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如初

近日接连读几位作家的文字，王鼎钧、琦君、李一冰，心里颇有所感,也更加印证了一种关于汉语美的感觉。王鼎钧的文字之美自不必说，今年98岁的他被誉为“一代中国人的眼睛”，江湖人称“鼎公”，文名早已植入两岸几代人心里。尤其是2005年出版“人生四部曲”之后，在个人回忆录中，其历史和美学的价值及影响力一时无两。

2006年已经去世的琦君则是两岸很多中学生熟悉的名字，她的散文当得起“清新秀丽、佳构纷呈”八个字。与王鼎钧的历史见证者角度不同，她从不对历史本身发表见解，而是擅长在身边人、身边事中取材，在童年、母亲、故乡、亲朋故旧和读书心得中表情达意。如果鼎公的散文是“大江东去”的豪放派，琦君的则绝对是“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婉约派。

李一冰，对大陆读者来说应该还是略嫌陌生的名字，但他的《苏东坡新传》是近两年文友间常常互荐的书。林语堂先生用英语写就再译回汉语的《苏东坡传》早已植入很多读者心里，如今的网友更是强化名诗名句下苏东坡的各种传奇，为流量潜心打造这个“千年网红”。然而，李一冰的传是安静的，甚至是沉郁而厚重的，煌煌两卷，既写了苏东坡，也写了他所在时代的政治人文。而且，他摈弃理想主义色彩，始终贴着地气在写“人”，人的情、识、勇，人的才、用、遇，读来会令人忘了天才之传奇耀世，而只关注人之运命不同。

不过，我最想说的并非是他们的不同，而是相同——他们的语言带着一些古典的风韵，他们文字中弥漫着一种文雅之气。这“气”的直接表现，是他们的表达很少浮白，更多蕴藉；他们表情达意更矜重含蓄，而很少铿锵确凿，因而他们文字的亲和力更强，回音余绪更长。他们擅长用典，文字间一些陌生的字句常迫人去查，一查也必有典故，而且比我们常用的更精准有回味。同时，他们的文字又是个性鲜明的，一读即让人知道发言者的心性。王鼎钧的以血为墨，琦君的福慧双修，李一冰的温厚隐忍，无不在他们的语言中。

想来所谓文学，最表面最直观的即是语言，无论讲什么故事抒发什么情感表达什么价值观，语言都是皮肤，是通往所有意绪的媒介和途径。一个作家有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写作几乎就成功了大半。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其实总是新鲜的语言让旧事产生新的魅力。而汉语实在是魅力无穷的语言，古今的转换更是理应保留下它无可替代的美与用的尊严。即便在最日常的表达中，也应该如此。

在汉语散文创作的版图中，琦君散文是小家碧玉，多是最日常的表达。但她行文中的抒情忆旧，却总能和信手拈来的诗词隽语、传说故事相结合，达到既妙法天然又言之有物的效果。而因为她的散文笔触温润婉约，结构秀逸隽永，意境真挚恬雅，她被誉为“台湾文坛上闪亮的恒星”。

琦君（1917-2006），原名潘希珍，浙江永嘉人，中国台湾地区著名作家。她早年毕业于浙江省杭州之江大学中文系，后来曾在大学工作多年。她天资颖秀、幼承家学、复累新知。开始创作之后，她勤习古文诗赋、潜心意境结构，一生创作大量小说、散文、儿童文学，其中散文成就最大，有《琴心》《红纱灯》《桂花雨》《橘子红了》《三更有梦书当枕》等散文集面世，其中多篇已成现代散文名篇，并入选两岸中小学阅读教材。

人民文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琦君散文》，按她创作的题材风格，分了童心、故乡、母亲、异国、读书、怀念六辑，每一辑收录她的代表性作品，以期多方面、多层次体现她创作的特点，让读者在不同的故事、不同的结构中体会琦君散文始终如一的恬雅之美，更重要的，让读者体会她那看似平常的表达中包含的匠心所在。

童心不老

充满童心童趣的散文，在琦君创作中占有不小的比重。本书中的童心辑、故乡辑、母亲辑、异国辑中所收篇目，都未尝不能以“童心”统之。这童心童趣，不拘年龄，不拘阅历，在文本中几乎俯拾皆是。她散文中渗透出来的清新之气、惠雅之风，也更多来自她始终不变的童心视角。可以说，琦君是一个始终童心未泯的作家。

