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晓诺
“朱院长，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要捐肾。”2017年夏末，朱同玉接到患者沙老的一通电话。
朱同玉现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移植科的学科带头人、上海市器官移植重点实验室主任。有人叫他“朱大胆”，因为他敢做别人不敢做的手术。
但接了沙老的电话后，他心里“咯噔一下”。这颗肾捐不了，他也治不好。沙老的泌尿系统感染了对抗生素耐药的超级细菌，最好的抗生素也无法治愈他。
朱同玉见过不少这样的超级细菌感染者。有人严重泌尿感染，每天需要小便几十次；有人浑身遍布十几个脓包，每个脓包里有几百毫升脓液；有人腹壁上长出两个反复溃烂的巨大肉芽肿、手术切除三次都复发……
世界卫生组织曾多次警告，超级细菌正带来严峻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一份国际报告显示，到2050年全球被超级细菌夺去生命的人数可能上升至1000万人，将超过因癌症而死亡的人数，在中国这一数字或超过100万人。
朱同玉想到国内还没有医院使用的噬菌体疗法。噬菌体是一种可以“吃掉”细菌的病毒，它只裂解细菌，不感染人体细胞，几乎无害。听到有新办法，沙老说“自己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朱同玉为沙老启动了中国第一个噬菌体临床研究。经过8个月的治疗，沙老体内的超级细菌被彻底清除。
2018年至今，朱同玉团队已用噬菌体救治了400多名像沙老这样走投无路的患者。
朱同玉团队还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聚焦人体治疗的噬菌体研究所，把噬菌体治疗从一家医院扩展到了全国30多家医院，后来，他们决定把科研成果转化成产品，朱同玉又指导学生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人用噬菌体公司——创噬纪（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创噬纪”——从这家尚处在早期的公司名字中，不难看出它的远大抱负。4年内，公司估值从2000万元涨到超2.6亿元。他们正与20多家医院合作开展噬菌体治疗，也在准备去做中国第一款噬菌体药物。除了严肃医疗场景，他们还计划探索噬菌体治疗青春痘、冰箱杀菌、宠物治疗等多项应用。
噬菌体治疗正在全球复苏。在中国最新的相关政策中，噬菌体治疗被视为先进的医疗手段，可与细胞治疗、基因治疗、脑机接口并列。
“我们的短期目标是让耐药菌感染的病人能够有药可治，长期目标是让人类对抗细菌有一种全新的手段。”朱同玉说，“现在，中国在噬菌体最前沿的领域与美国、欧洲并跑。我想，五年以后我们就是领跑——这是我们的目标。”
为一个患者建一个研究所
沙老是朱同玉的老患者。2004年，朱同玉在中山医院为他做了膀胱癌手术，手术很成功，但术后4年，沙老出现了顽固性尿路感染。10年里，沙老在多家顶尖医院已遍访名医，都未能得治。
他的膀胱容积本身因手术后变得很小，感染后雪上加霜，每天需要小便几十次，尿液中都是脓液，经常因尿急尿痛大汗淋漓。疼痛不分日夜，抗生素吊水一停就会感染复发。
沙老感染的是多重耐药的肺炎克雷伯菌。就在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发布最急需新型抗菌药物研发的12种“超级细菌”清单，沙老感染的“超级肺克”排在榜三。然而，开发一款抗生素新药至少要数年时间、数十亿美元，远不及细菌变异的速度。
朱同玉虽是外科医生，但细菌感染在他的工作中一直如影随形。他做过上千台肾移植手术，往往手术很成功，但是，感染是肾移植患者术后第一年的第一大死因。
2016年1月，朱同玉调任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主任（院长），在这里遇到很多肝病、艾滋病、结核病合并重症感染的患者。朱同玉惊讶地发现，医院每月要用两万多支最好的抗生素，这说明常用的抗生素已“前线失守”。
在沙老找来前不久，朱同玉才了解到噬菌体疗法。2017年4月，朱同玉遇到台湾花莲慈济医学中心病毒学专家陈立光，他用噬菌体治好了耐药菌。几天以后，朱同玉在一场学术会议上遇到上海交通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郭晓奎，他研究了一辈子噬菌体，但一直苦于无处应用。
