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格林斯通（Michael Greenstone ）有一个非常“绿”的名字。他在全球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并影响了全球的政策，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评估和分析改善环境质量和新能源替代的社会成本。
格林斯通是芝加哥大学米尔顿·弗里德曼经济学院和哈里斯学院的杰出服务教授，也是贝克·弗里德曼研究所和跨学科能源政策研究所的主任。他之前曾担任奥巴马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在那里他共同领导了美国政府低碳社会的发展。在来到芝加哥大学之前，格林斯通是麻省理工学院环境经济学教授，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
“我最喜欢吃成都菜！越辣越好！”10月24，在芝加哥大学毗邻宏伟的洛克菲勒礼拜堂的办公室里，格林斯通接受了笔者的专访。他对中国的环境问题进行了长达十多年的跟踪研究，并创办了芝加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中国中心。格林斯通热情地给笔者介绍芝加哥城里好吃的中餐馆子，他的两个女儿都学习了5年以上的中文。
格林斯通是中国空气质量改善的见证者。他创造了AQLI(Air Quality Life Index)空气质量寿命指数，并通过分布在中国的200多个监测点，跟踪了中国空气质量从2013年到2022年之间的变化，并从中解读了空气质量变化对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的影响；格林斯通也是促进碳减排的践行者，他创办了非盈利组织Climate Vault气候保险库，让普通人可以从受监管的市场购买碳污染许可证并将其锁定在保险库中。每一份许可证，会促使排放二氧化碳的部门或公司减排2吨。
身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门徒，格林斯通笃信市场的力量。但在环境问题上，他又深深地感受到市场机制的失灵。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议题时，应该如何用好市场机制和政策刺激“两只手”？如何寻找一条成本更低的新能源改造道路？如何评价一项环境经济政策的优劣？格林斯通在访谈中分享了自己的洞察。
十年内人均预期寿命增加两年
“中国治污的成果是史无前例的！”
笔者：今年夏天，您和您的团队公布了一项振奋人心的研究成果:中国在7年间减少的空气污染与美国在30年间减少的空气污染相当，甚至能够提高中国人口的平均寿命。能否给我们简单讲讲这项研究中最有趣的发现？
格林斯通：是的，在这项研究中我们有了惊人的发现。中国在2013年开始对大气污染“宣战”，根据我们的研究测量，到2022年时，中国的空气污染水平下降了40%，北京市则下降了约50%。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污染已经下降到了近二十多年未见的水平。正是由于这些改善，中国居民的平均预期寿命增加了两年，北京居民的预期寿命则增加了四年。
据我所知，这种空气污染水平的下降速度和幅度是史无前例的！我不知道还有另一个任何国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功。我们的研究是基于卫星数据的，然后把它转化成了对人均寿命的影响。如果一项政策能让这个国家的人均寿命增加2年，这可能就是过去几十年里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了。
笔者：您为何对中国的环境问题如此感兴趣？
格林斯通：我都数不清我去中国的次数了，可能介于10次与15次之间，第一次去应该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 具体到我的研究方向，是关于能源和环境的问题。事实上，所有社会和国家目前所面临的都是全球普遍性的能源挑战——社会正试图在获得廉价、可靠的能源与不造成破坏性的气候变化之间寻求平衡。每个社会都必须找到自己的方式来平衡这些目标。我认为，可能没有什么比中国在做什么、中国如何努力这样做更有趣的了。作为一个取得了如此巨大经济收益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我们必须关注中国。中国也将在世界必须应对的气候变化问题上发挥巨大的作用。
笔者：中国已经作出承诺，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您如何看待中国在减排方面的努力？
格林斯通：我认为目前的中国还呈现出一副混合道路的图景。一方面，它在降低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等可再生能源发展上作出了很大努力，一方面它也继续依赖煤炭。
尤其让我关注和兴奋的是中国的碳排放交易体系试验。我们知道，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起始于7个地区的试点，去年已经扩大到全国范围了。在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贸易系统，也是给定碳排放上限的成熟机制。中国开始限制单位经济活动的排放量，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中国正在努力寻找平衡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限制当地空气污染的方法。
用好市场&警惕失灵
碳价过低、研发缺失是一种“市场失灵”
笔者：刚刚过去的夏天可能是近来最热的一个夏天。中国一些城市也在限电中度夏。在能源需求增长和能源改革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您认为如何以较低的社会成本完成能源改革并达到减排目标？
格林斯通：我认为，中国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一样，必须去做的就是在这些相互竞争的目标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相比命令式的政策，通过碳定价或污染定价等更依赖市场机制的方式，可能更容易取得一种动态平衡。
我想打一个比方。工程师们总想确保自己的权威，他们会说，“我要把这台机器放在这里！我要求这家工厂必须安装这种设备！”当然，这些工程师可能会达成目标。但这肯定是花费昂贵的，更省钱的做法是设定一个高水平目标，然后让工厂自行在市场中进行调节和技术改造。
