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明睿/文
工业革命及其开启的现代经济增长，是经济史学界最为关注的大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关于工业革命的著作出版。几十年来，学者们为了这场革命因何发生于18世纪的英国而争论不休。洒下这么些笔墨都是因为，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造成的巨变，往前只有新石器革命可以媲美。公元前一万年左右，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方式陆续从狩猎采集转型为定居农业。自工业革命开始的科技进步让社会样貌又一次全然焕新。
革命是此前常态的断裂。工业革命发生的背景是普通民众长期低下的生活水平。霍布斯在17世纪中叶写作《利维坦》时，将想象中自然状态下人们的生活形容为“孤独、贫困、污秽、野蛮和短暂的”。实际上，如果要描述当时他身处的所谓文明社会中王侯将相以外大多数同胞们的生计，最多只需要删掉“孤独、野蛮”这两个词。百姓们日常勉强能维持温饱，与严重营养不良乃至饿毙之间只隔着一两场导致当年歉收的天灾。公共卫生体系不存在，清洁的饮用水无法保证，秽物处理随意。疫病大多得不到有效救治，人均寿命只有二三十岁。
经济史学家们普遍认定，这一常态维持的时间不是一百年、一千年，而是从新石器革命之后直到19世纪前的一万多年里一向如此。他们基本也都认可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就此提出的解释。根据被后世称为“马尔萨斯陷阱”的这一学说，人类注定要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技术进步增加了收成，或灾难减少了人口，将人均收入提高到温饱线以上，营养改善后的人们会更长寿，生育也会旺盛起来，人口因此增长。但农业社会中人力增加后，作为另一大生产要素的土地的边际产出就将下降，直到人均收入恢复原状。反之亦然。
马尔萨斯的理论已成学界定见。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博士，曾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任教的经济学家吴乐旻，在今年出版的著作《富种起源：人类是怎么变富的》中对马尔萨斯主义学说发起了挑战，并试图用几个新的模型，描绘人类万年来的经济史。
马尔萨斯陷阱
准确地说，完整的马尔萨斯主义学说可以分为经验事实和理论模型两个部分。“马尔萨斯陷阱”这一说法在书中专指前者。“陷阱”代表了生活水准的长期停滞。经济史学家们喜欢用一条状似曲棍球棍的曲线来展现工业革命前后世界经济的变化：从有数据起的公元前一千年或元年起，直到距今两百年多前，世界人均收入在极低的高度上延伸，其间有肉眼不易察觉的微小波动，可以看作“曲棍球棍”的柄。十八、十九世纪之交，这条曲线迎来拐点，在此之后以接近直立的角度上升，构成了“球棍”的弯头。《富种起源》首先对“棍柄”的准确形状就有所怀疑。我们所熟悉的用于衡量经济总量的GDP概念，发明还不到九十年。20世纪前的产出和收入数据自然只能是间接推算而非统计所得。不难想见，年代越久远，数据的量和质都会越差，估算的精度也就越粗糙。马尔萨斯模型将人均收入与社会中生存的人口挂钩，背后的假定是收入仅包括生存必需品。作者吴博士认为，经济史学家们常用的覆盖古代经济指标的麦迪森数据库等数据集，长期受马尔萨斯这一偏见影响，轻视了农业以外的经济部门。毕竟古人生存必需的吃穿用都离不开农林牧渔产品。除了潜在的偏见，数据可得性是另一大原因。有一分证据才能说一分话。民以食为天，农产品资料故而是古今中外朝野观察者关心和记录的重点。古代工商业留存至今的资料相比之下就少得多。书里提到，牛津大学著名经济史学家史蒂芬·布劳德伯利与北京大学管汉晖、清华大学李稻葵合作估算北宋、明、清三朝中国GDP时，能够建立可靠时序数据的工业制品仅铁、铜、盐三种。纺织品数据只能根据人口数推断。更高级的消费品几乎无迹可寻。由此得出的工业占GDP比例，宋明两朝都只在5%左右，直觉上显得过低。而在古罗马，贫穷农村中的住房也能盖上瓦顶，比中世纪欧洲典型贵族的住房条件都要优越。说当时的罗马公民都在马尔萨斯陷阱里，好像有失合理。