2017年8月，上海噬菌体与耐药研究所（下称“上海噬菌体所”）在上海公卫中心成立，朱同玉任所长，郭晓奎和陈立光任副所长。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开展中国第一个噬菌体治疗的临床试验，把沙老治好。
然而，当时国内没有医院开展噬菌体治疗，做先行者必须慎之又慎。当时上海公卫中心的党委书记是中国传染病顶尖专家卢洪洲，他先用最好的抗生素给沙老进行两轮治疗，都复发了。确定遇到“抗感染的天花板”后，伦理委员会又经过三轮讨论，终于同意他们开展中国第一个噬菌体治疗临床试验。
2018年1月，沙老作为首个患者入组，治疗持续了近8个月。国内外都没有治疗先例可参考，朱同玉的团队天天做病例讨论。他们在陈立光和郭晓奎的噬菌体库里，找到了可用的噬菌体，并选择进行噬菌体膀胱灌注治疗。
上海公卫中心泌尿外科主任包娟和感染科团队是沙老的临床负责人。包娟说，由于泌尿道的特殊结构，噬菌体灌进去之后，还没来得及在体内复制增殖、裂解细菌，就会被排泄出来。该怎么灌、灌几次、间隔多久灌一次、要让患者憋尿多久，都只能摸索着进行。
三轮膀胱灌注每轮都有效果，但仍会复发。团队发现，原来是患者上尿路的两侧肾盂都有感染。医患共同下定决心，采取了有创的第四轮治疗：先给双侧肾盂造篓，排出积液后，通过造瘘管进行噬菌体灌注，噬菌体随尿液排到膀胱，这样噬菌体就覆盖了整个感染的泌尿系统。
2018年8月，沙老泌尿系统的超级细菌被彻底清除，顺利出院。后来，他实现了自驾游的梦想。2024年11月，沙老因肿瘤复发和其他并发症去世。
“代表全中国耐药人向您申请治疗”
“沙老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也给国内所有做噬菌体的人带来一丝希望。”朱同玉说。沙老出院同月，上海噬菌体所成立了学术委员会，并发起首届超级细菌感染与噬菌体防治高峰论坛，此后成为中国每年参会人数最多的噬菌体大会之一。
然而，作为新疗法，医生们接受它需要一个过程。最初四年，不仅感染科专家不认可，朱同玉在中山医院的科室都不认可。他们在等更确切的临床证据。
2018年，噬菌体临床试验入组2人。2020年入组28人，其中有4名危重症新冠患者出现了继发鲍曼不动杆菌感染，顶尖感染科医生认为已无药可用，患者入组接受噬菌体治疗后，接受噬菌体治疗后，2名患者康复出院，2名患者虽然感染获得控制但因器官衰竭去世。
团队对2018—2023年的临床数据做了初步统计分析，在182例受试者中，所有细菌清除率是48.05%，临床症状改善率是78.29%。总不良事件发生率为8.79%，约为抗生素治疗的一半，常见不良事件为发热，极少数出现皮疹和呼吸急促。
噬菌体并非万应灵药。如果团队没有能裂解细菌的噬菌体，他们也束手无策。还有些患者基础疾病很严重，感染只是他们面临的危机之一，临床试验过程中曾出现过患者死亡的情况，经研究团队综合判断，这些死亡案例与噬菌体治疗不相关。
后来，团队多名成员的亲人也因病入组接受了治疗，获得良好疗效。有些久治不愈的患者听说上海公卫中心能治病，专程从全国各地来找朱同玉、卢洪洲、包娟等专家，有些患者还是瞒着自己的感染科医生偷偷过来。
随着抗生素的使用，它对细菌的有效性确实在下降。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数据显示，从2020年到2024年，全国三级医院流感嗜血杆菌对头孢克洛的耐药率，从 34.9%增长到了54.5%。
朱同玉还很担心，中国长期存在抗生素滥用现象，这或将加剧我国的细菌耐药威胁。据统计，2011年中国抗生素人均年使用量曾达约138克，约为美国的10倍。很多基层医院一遇到感冒发烧就给患者打点滴；有人习惯把抗生素当消炎药吃；在农业和畜牧业中抗生素也被大量使用，最终会进入环境和人体。
噬菌体给大量患者带来了新的希望。但许多病人为噬菌体而来，虽然培养出耐药菌，但最终未能入组治疗。
2021年4月，49名患者给朱同玉写了一封联名信：“不知教授您是否知道公卫泌尿外科这噬菌体申请入组情况这么难。在门诊时看包主任眼神，听包主任语气，也对多重耐药是非常重视的，似乎也是希望噬菌体推广呀……病人是满怀希望而来，失望而回。”
他们要“代表全中国耐药人”，向朱同玉申请噬菌体治疗。
中国首家噬菌体临床应用公司
联名信事件说明，患者有需要，而研究所的力量终究有其上限。
一方面，当时的团队最多只能承受3—5名患者同时入组，每名患者平均需要2—3轮治疗，每轮都要多次进行配型筛选、扩增制备、质控等工作。加上科研等常规任务，团队自2020年下半年开始已几乎全年无休。
另一方面，噬菌体配型和质控、环境喷雾的成本大约是800元—1200元/次，噬菌体制备和良好生产规范（GMP）厂房的成本更高。噬菌体治疗处在临床试验阶段，医院不可以收费，成本要由研究者筹集承担。
