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时空 作者 王梓茹
瓷母之谜
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乾隆朝宫廷瓷器中，有一件高近一米的瓷瓶，身上集齐了十七种釉彩。从口沿到足底，依次排列着仿哥釉的金丝铁线、仿汝釉的天青、仿官釉的冰裂、青花的苍翠、紫地珐琅彩的胭脂红、绿地粉彩的嫩绿、松石绿釉的碧色、窑变釉的紫红、斗彩的青花勾线与五彩填色、霁蓝釉的深海之蓝、东青釉刻花的皮球纹、金彩的辉煌。瓶腹设有十二个金色边框的开光，内绘“丹凤朝阳”“仙山琼阁”等祥瑞场景。因其几乎囊括了从宋代到清代中期所有重要釉彩品种，后人尊称它为“瓷母”。
烧造这件瓷器的窑工面对的是一道几乎无解的难题。不同釉彩的烧成温度相差四百度，一千三百度烧成的青花与仿宋釉，和九百度烧成的粉彩与珐琅彩，被强行安排在同一件器物上。工匠只能分阶段多次入窑，先烧高温釉，冷却后再施低温釉，反复焙烧。窑温每差十度，釉面就可能变色、流淌或龟裂。把十七种釉彩烧在同一件器物上，简直难以想象，如同在烈火中走钢丝。
但是，景德镇却创造出这样的奇迹。瓷母的成功绝非一蹴而就，它背后埋藏着的是无数被打碎、被淘汰、被深埋地下的失败品——景德镇御窑厂的地层里全是碎瓷！为什么这座赣东北的深山小镇能烧出如此惊世骇俗的瓷器？
景德镇位于江西东北部，坐落在黄山、怀玉山余脉与鄱阳湖平原的过渡地带。昌江自安徽祁门蜿蜒而下，在浮梁县境与东河、南河汇合，折向西南注入鄱阳湖。这里距南昌约一百五十公里，距杭州约三百公里，地理位置并不显赫。但昌江及其五十多条支流构成了纵横交错的水网，为淘炼瓷土、运输原料和产品提供了天然的通道。丘陵之上松林密布，马尾松油脂丰富、火焰长，是烧制还原焰最理想的燃料。更重要的是，地下蕴藏着优质的瓷石和高岭土，三宝蓬、南港、祁门的瓷石矿藏丰富，高岭山的白色黏土后来被全球地质学界命名为高岭土。“水土宜陶”，这四个字精准概括了景德镇成为瓷都的根本原因。
湖田窑的年轮：从支钉到匣钵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坐落于城市中心，总面积约5.43万平方米，地下窑址堆积区更达3平方公里，完整保留了官窑生产体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文物工作者在景德镇南河岸边的湖田村附近，发现田埂和路面嵌满了碎瓷，顺着这些碎片找到了窑址，一铲一铲挖下去，发现这里的堆积厚达八米，相当于三层楼的高度，一层压一层，像树的年轮。
底层是五代时期的遗物。那时的窑工用支钉叠烧法，把碗一只一只叠起来烧，器物底心和圈足边沿留下一圈支钉痕，釉面常被窑渣污染。这是景德镇瓷业的起点，产品质量相对来说比较粗糙。
中层是北宋初年的地层，匣钵仰烧法取代了支钉叠烧。窑工学会了用匣钵罩住瓷坯，把火焰与瓷器隔开，器物满釉，仅圈足内底露胎，外观质量大为提升。正是这个时期，景德镇创烧出了青白瓷，釉色青中泛白、白中显青，被时人誉为饶玉、假玉器。宋真宗景德元年，皇帝以年号赐名，景德镇由此诞生。
上层是南宋堆积，一种更高效的装烧技术出现了，支圈覆烧法。工匠将碗坯口沿朝下反扣在圆形支圈上，一圈一碗依次叠摞，外壁涂抹耐火泥浆，形成一个圆柱体。这种方法的装烧密度比仰烧提高四倍有余，器物口沿无釉，露出粗糙的胎骨，俗称芒口。湖田窑南宋地层中芒口器占八成以上。
从五代到晚宋的三百多年间，景德镇民窑的产量扩大了近十倍。这些数字背后，是无数窑工昼夜不息的劳作。他们从山上采来瓷石，用水碓舂打成粉，淘洗、沉淀、揉炼，拉坯成型，刻花装饰，入窑烧造。
浮梁瓷局的赌局：蓝与红的诞生
1278年元朝在景德镇设立浮梁瓷局，这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官方瓷业管理机构。官府的介入让技术加速整合，景德镇的窑工们完成了一项革命性创新：在瓷石中加入高岭土，形成二元配方。宋代只用瓷石一种原料，含铝量约17%，烧成温度约1250度，大件器物容易变形。高岭土含铝量高达35%以上，加入后提高了胎体的耐火度，让大罐、大瓶、大盘的烧造成为了可能。