好在近年来这一问题已大为改善。书中引用的另一位经济史学家彼得·特明于2012年综合考量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估算意大利地区在古罗马时代的人均GDP超过1500美元，大大高于安格斯·麦迪森本人十年前的估计。布劳德伯利、管汉晖与李稻葵的研究中对工业的估计虽然可能偏低，但其实充分顾及了服务业，认定其占GDP的比例北宋时在三成上下，明朝年间增至约四成，甚至一度超过农业。2020年最新版的麦迪森数据库涉及前现代中国的部分，就采用了此项研究的数据。
如何理解这些修正后的结果？第一，在人均意义上，历史上的确有一些地区，在一定时段中，经济产出明显超过了温饱所需，社会中有些人因而得以享受到非生存必需的商品和服务，甚至奢侈品。第二，繁荣并不普惠。古罗马从被征服的行省居民那里吸取税金，同时也离不开奴隶制的支撑。据估计，意大利地区公元前一世纪的奴隶人口超过百万，约占总人口五分之一。书中引了杜甫“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诗句，猜测唐朝和北宋一样，有过兴旺的工商业。然而同样是杜甫，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精英和平民应该分开看待。历史上前者有时能依靠攫取农业剩余，置身于马尔萨斯陷阱之外，而多数平民则完全可能始终处于贫困陷阱之中。第三，修正后的历史人均收入变化与现代经济增长还是不可同日而语。“曲棍球棍柄”只是有了些可以注意到的和缓起伏，“弯头”依然是曲线最显眼的部分。在收入之外，人均寿命、能源获取等指标呈现出相似的景象。
但这不意味着那些起伏毫无意义。如果只有起没有伏，经济的自然增长也许迟早会惠及普通人，不需要一万年之久。也就是说，就社会整体而言，陷阱还是存在的，只不过在这一层面上，“马尔萨斯”这个前缀就未必准确了。
效用品理论
假如工业革命前的经济波动主要来自于非生存必需品，那就有必要将其与必需品区分开来。本书与之前几位察觉到马尔萨斯理论缺陷的学者的研究一样，建立了含有两种商品的经济模型。对人的生存繁衍有决定性作用，直接影响人口数量的商品，被称为“生存品”；另一种以享乐为主要功能，对增加人口没有太大作用的商品，叫“效用品”。生存品符合马尔萨斯的逻辑，其生产技术进步只会催生更多人口，无法提高人均收入。由于替代效应，效率相对更高的行业会吸走一部分原本属于其他行业的生产要素，人均效用品产量将减少，人均福利还会不增反降。反之，效用品生产效率提高能够增加人均福利。如果两部门的技术发展齐头并进，社会中除了人口增加之外不会有任何其他变化。
模型中人们对两种商品的相对偏好也可以改变。如果人们变得更偏好效用品，生产资源也将相应调整，结果是更少的生存品，更少的人口，以及更高的人均福利。
按照这样的定义，效用品应该一般属于工商业制品，生存品则多为农业产品。但问题是，工商业的技术进步理当比农业更快才对。农业受土地面积、动植物生长规律等因素制约，产出上升空间极其有限；工商业理论上没有类似的增量上限，同时又如《国富论》所说，可以受益于市场规模和分工细度的良性循环。所以人口增长按理说更有利于工商业发展。换句话讲，无论何种商品出现技术进步，长期来看赢家都应该是效用品和人均福利。但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却是，像古罗马这样有强大的制造业和基础设施的社会，最终经济崩溃、灰飞烟灭。欧洲人的总体生活条件也随之回落到了破落潦倒的中世纪水平。无论效用品行业在古代文明的黄金岁月里有怎样的辉煌，最后还是泯然于生存品部门，两者的技术进步幅度看来并没有拉开差距。为什么会这样？
移民、技术与贫困陷阱
书中建立模型，用不同族群之间的移民来解释这个问题。假定初始状态下多个族群的人均福利相同。某个族群提高了效用品生产率后，本可获得更高的人均福利，但其他族群的人可以通过移民来套利，分摊本族群的生产资源，吞噬掉技术进步带来的人均生产率增量，将人均福利压回原先的水平。同时，生存品部门不但部分生产资源被效用品挤占，平均生产率也因移民涌入受到负面影响。最终的均衡结果是，本族群的原住民人口净增长率因生存品减少而持续为负，外来人口则不断流入，成为“新本地人”。这样的族群被称作“人口漏斗”。其他族群相应地处于人口净流出状态。一国以内欠发达地区向大中城市的人口流动，以及穷国向富国的移民，都符合这一模型的预测。