不过，我私心里以为，在书写童年生活的散文中体现童心童趣是题中之义，算不得新鲜，也谈不上太大的实现难度，反而是世事阅尽、艰辛备尝之后，一个作家还能够下笔有童趣，行文展童心，并且真实不做作，才最为难得，才最能证明这童心是深入血脉的，是世界观、人生观和创作观的一部分。

书中被收入童心辑的八篇文章，都能体现琦君散文“老而不失童心”的特点。无论是跟老伴争论对待蚂蚁的态度，还是回忆不同阶段见到的不幸的狗，尤其是老鞋匠和狗的相依为命，都能看出琦君的童心。这童心，一方面如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童心说》里面提到的，童心即真心，“一念之本心”，与真人、真性情、真表达相联系，用以与假道学、假慈悲、假修辞相对立。另一方面，又是一种不忍之心。“莫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琦君就是因为常怀这样的不忍之心，才会在蚂蚁、家狗、鞋子（《鞋不如故》）、鱼（《钓鱼》）等寻常事物身上，看到万事万物所需要的尊重。

这一辑中的其他几篇，《不放假的春节》《报上见》更像是劝诫小文。家庭主妇日常生活中会产生的小性子、小幽怨，若不及时化解，也能制造出不小的杯水风波，给家庭生活增加烦恼。而琦君擅长用故事、回忆和对比，劝勉自己转念，体现了别样的意趣。或许，中国传统女性的贤惠自持，有天性使然，有伦理约束，同时，也更有个人修为的所得。这种修为在琦君笔下体现得特别明显，在这类作品中，她的童心体现为不纠结、不执拗，擅长自我转圜。《时间，时间》《中个女状元》，写的也都是寻常故事、寻常道理，但因为她擅长借用古诗词、各种传说故事，就总是能给凡俗平易的内容增加文雅之气，给寻常道理增加古今相通的说服力。

中国有句古话，叫“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在琦君的创作中，我们能够感受到她在伦理诗书熏陶下、在信佛的母亲影响下的这种性情。而琦君自己也曾在散文里说，大学时曾有老师教诲她：“任何生活皆可以过，但须不失却自我。”所以，在她的眼里，生活中的微末都可以成为写作素材，都值得记录，而她每一次认真又质朴的表达，又是她童心未泯的证明。

归心常在

琦君那一代中国台湾地区作家，因为生逢战乱，经过骨肉分离，所以对故乡的感情尤为浓烈。比如我们熟知的王鼎钧、余光中、林海音等等，虽然创作风格各不相同，但对故乡的思念是一致的，抒写乡愁也几乎是他们创作的共同精神底色。值得一提的是，琦君和林海音——深受读者喜爱的《城南旧事》的作者，不但是写作上的朋友，也是家庭中的好朋友。林海音在给琦君的散文集写的短序中，对她多年的笔耕不辍尤其赞赏。

琦君写了很多思乡文章。她故乡浙江温州、杭州一带的风土人情、四季变换，她所在的传统家庭的规矩礼法、人情往来，都在她笔下有纤毫毕现的体现。故乡辑中的几篇，每一篇都充满着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的气息，也可一窥乡土中国、旧式家庭的风貌，同时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社会面貌。比如，她在写到新年的喜庆、看庙系、吃大菜等故事的时候，也写到了父亲和朋友间关于仕与隐的看法；写到了父亲在外做官、娶了二房，母亲独守家乡的隐忍和孤独；写到了家里用人、下雨天的农人、唱庙戏的小孩、要饭的乞丐等社会大众的苦楚。因而她的思乡文章在温暖怀念的个人心绪之外，也增添了兼及他人的社会宽度，读来让人感慨万端。

其中，《想念荷花》是不可多得的妙手文章。她以父亲教她唱关于荷花的诗，而家乡古镇却并没有荷花起笔，由远及近地接近西湖、靠近荷花。接着写到西湖赏荷的欢乐民俗，写母亲为父亲放荷花灯祈愿他长命百岁的美好。然后，笔峰一转，写到抗战军兴、举家避难、父亲英年早逝。悲痛中，一家人赏荷的心情消失殆尽，而“我”不久在上海得遇恩师，老师也爱荷，常以荷莲之高洁、荷下鱼儿之自由自勉。短短篇幅中，情感几次转折，心境反复对照，尤其是父女两次谈诗，父亲谈荷与老师谈荷之不同，母亲从买荷、吃荷、爱荷到避谈荷之转变等等细节，大大拓展了文本的情感含量。其中诗词的引用和化用，更是为生动塑造两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形象、书写他们的命运增添了含蓄蕴藉的力量。以这样的笔触书写回忆，表达思乡思亲之情，显然立意和格调是高于同类文章的。