吴楠楠是上海噬菌所第一个员工，他在法国里昂高等师范学校取得病毒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加入上海公卫中心，2017年起从建所开始全面参与各方面工作。据他介绍，在2021年之前，上海噬菌体所累计已获得近千万元的研究经费，但经费大部分还要用于科学机制研究，只有少部分用于临床。
朱同玉常对团队讲，“我们研究的成果，要么到书架上，要么到货架上”，一定要让患者用上。2021年5月，朱同玉调离上海公卫中心，出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副院长。此后，他就开始指导他的学生团队，筹备中国首家主要做噬菌体临床应用的公司。
2022年1月，创噬纪成立。公司名是吴楠楠起的，他从上海公卫中心辞职后，全职做公司CEO。加入创噬纪的很多研发人员来自上海噬菌体所，平均年龄不到30岁。朱同玉任战略咨询委员会主席，郭晓奎、秦金红、包娟等专家也成为创噬纪的临床或科研顾问。
创噬纪得到了文周投资、亿生资本和徐汇科创投等机构的投资，两轮累计融资3000多万元。创业之初，创噬纪的估值约为2000万元，Pre-A轮（A轮之前）融资后约为2.6亿元。
走出研究所后，噬菌体治疗的效率有了明显提升。
创噬纪要在专利等问题上与成员原单位完全划分清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他们针对临床常见的7种耐药菌，从头搭建了新的噬菌体库，配型效率更高。患者要拿到个性化配方，需要等待实验室收到细菌样本，再进行配型、效价验证等工作。原本这些过程需要两三周，现在创噬纪可以在24小时之内完成。
吴楠楠说，早期上海噬菌体所的每例总治疗成本接近8万元，创噬纪成立后渐渐把成本压到了每例3万元。
领先一步是先进，领先两步是先烈
朱同玉团队至今一直在通过临床研究的方式，开展噬菌体个性化治疗，这是卫健委主管的医疗技术路线。做药是另一条路径，意味着要做完三期临床试验，通过国家药监局的审批，最终给符合条件的不特定多数患者使用。
中国噬菌体个性化治疗已是世界领先水平；不过，全球更常见的路线，还是做药。2026年1月中旬，美国公司Armata的静脉输注型噬菌体管线AP-SA02已进入III期临床试验阶段。
近期，创噬纪正在进行Pre-A+轮融资，计划融资2000万—3000万元，主要用于推动一款噬菌体药物管线的开发，计划在两年之内拿到首个新药临床试验批件（IND）。
“抗生素的市场有多大，噬菌体的市场就有多大。”创噬纪的首席运营官朱飚说，“噬菌体和抗生素不是头对头的竞品，而是要手拉手联合增效。”
他解释：第一，噬菌体是“精准狙击”；第二，它可能会引起耐药菌本身的变化，可能使它对抗生素重新敏感。联合用药可以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和开支、降低抗生素的不良反应，也会延缓人类面临耐药菌侵犯的情况。
毕诚是文周投资的投资人，也是创噬纪的董事。他很早就建议过创噬纪应该做药。根据投资人的经验，生物科技公司一般都要走上药品注册之路，新药临床试验申报（IND）是重要的里程碑。他坦言当时的顾虑，“如果公司一味研发、没有里程碑式的进展，下一轮融资会很难。”
回头看，毕诚感到朱同玉的战略眼光非常敏锐，他不仅在培育一家公司，更是在培育一个行业。
朱同玉最初做噬菌体临床研究时，几乎没有任何指南和标准。近几年，各项关于噬菌体的治疗专家建议、质量标准专家共识、质量要求团体标准、临床应用管理专家共识陆续形成，朱同玉团队正是中坚力量。
从2024年到2026年，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朱同玉，连续三年在全国两会上针对噬菌体的研究与应用提交提案。2025年6月，噬菌体被纳入国家药监局的“先进治疗药品”（尚在征求意见）；10月，国务院发布了《生物医学新技术临床研究和临床转化应用管理条例》（下称“818号令”），其中也包括噬菌体新技术。创噬纪也代表产业界参与了相关配套指引的起草。“领先一步是先进，领先两步是先烈。”朱同玉说，“我们的钱也不多，国家指南也还没出，又在资本寒冬，那时候去做IND，资金链可能就断了。要有诗和远方，也要吃饱肚子。”
朱同玉给创噬纪确定了下一步方向：一是要往做新药的方向去努力；二是要继续通过医疗技术的方式，和医院开展合作。
2026年3月底，经济观察报在上海见到创噬纪团队时，他们正在与合作医院整理已有的临床数据，以备接下来按照818号令进行相关申报。
根据818号令，新技术在完成备案临床研究、证明安全有效之后，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医院可以转化收费。这意味着，医院和生物科技公司有了一条“回血”的途径。