与此同时，北方的磁州窑、吉州窑工匠因战乱南迁，将成熟的釉下彩绘技术带到了景德镇。而来自西亚的进口钴料苏麻离青，则为瓷器提供了深邃浓郁的蓝色。三大要素汇聚，催生了成熟青花瓷的诞生。
1973年，南京江宁的一座明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花梅瓶，瓶身绘着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韩信策马疾行，萧何快马追赶，月挂枝头，山石嶙峋。青花发色苍翠浓艳，晕散自然，笔触泼辣。这件元末青花梅瓶后来成为南京市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元青花人物故事题材的经典例证。
但青花只是开始，他们还想在瓷器上同时烧出蓝色和红色，所以诞生了青花釉里红这一品种，但成品率极低，因为两种釉彩对温度的要求截然不同：青花的钴料在约1200℃的还原焰中即可稳定发色，而釉里红的氧化铜需要1250℃以上的强还原气氛，温度稍低则发色灰黑，稍高则铜离子挥发逸出釉面，即烧飞——釉中红色完全消失，露出青白的胎体。
在同一窑炉中兼顾两种温度，实为极高难度的技术挑战。据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统计，御窑厂遗址中出土的元代釉里红残片数量是青花残片的数倍，珠山北麓的一个坑中，与青花釉里红梅瓶同出的还有数十件红色发黑甚至烧飞的失败品。
珠山北麓的元代官窑窑炉遗迹中，出土了大量青花、釉里红残片，这些器物因微小瑕疵就被淘汰，说明元代浮梁瓷局已有一套严格的拣选制度，不合格品不得外流，只能打碎深埋。这种制度，为后来的明代御窑厂奠定了基础。
珠山脚下：御窑厂的秘密
珠山位于景德镇老城区中心，昌江东岸，是镇内制高点。这里地势高敞，可俯瞰全镇窑场，便于管理和控制，元代浮梁瓷局已在此形成官营窑务基础，明代沿用。洪武二年，明廷在珠山设立御器厂，专为皇室烧造瓷器。御窑厂内部实行精细分工，按工序分为23作，并采用官搭民烧的方式，凡有瑕疵的瓷器一律打碎，集中掩埋于厂内，严禁外流。
2002年冬天，考古队员在御窑厂遗址清理到最后几层时，土中开始出现密集的瓷片。不是零星散落，而是成堆、成片、成坑。捡起一片，底足上写着“大明永乐年制”。再捡一片，“大明宣德年制”。再捡一片，“大明成化年制”。这些仅供皇家使用的御瓷，全部被打碎了埋藏在这里。
更令人吃惊的是，散落在坑底的碎片竟然能拼对起来。一件青花釉里红梅瓶，上半截在东边，下半截在西边，中间隔着半米的距离。考古队员继续向下清理，六件梅瓶排成一排，没有一件完整，全部打碎，工工整整埋在这个坑里。
考古队长蹲在坑边，拿起两片瓷片对着看，忽然说了一句：“这不是废品，是试烧品。”六件梅瓶器型相同，但青花发色不同，有的浓艳，有的偏灰，有的晕散过重，有的釉面出现细小气泡。窑工们反复调整配方、控制火候，烧了一批又一批，直到找到最满意的效果。不完美的全部就地掩埋，不许外流。五百多年后，这批失败的试验品反而成了最有价值的发现。
在御窑厂遗址中，考古队员还发现了成化斗彩瓷器的半成品。这件半成品尚未施釉，露出胎上青花的精细勾线，清晰展示了斗彩工艺的制作流程，青花勾线如骨架，釉上填彩如血肉，两者结合在一起，才构成完整的画面。斗彩的核心在于青花的“勾”与釉上彩的“填”之间的严丝合缝，稍有偏差就会错位。这正是成化斗彩的精妙所在，也是其难以仿制的原因。
与斗彩不同，嘉靖、万历时期流行的五彩则是另一种工艺。五彩以红、绿、黄为主色调，直接在釉上绘画，不依赖青花勾边。嘉靖五彩鱼藻纹盖罐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胎体厚重，釉面粗糙，但工匠用浓烈的红、绿、黄彩全覆盖装饰，硬是用色彩把瑕疵遮住了。明代晚期优质瓷土资源枯竭，胎质趋于粗暗，工匠被迫以彩遮丑，反而成就了嘉靖瓷器色彩艳丽、构图饱满的华丽风貌。
唐英的答卷：集大成者
清代御窑厂的真正兴盛，离不开唐英。雍正六年，唐英以内务府员外郎的身份被派往景德镇督陶。他刚到景德镇时对制瓷一窍不通，便与窑工同食同息三年，从泥料、釉料、成型到烧窑，逐一钻研，最终成为清代最杰出的督陶官。此后二十余年间，他主持烧造的瓷器被后世称为“唐窑”。唐英不仅管理窑务，还亲自参与配方研制、图样设计，撰写了《陶冶图说》二十则，系统记录了从采石到成器的全部工序。