琦君在大陆生活三十年，台湾生活三十年，美国生活二十年，余生又回到台湾。她曾形容自己是“处处无家处处家”，是手中的一支笔，常带她回到童年，回到父母身边，回到故乡，让她得以变天涯为咫尺，化归心为美文。

在美国期间，她写下《念蟋蟀》《鼠年怀鼠》《若要足时今已足》等文章，怀想故国，纾解思念。这类文章中她常纵意命笔，有感而发，虽略显细碎但胜在情真意切。而且，常写作的人知道，越是写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生活小事，远陈词避滥调的难度越大。所以，琦君其实可以成为有志写作的人潜心师法的入门老师。

孝心永存

琦君美文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是对母亲的书写和怀念。她也写怀念父亲的文章，如前面提到的《想念荷花》，还有书中收录的《父亲的两位知己》等，但因为父亲常年在外做官，她更多的时间是与母亲在家乡相依为命，可堪回忆的并不多。所以，论情感浓度和生活细节，怀念父亲的总不如怀念母亲的更精镂细雕，更亲切动人。其中《母亲的手艺》《母亲的金手表》《妈妈银行》等，都是读来让人心中温暖的名篇。

在琦君笔下，母亲心灵手巧，有许多难得的手艺，比如绣花、打纻线、做红豆糕、编草鞋、穿花球等等。时隔近半个世纪，女儿还能清晰记起每一个劳动场景。除了劳作，母亲更是拥有传统妇女的诸多美德，比如勤劳、节俭、忍让、谦和、孝亲、睦邻、怜贫恤老。而且，在女儿的观察中，她为人妻不妒悍，做主人不苛责。同时，她却也并不保守自怜，比如她鼓励女儿读书，为求学问知去让女儿“中个女状元”而忍受母女分离也在所不惜。比如她得知远在京城的十三岁儿子因病不治而夭折，痛彻心扉中也没有失了分寸。这些点点滴滴，都看在女儿眼里，刻在女儿心里。

琦君也几次写到母亲虔心礼佛，这是母亲的精神依托。母亲的一生每有冷水浇头、热炭焚心的拂逆，她也都能坚忍地默默承当。母女在佛堂朗念佛经的场景，母亲脸上平静安详的表情，给女儿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琦君以自己的新学识和新见识，理解了母亲的信仰，更产生了佛心也是诗心、灵心的新领悟。

世上回忆母亲的文章何止千万，每个作家笔下的母亲又何其不同，然而这类散文常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或者说，判断这类最司空见惯题材的写作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就是是否情真意切。不自觉地美化自己的母亲是人之常情，而在美化之外能够传诸久远，让“这一个”母亲获得天下所有母亲的共性，才更难得。

而更值得思考的是，随着农耕文明的衰落，工业社会的开启，人的情感也仿佛工业化了。近些年愈益突显的原生家庭问题、亲子关系问题等等，似乎更让文学中这类母慈子孝的书写显出了“古典”而“落伍”的气息。中国传统的伦理秩序是不是全是该去除的“糟粕”，社会进步是不是总是要质疑“我们该怎样做父亲”，而完全不顾及“我们该怎样做儿女”，都变成了值得思考的问题。亲情、伦理和平等如何践行，变成了困扰很多家庭的问题。健康的家庭关系当然是充满爱的，但这爱的前提也并不只有血缘，也需要规约，需要训练，更需要各尽本分、以爱养爱的代代相承。所谓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最小单元的问题其实包含着与每个人休戚相关的大问题。

中国古人论文学，有一个观点：文学之于人的影响，日久迁善而不自知。这显然也是琦君散文的一大显著特点。因为她孝心永存，笔端常念亲恩，她的文章中常有一种感恩和善念的自然流露，这与我们前面谈到的，她的童心、不忍之心都是一体两面。终身信佛、恪守传统妇德的母亲对她的深远影响由此也可见一斑。