除了严肃医疗之外，噬菌体还有很多应用场景。“我们在抗生素无药可救的患者身上进行试验，是先从最难的部分做起。”朱同玉举例说，家用冰箱里的细菌其实非常多，可以用噬菌体冰箱喷雾解决；青春痘的成因之一是痤疮丙酸杆菌感染，可以用噬菌体做面膜或者雪花膏，这都是创噬纪正在开发的产品。
朱同玉说，噬菌体也是改变人体微生态环境的一个手段，与益生菌和粪菌移植类似，但细菌直接口服有一定风险，如果未来升级到口服噬菌体和噬菌体移植，则对人体几乎无害。此外，细菌导致的食物腐坏、宠物腹泻或农作物减产等，都有噬菌体的应用前景。
走进全国30多家医院
实际上，噬菌体并不是一种新事物，它的历史甚至比抗生素疗法更悠久。
1917年，法裔加拿大科学家德赫雷尔发现、命名并开创了噬菌体疗法。此后，噬菌体在多个国家都曾被用来治疗痢疾等疾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德国军队也曾使用噬菌体治疗感染。
1958年，中国微生物学宗师余在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成功开展了中国首例个性化噬菌体治疗。同期，大连、兰州、成都等生物制品所也生产并应用过痢疾噬菌体药品。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抗生素这一抗菌利器实现量产，噬菌体渐渐被人遗忘了。只有在格鲁吉亚、波兰、俄罗斯等国家，至今仍有噬菌体药物售卖。
在国际上，噬菌体治疗复苏的时间约在2017年，当时美国的“金字塔案例”轰动全球：美国人帕特森在埃及感染了鲍曼不动杆菌，抗生素治疗无效，在他生命垂危之际，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他第一次批准了噬菌体治疗，治疗最终成功。此后，噬菌体行业渐成热门，美国一个军用噬菌体库转型成立民用公司，多家噬菌体公司纷纷上市。
在国内，朱同玉拿出“布道者的热情”推广噬菌体。现在，全国共有30多家医院已在开展噬菌体治疗，其中20多家与创噬纪合作。
根据创噬纪与国内主要噬菌体治疗团队的统计，截至2025年10月，在中国几个主要临床试验中心里，噬菌体治疗案例共562例，其中上海358例。现在，深圳、杭州、南京、长春、济南、郑州、重庆、成都、长春等地也有医院在进行噬菌体治疗。
国内接受过噬菌体治疗的最小患者仅有9个月大，她叫小雨。由于基础疾病，她一出生就住进了新生儿病房，必须使用呼吸机，此后她感染了耐药鲍曼不动杆菌，家长3个月来带她在多个城市求医，未能治愈。
在一名外地医生的推荐下，小雨一家来到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2025年初，该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闫钢风团队联合创噬纪，通过雾化把噬菌体制剂输送至小雨的肺部，72小时内顽固的菌群就被瓦解，未引发不良反应。1个多月后小雨顺利出院。
闫钢风团队至今为大约20个儿童患者开展了噬菌体治疗。闫钢风介绍，儿童和新生儿的抗感染选择很有限。在成人中常用的左氧氟沙星、环丙沙星等常规药可能影响软骨发育；庆大霉素、阿米卡星等药物有肾毒性和神经毒性，还可能导致永久性耳聋。2025年，有针对鲍曼不动杆菌等多个耐药菌的抗生素新药上市，成人已在使用，但它们几乎都没有儿童适应证。
深圳是上海之后的第二中心。2020年，深圳先进院的马迎飞团队与深圳市人民医院合作，开展了深圳首例噬菌体治疗。2021年，卢洪洲赴任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重新组建了噬菌体治疗团队。
卢洪洲说，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也希望通过818号令规则转化噬菌体技术，通过合规收费，支撑研究的发展，“朱同玉和吴楠楠他们探索出很好的转化路径，我们现在也在尝试。我的理想状态是让噬菌体像抗感染药物一样，在药店里就可以购买”。
年轻人在做产业时，朱同玉又继续去做科学研究。2024年底，朱同玉依托中山医院建立了复旦大学噬菌体研究所。2025年，他先后获得了国家卫健委前沿生物技术重点专项和国家传染病重大专项的资助。
朱同玉的目标是把天然的噬菌体升级成人工再造的噬菌体，“未来遇到一种病菌，我们就给它造个噬菌体，叫病人能够用上”。
（文中涉及的中国患者，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