问题在于，移民给人口漏斗地区带去的可能不只是劳动力，还有技术知识。接下来假设不同族群的生存品和效用品进步速率受随机因素影响而各有不同，进一步假设人口流动会向移民目的地传播移民相对擅长的技术，如生存品高技术地区向效用品高技术地区的移民会给后者带去更先进的生存品生产技术。计算机多期模拟的结果是，即使将效用品技术的平均进步趋势设定为生存品技术的两倍，后者由于会导致人口增加，具有更强的自我复制能力，将压倒效用品的技术进步，使得人口增殖的同时，人均福利几乎毫无提升，只有小幅波动。
本书借用进化论语汇，将这一机制称为“族群竞择”。其实模型所考察的单位既可以理解为族群，也可以是地区、城市。从模型本身来看，这也与单位之间的竞争没什么关系，关键是人口移动和技术传播。模型中的移民完全融入了新的社区，没有在其中制造隔离和撕裂，还为新家园贡献了自己所长，本该皆大欢喜，结果却是整个经济体陷入人均福利停滞不前的陷阱。当然，这与建模所用的函数和参数有关，原则上可以调教出不一样的走势。书后的附录中给出了数学模型，还推导出了有无陷阱的边界条件，有余力的读者不妨一试。
要检验一个新理论，计算机模拟肯定不够，需要经验证据。可惜，族群竞择理论，或者说移民技术传播理论，还没有得到实证检验。吴博士断定现实的世界经济中不存在检验条件，转而引用了《自然》杂志一篇关于白垩纪晚期93种介形虫物种的化石的研究，称其是族群竞择理论“来自生物界的近乎完美的证据”。这项研究发现，雄性生殖器越大的介形虫，雌雄体型差异就越大，物种存续时间也就越短。书中对此的阐释是：对于介形虫而言，更大的生殖器就是效用品，这篇论文证明了，效用品不利于物种的繁衍。
这让人有点不解。且不说人是人，虫是虫，关于介形虫的这一发现，与前面模型的一整套运作机制似乎并不相干。不同介形虫种群之间可以有“移民”吗？它们莫非没有生殖隔离？技术传播在介形虫的世界中又对应什么事态？何况，模型里效用品技术暂时领先的社群并没有消亡，反倒因为从新成员那里学到了更高的生存品技术而香火不断，只是人均福利又回到了之前的水平而已。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对模型在人类社会中的检验机会如此悲观。只要抓住模型的几个关键要素，衡量出生存品和效用品在不同地区的生产率，再叠加移民和经济增长的数据，完全有可能成就一篇扎实的实证文献。当然，两种商品的界定必须确切。书中讨论祭祀时，先是将其认定为效用品，后来又说它“归根结底是一种强大的生存品”，不仅摇摆不定，也与之前讨论两种商品技术进步潜力时的农业、工商业之分存在张力。若是真要付诸检验，当然不能如此随意。即便对生存品和效用品不做二分法，而是构建一个连续谱，特定事物在谱上的位置也应当是稳定的。否则，实证研究者就可以前后任意更改假设，得出任何想要的结论。如此炮制的“学术成果”既然预先排除了被现实否证的可能，也就没有资格自称对现实有解释力，用物理学家泡利的名言来说，“连错误都算不上”（notevenwrong）。
大一统增长理论
从书名即可看出，本书的雄心不只在于解释贫困陷阱，还要就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之谜发出自己的声音。鸟瞰经济史学界对此的研究，大致可以分出两种取向。一种以史为重，注重发掘、辨析史实。比如说，这一类学者会去细究18世纪中叶英格兰各县的谷物和乳品价格，考察它们在消费篮子中的比重，以确定各地区各行业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希望由此更深入地理解为何是英格兰中部偏北地区率先启动工业化。另一种研究者则大多具有更纯粹的经济学训练背景，擅长构建精巧的模型。如果要做实证研究，也是拟合长时段、大尺度的数据，不会在意一时一地的历史细节。
吴博士的专业方向是理论经济史，属于后一类学者，更以建模见长。他在北大任教，讲授同类学者所提出的理论时，深入研读了几种出自重量级经济学家，号称能同时解释“曲棍球棍”的“棍柄”和“弯头”的主流“大一统增长理论”。这几种理论都以人口增长为核心动因，辅以原理上可以无限共享的技术知识或亲代教育投资等因素，主张人口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就将引发此前阙如的技术、教育进步，进而启动经济增长。但吴博士发现，这几种理论都有不小的问题。为了只用区区几个变量就在模型中产生工业革命这个拐点，它们所做的关键假设要么是凭空而来，要么与历史现实相去甚远。书中对这些模型的拆解刀刀见血，堪称全书最精彩之处。