令人倍加震撼的是，1997年，在写了数十年回忆母亲的文章之后，琦君才对读者说出秘而不宣的心事：自己在大量文字中羔羊跪乳般感念的母亲，其实并非她的亲生母亲，而是她的伯母。琦君一岁丧父，四岁丧母，和哥哥一起被奄奄一息的生母托付给伯母。伯母自此对他们兄妹视如己出，对她更是施以天高地厚之爱。这爱让琦君受益终生，也让她的读者对她的母亲，对她的“孝”更加肃然起敬。

文心常青

琦君的孝心也体现在尊师方面。书中所收《三十年点滴念师恩》是对恩师夏承焘的怀念，书中既能写出老师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严谨和亲和，更能写出他们作为知识者亲历战乱时候的忧思和气节，师者之尊、长者之仁和儒者之志兼而有之，使人如见其人。只不过，这类写“外人”的文章终归是与写双亲和家人不同，要减情加事，既要写出熟悉的直感，又要写出适当距离下的敬重。

琦君写怀人散文，常注重写事，注重写与人的互动，然后在细节处见性情，从日常中品人生，从功业中看为人。她对台湾历史小说家高阳的怀念（《星辰寥落念高阳》），与著名影星胡蝶的缘分（《蝴蝶迷》），对父亲两个部下的回忆（《永恒的思念》）等等，都有小说的韵致，人物活灵活现，命运感呼之欲出。即便是《照镜子》《良缘·孽缘》这样的说理小文，也看得出她的文心玲珑。

琦君很少写纵论家国历史的大文章，通常写的都是家长里短的“小文章”，而取材越小，其实构思越有考验。她自述，“写到平易，才是功夫”，但看得出来，为了这平易不变成“平庸”和“平淡”，她始终苦心表达技巧，追求浅中有深、平中有奇的效果。她深知既注重文章的才思灵拔，又要做到功力精勤，方能让文章真正有传播的价值。所以她既沉迷写作，捕捉自己稍纵即逝的灵感，又总是要不断修改、不断打磨，以求文辞精妙、立意别致。

琦君谈诗、谈诗人和读书的文章颇为可观，她写自己创作心路历程的文章也颇为可观。这与她当过大学老师密切相关，她常能在这类文章中旁征博引，又不掉书袋，在读书“无我”和读后“有我”之间，彰显自己的才思。其中《读诗的联想》《陆放翁的感情生活》《读书琐忆》等，都有独特的发现。琦君对陆游的解读很有新见，尤其是她的另外一篇，据说因版权问题未能收入书中的《囊中一卷放翁诗》，实在精彩。在家国患难、个人情感中常悲忧的陆游终年85岁，即便在现在也是高寿，与苏轼、欧阳修这些六十多岁即逝去的大儒相比，更算得天恩眷顾。琦君写他的“得寿如得富贵”，写他“熟观万卷眼犹明”，写他“可以忘情却不能”，每每让人拍案。

写作者有文心是本分，难的是让文心几十年与生活常伴常青。琦君《四十年来写作》《我写作的信念》，似乎可以给有志于写作者更多的启发。写作固然靠天分、靠灵感，文章也固然是千古事，可以经天纬地，可以纸短情长，然而写作本身是劳动，是需要“板凳坐得十年冷”的寂寞自守。这一点，在了解琦君写作历程的时候尤其引人深思。

此外还有一个有趣的逸闻，是王鼎钧先生亲历，被他记载在悼念夏志清的文章中：

有一次文友集会，潘琦君女士在座。大家谈到琦君的散文集正在畅销，夏公为她写过序文。于是夏公谈兴突发，以他一贯的语风说：我捧谁，谁马上就红。不料琦君的反应是：“我从来没有红过，也从来没有黑过，我就是这个样子，不需要别人捧。”满座愕然，而夏公夷然，谈笑自如。那些年，大英百科全书每年出版一个分册，其中有一个条目，介绍这年台湾最出色的作家，执笔人向夏公请教，夏公毫不迟疑，仍然告诉他“潘琦君”。

作家间、文友间有这样的逸事，实在也是文人风雅的一部分，也是他们打动人的一部分。散文写作最为人熟知的即是“形散神聚”，这“神”常指作家的文采与见识。而散文阅读也总是从文到人，再从人到文，回环往复间，所谓写作的意趣、人生的意趣也就不言自明了。琦君在世89年，也大致堪当“得寿如得富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