这部文献成为研究清代制瓷工艺最重要的技术档案。在唐英的主持下，景德镇御窑厂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不仅恢复了失传多年的仿汝、仿官、仿哥等宋代名窑釉方，还创烧了多种前所未见的新品种。考古人员在御窑厂遗址中发现了唐英时期的窑炉作坊，出土了大量试火片和半成品，证明他当年是以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事每一件瓷器的试制。
而开篇所说的各种釉彩大瓶——瓷母的成功，正是唐英时期景德镇的巅峰，可谓景德镇千年制瓷史的缩影。每一种釉彩背后，都是一代代窑工反复试验的结晶。
明清时期，景德镇的瓷器生产规模达到了古代手工业的顶峰。据《景德镇陶录》等明代文献记载，嘉靖年间景德镇“延袤十余里，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反映当时瓷业规模已达极盛。万历年间，仅御窑厂每年烧造的官窑瓷器就达数万件，而民窑的产量更为惊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景德镇每年外销瓷器的数量动辄数百万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记录显示，30年间就有超过300万件景德镇瓷器被运往欧洲。至于销往东南亚、日本、中东的数量尚不计在内。整个景德镇城区沿昌江两岸延绵十余里，窑火彻夜不息，作坊鳞次栉比，瓷行、柴行、白土行遍布街巷。法国传教士殷宏绪在1712年写给教会的信中描述：“景德镇每日消耗的窑柴超过一万担，夜间望去，整座城市如一座燃烧的火山。”这种规模的瓷业生产在人类手工业史上实属罕见。
漂洋过海的外销瓷
景德镇瓷器从未囿于宫廷。宋元时期，青白瓷和青花瓷已随海上贸易路线远销东亚、东南亚、中东和东非。印尼海域发现的新安沉船中载有上万件景德镇瓷器，是元代海上贸易的实物见证。
十六世纪，葡萄牙人开辟东方航线，景德镇瓷器开始大规模进入欧洲市场。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贸易记录显示，仅1602至1657年间，就有数百万件景德镇瓷器被运往欧洲。这批瓷器的起点，是景德镇北郊的观音阁这样的民窑。
2007年，考古队在观音阁窑址发现了另一种碎瓷——克拉克瓷。在清理地层时，发现了一些绘有扇形开光的青花盘残片，纹饰布局与传统中国瓷器完全不同，明显是为欧洲市场设计的，因为它是大宗商品，讲究的是产量而非精工。画工也是民窑工匠，笔触率意奔放，不拘细节。
香港竹篙湾遗址的发现更具戏剧性。1987年，考古队在大屿山东北海滨发现了一处古代码头遗迹，石堤、台阶、平台布局清晰。这里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弘治至万历青花瓷片，许多带有葡萄牙、荷兰等国的纹章或订烧图案。考古学家将这些瓷片与葡萄牙里斯本桑托斯宫天花板镶嵌的青花瓷对比，发现纹样完全相同。竹篙湾是一个走私港，在那个海禁森严的年代，商人们将景德镇民窑烧制的瓷器偷偷运到这里，装船出海，销往欧洲。正是这种民间贸易的强劲需求，刺激了景德镇民窑的生产规模和技术进步。
【考古知识卡】
如何区分官窑与民窑的次品堆积
御窑厂遗址中，官窑次品被集中打碎后掩埋于专门挖掘的圆形或方形小坑内，坑口规整，掩埋有序。坑内碎片往往能拼对出完整的器物，且同一坑内常发现多件相同器型的试烧品。这种处理方式是为了防止落选御用瓷器流入民间。
民窑遗址则不同，次品和废弃窑具被随意倾倒在窑场周围的斜坡上，形成厚达数米的片状堆积，碎片散乱混杂，无法拼对出完整器物，也没有人为挖坑掩埋的迹象。考古学家正是通过观察堆积形态、坑位结构和碎片拼对情况，来综合判断一处窑址的性质是官窑还是民窑。
图片 | 杜广磊
排版 | 王武龙
设计 | 尹莉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