全世界的政策制定者在这方面都有困难，因为他们会反射性地想要看到政策刚性执行的结果。但实际上，如果他们退一步，设定减排的总体目标，然后让市场决定具体操作路径，这是一种更有效、更便宜的实现目标的方式。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设定目标，却没有完全的控制。但正是放弃控制，让人们的创造力得以找到了我们自己无法想到的解决方案。
笔者：我们知道，美国刚刚通过了史上投资规模最大的气候法案，有3690亿美元支出计划用于遏制气候变化和促进清洁能源使用。这种方式，难道不是一种政策干预？
格林斯通：市场很重要，但它也有失灵的时候。我认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主要有两方面市场失灵。首先，人类的碳排放基本上是免费的。我污染，我把二氧化碳排放到空气中，造成大气损害，但我不会因此受到惩罚。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碳的市场价格。世界上大多数地方都没有它，而且那些碳价格相对高的地方的碳价也还是太低了。
第二个市场失灵，是我们没有足够的研发能力去消除碳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这是我们需要进行大量投资的原因。如今，放眼世界，化石燃料仍然比可再生能源便宜。我们应该花钱去研发更廉价的可再生能源，研发碳捕获和碳清除的有效方法。
所以，美国这次通过的气候法案正在做更多这样的事情。但我想说，这还是不够的。美国、中国，全世界都可以做得更多。这不仅仅是对现有技术的改造，而是要做更多的基础研究。直到世界发现新技术之前，气候变化挑战仍将是非常棘手的。
笔者：事实上，您创造的Climate Vault，也是用一种市场的手段去补偿外部市场失灵。您认为，这种方式现在或未来能够在中国或其他国家采用么？您对中国的碳交易市场有何建议？
格林斯通：前面我们说过两个市场的失灵，那么，人们开始自问，我能对气候变化做些什么呢？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年轻一代驱动的。一些人对政府未能解决气候变化问题感到不满。人们开始自愿采取行动，我的朋友、我的家人或我工作的公司能做些什么来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创造了Climate Vault（气候保险库），这是一个非营利组织，旨在为普通人和组织提供一种更好的基于市场的方式来减少碳足迹。人们可以从受监管的市场购买碳污染许可证并将其锁定在我们的保险库中。每获得一份许可证，就会少产生2吨二氧化碳，因此你可以确切地知道你的支持所产生的影响有多大。
现在，在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上，只有污染者才能购买排放许可证。未来，如何激发普通人自愿减少碳足迹也是很重要的。考虑到中国庞大的规模，中国普通市民的力量也将是巨大的。
目前，中国的碳交易市场主要是由政府定价。但我认为，现在是更多转向市场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污染减少的一个好时机。除了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还可以运用于颗粒物、硫化物等，这是相对容易实现的。
地球不关心“美元”
大学应在中美合作中扮演更重要角色
笔者：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显示，在2021年，中国再次录得最高的清洁能源投资，达3800亿美元，其次是欧盟（2600亿美元）和美国（2150亿美元）。总体而言，您认为新能源经济刺激政策是蜜糖还是毒药？
格林斯通：地球不关心金钱支出，只关心减少了多少二氧化碳排放。我认为，对所有的清洁能源投资都必须有一个有效的衡量。它们是直接减少了二氧化碳排放？还是有明确的途径来建立创新技术？还是会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积累减少？
人们喜欢到处扔这些庞大的金额数字，但气候问题是如此紧迫，我们真的应该只在地球所关心的度量单位中进行讨论。这些衡量单位是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量，而不是美元。
我不是要否认新能源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事实上，世界绝对需要在这方面增加投入。我几乎想不出有一项政策比世界如何应对全球能源挑战更重要。其目标必须是使化石燃料和非化石燃料之间的成本更接近。两者的成本在过去十年里缩小了，但它需要缩小更多。但我们需要把政策落到实处，用环境的切实变化来衡量它是蜜糖还是毒药。
笔者：您认为，2022年爆发的的俄乌战争对全球能源和经济政治地图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格林斯通：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西方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趋势可能是俄乌战争的后果之一。我们可能已经永久地过渡到国际天然气市场。
战前，各国天然气市场高度本地化。如果我们进入一个国际天然气市场，这可能会极大地改变竞争环境，肯定会提高美国的能源价格。战争还非常强烈地提醒到，能源贸易可以被用作武器，这增加了世界各地的不安全感，导致人们进行各种其他投资来保护自己，在能源上实现自给自足。另一方面，战争也让世界更加重视开发廉价和可靠的新能源，减少对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笔者：您认为在中美气候合作方面，还有哪些地方可以更深入？
格林斯通：美国和中国现在正处于复杂的时期，我认为找到共同目标是非常重要的。至少，我们都面临同样的气候问题——美国底特律发生的大量排放，对美国人有影响，对中国人也会有影响。这就是合作的基础。
特别重要的是大学。我认为，大学在这个复杂和具有挑战性的时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大学所能做的是产生想法，想法没有边界，想法可以到处流动。在一个对流动限制越来越多的时期，唯有想法是无法阻止的。在中国大学和美国大学之间的合作中产生伟大的想法，这是中美合作的一条重要途径。在芝加哥大学，我们创建了BFI-China(贝克尔·弗里德曼经济研究所中国中心），EPIC-China(芝加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中国中心）)，与中国的一些部门和大学都有合作，努力产生有益的想法。我非常希望能尽快回到中国，开始新的研究！
来源：界面新闻
作者：蔡木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