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宇/文 正当防卫又一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10月19日，在二十大新闻中心第三场记者招待会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检察长童建明表示，检察机关办理了昆山反杀案等一批正当防卫有影响性案件，向社会彰显“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理念，鼓励公民见义勇为，弘扬社会正气。

2018年8月27日的那个夜晚，当骑自行车的于海明捡起砍刀，向之前醉酒持刀殴打自己的刘某奋力反击时，还不能料到，这一自卫行为会载入中国司法史，成为最高司法机关公布的典型案例。彼时的状况是，虽然我国刑法规定了正当防卫，赋予公民面对突如其来的人身侵害前，拥有自力救济的正当权利，但理论与实践中却存在偏移，相当一部分案件并不能被认定为正当防卫。尤其是造成了一方死亡的情况，很容易被认定为防卫过当。

“昆山反杀案”的曝光，吸引了万千公众的瞩目，在舆情的高涨支持下，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界、法学界等专业群体面前经受了前所未有的检视，多年的坚冰开始消融。4年后重新审视该案，俨然一道“分水岭”。从个体来讲，虽然反击造成了防卫对象的死亡，但于海明得到了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从刑事制度来说，则是一次将刑法“休眠”条款的成功激活。

也正是从“昆山反杀案”后，在司法实践中，包括“福州赵宇制止施暴案”、“丽江唐雪反杀案”、“涞源王新元反杀案”在内的一批案件，得到了正当防卫认定，两高出台了一批指导性案例、典型案例来“纠偏正向”。

不仅于此，最高法、最高检与公安部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时间条件、意图条件，要求准确界分防卫行为与相互斗殴，规范防卫过当的认定条件，严格防卫过当的刑罚裁量，明确特殊防卫的具体适用，拓展了正当防卫制度的运用边界，也让更多公民反击侵害行为时毫无后顾之忧。

在讨论相关正当防卫案件中，“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提法，也成为脍炙人口的金句。从法理上讲，任何法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是维护公平正义、社会秩序，有效打击不法行为，保护公民权益不受侵犯，倘若法律“沉睡”不醒，停留在纸上、挂在墙上，合法权利遭到践踏，违法行为嚣张肆虐，正义不能实现，正气不能张扬，也就背离了立法的初衷和目标，就难言“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成为司法共识、社会共识，是法治理念的新进阶，也是公平正义的新基石。

法律中的正义，需要司法机关来“搬运”。当年，在办理“昆山反杀案”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推动公安机关依法撤销案件。2019年和2020年，因正当防卫不捕不诉819人，为之前两年的2.8倍，正是司法机关的积极作为，让更多自力救济、对抗不法的公民不受追究。不仅于此，从2013年至今年9月，检察机关对认为确有错误的刑事民事行政裁判提出抗诉11.9万件，颇为庞大的数字背后，也彰显了司法机关的坚守，让万千公民个人留得清白，家庭锚定幸福。

当司法机关秉持法治精神，坚持“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给良善公民以强大后盾，赢得民心、弘扬正气，当公民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为权利而斗争，便是与“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目标同向而行。

（作者系法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