的工作专门化，应增加环境的稳定性。例如原材料的供应要做到质量合格，成分稳定，供货及时，才有利于使用单位提高专业化水平。
此外，一个企业能否支持一个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生产活动，还决定于处理协调所需要的通讯联络，即内部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质量。内部信息传递的速度越快、质量越高，企业内部越是具有相互依赖性。当企业中发生新的和修正旧的程序的创新过程时，这就是企业的非经常活动。为了有效地进行这类性质的活动，就需要进行非程序化的决策，就要依次地经过全部决策过程。
西蒙将全部决策过程大致概括为：从设定问题，确定目标开始，然后寻找为达到目标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或措施，比较并评价这些方案的得失。在这些方案中进行选择，并做出决定，在执行决定中进行核查和控制，以保证实现预定的目标。在这里，西蒙所讲的程序化实际上是一个内部管理制度的问题。他关于最低标准、搜索成本、程序化、非程序化的一系列见解，对我们现实企业管理，应当说是很有意义的。
四、如何克服有限理性的弊端，或者如何最大限度地使行为更为理性
按照西蒙的论述，要克服有限理性的弊端，或者说最大限度地提高理性的程度，除了个人的训练，如知识的扩充和能力的提高之外，更为根本的是靠制度。他说，“我们所有的人，在如何完整地筹划我们的行动上，在复杂的世界里所能达到的理性的限度上，都受到极大的限制。而制度则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稳定的环境，使我们至少可能达到微弱的理性。例如，我们能可靠地预料到，如果朝某个方向走上一程，就可以找到一家食品店，并且它明天还会在那个地方。靠着制度环境的这种稳定性，以及其他许多没有疑问的稳定性，我们就可能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进行合理而稳定的规划了”。
西蒙强调，“我们的制度环境，就像我们的自然环境一样，在我们周围设置了一套可靠的、可感知的模式。我们没有必要理解产生这些事件的根本原因，或这些事件本身的全部细节，而只要了解那些影响我们的生活和需要的少数模式就足够了。我们所生存的环境（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这种稳定性和可预见性，允许我们在有限的认知能力和计算能力的约束下，去应付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他的总结论是，有些制度上的安排，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社会选择问题。
在“能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处理社会选择问题”的制度安排中，西蒙首推组织与市场。首先，他认为对于那些常规的、重复的社会需要，可以通过建立专业化的团体和组织，使之平等地处理各种问题。每个组织处理一种问题，其他组织则同时处理其余的问题。
对于市场机制，西蒙更为推崇。他说，在一种广泛的范围内，我们可以用市场和价格来限制每个人决策时所需要掌握的信息数量。例如某人到本地超级市场时，无需过问面包和麦片的生产过程，也不必打听制造商有什么为难的问题，便可以决定买什么和想吃什么。在这种个人决策过程中，他只需要了解那些可以买到的商品的价格。由于这个原因，市场和价格被证明是现代社会的极其有利的机制，因为它能帮助我们每个人独立地做出决策，而无需了解与此相关的，所有他人决策的全部烦琐细节。人们为了进行市场交易，只需注意有关的市场价格，因为所有相关信息都被概括在我们必须支付的价格中了。因此，我们可以把市场视为这样一种机制，它能使人类凭借有限的信息和计算能力，比较合理地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
把西蒙的一系列论述用一句简明的话来概括：因为理性有限，才必须选择市场机制。在论证这一问题时，他非常赞赏哈耶克当年的观点。他说，我所提出的，是很多年前由哈耶克所阐明的那种更基本和一般的市场观。市场就能提出一种限制信息量的方式，使我们只按自己的需要做出决策，不必了解别人行动的细节。因此，即使最优的选择可望而不可即，现实的市场机制仍能为我们提供一种过得去的社会安排的途径。
除了市场机制，最大限度限制有限理性的弊端的另一制度安排，则是被西蒙称为“对抗式程序”的法制建设。“司法的基本准则是遵循特定的程序，这种标准是寻求满意而不是寻求最优。它的基本假定是，如果这些程序被遵循，那么，在某种长期意义上，就能实现过得去的、甚至称心如意的决策。”
好的制度安排固然可以最大限度地限制由于有限理性而产生的弊端，但制度安排不是任意的。制度是一个体系，其中的一个子制度总是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下诞生并发挥作用的。
西蒙强调，“一个组织只有设计得适合其功能，适应其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才可以是有效的”。他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表示赞赏，但同样认为市场经济的制度安排是一个体系。他说:“市场只能与其他社会控制和决策方式一同使用，它并不能提供一种孤立的社会选择机制。”
计划经济的种种弊端可以一言以蔽之地归结为：组织庞大的社会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知识和能力，超越了人们理性的限度。现在，我们终于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又证明了一个基本的道理：通过比较好的制度安排，尽量使我们的有限理性，在制度的帮助下效果最好。值得深思的是，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否到位，我们是否认识到了市场经济是一个制度体系，是否理解了西蒙关于“市场只能与其他社会控制和决策方式一同使用，它并不能提供一种孤立的社会选择机制”，以及“一个组织只有设计得适合其功能，适合其社会环境和技术环境，才可以是有效的”论述。如果我们只要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功能，而不要它必需的、内在的制度构造和制度环境，我们很可能不会达到预期的效果。
长期以来，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一直很不到位，是带有极强功利目的的工具主义。由于对市场经济体制认识上的不到位，在理论探讨上就穷于应付在向市场体制过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当行政干预、人为因素过多的时候，就说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当假冒伪劣泛滥、大量欠债不还的时候，又说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如此等等。
当然，这些说法都没有错，但本身就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总之，市场经济是一个包括相应产权、道德、文化、法制的制度体系。我们必须继续深化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