也许历史本就是复调的，其中还有偶然的成分，让这些高度简化的理论必然失真。去年两位新生代学者合写的著作《世界如何致富》（HowtheWorldBecameRich），汇总了近几十年来经济史学界的各路研究，认为工业革命是地理、制度、文化等因素在西北欧交织互动的产物。这种综合性的解释似已成为年轻一代经济史学家们的共识。
此外，有时会被经济学家们忽视的能源问题，对“弯头”的形状亦有重大影响。我们的祖先迟迟跳不出贫困陷阱，显而易见的原因之一就是久久未找到高效的动力源。根据能源研究专家瓦科拉夫·斯米尔的测算，人类社会直到距今五百年前，使用的机械能九成以上都来自人和动物，两者比例大致平分。考虑到历史上多数时间体力劳动多于脑力劳动，以及人驯养的牲畜不可能无上限地增加，能源可以说是近代以前社会发展的关键瓶颈。而要是把全球当下的能源使用量按照体力劳动的能量消耗水平折算成人力，相当于平均每个人有60个仆从为自己全天候不停地劳动。在发达国家这一数字甚至超过200。即便在繁荣的古罗马国中，普通公民也不可能享受到接近这个数量级的待遇，更不用说行省居民和奴隶。假如把这些“劳动力”计入人均收入的分母，绘出新的历史“人”均收入趋势线，这条线大概根本就没有弯头。如果把能源这个因素也加进来，经济史的图景就更复杂了。
不过本书还是勇敢地尝试建立新的大一统理论，但与前人建立代数模型的路径不同，再次采用了计算机模拟。与之前的模拟模型相异的是，这里不再区分生存品和效用品，也剔除了技术传播因素。基准模型是个20×20共400格的棋盘形世界，每一格地区每一时期可以处于两种制度中的一种之下。其中“雅典制”能让当期经济增长2%，“斯巴达制”下经济无增长。每一格还有一个被称为“适应度”的属性，在两种制度下都与经济水平成正比，但在雅典制下要打八折。依此进行多期模拟，每一期（相当于现实中十年）每个地区有1‰的概率突变为另一种制度，同时系统随机抽取一定比例的地区，对于每个地区再随机选取它四个相邻地区中的一个，以包含了两者适应度的一个公式计算出的概率，随机决定本地区是否采取随机选中的相邻地区的制度。本地区相对于对方的适应度越低，采用对方制度的可能性就越大。这一模型被称为“制度竞择”，但其实模型中并不存在任何竞争。各地区既不争夺资源，也不争抢什么位次，并且不追求收入最大化，没有让自己尽可能维持增长，促使其他地区停滞的动力和机制。有的只是制度的传播，而这一切还都是随机的。
不好说这样的设定有多接近现实。难以想象实际的制度会按照与此类似的算法传播。例如，如果一个地区多年处于雅典制下，经济远远领先于周边地区，就有很高的概率向外传播雅典制；但假若它一朝突变或被“传染”了斯巴达制，立刻就能以差不多的概率传播斯巴达制。现实中地区间的制度传播和学习，一来不太可能如此无谓和随意，二来压根不必接壤。另外可以想见，在四百格上万期的模拟中，大概率会出现相邻两个制度不同的地区互相传播，交换制度的情形。这在现实中对应什么历史现象？
不过有趣的是，调教参数之后，基准模型真的可以模拟出长期停滞之后的拐点。在大约前一万期，模型世界中绝大多数地区都是斯巴达制，然后迎来拐点，雅典制地区迅速增加，只用了一百多期就占据多数。复盘后发现，这是因为在那一万期漫长岁月里，有极少数地区幸运地保留了雅典制，经历了多年增长，与周边地区经济差距极大，所以时机成熟时能以高概率向外传播雅典制。当然，细究起来，这与一千年前还是穷乡僻壤的英国开始现代经济增长后未过多年就带动其他国家发展的真实历史有所出入。
然而最奇异的是，此后的模型世界并未停留在雅典制主导的“增长纪元”，雅典制地区的比例和当初的暴涨一样出现了暴跌，世界进入两极震荡。其中的斯巴达制主导时期被贴上了“黑暗时代”的标签，但其实模型世界的政体经济并不就此崩溃，只是基本不再增长，保持已有经济总量大体稳定而已，甚至少数雅典制地区依然会有所增长，为下一次增长纪元保留火种。如果画出经济总量的走势图，我们看到的会是一条阶梯状爬升的曲线。后续加强版的模型引入了经济增速为负的制度，全部制度共11档，中间的制度增速为0，上下各5种增速等差增加或减少。模拟结果与基准模型相似，依然有黑暗时代和增长纪元，但黑暗时代的制度均值收敛于零增速的中间制度，而非最强的衰退型制度。这就意味着，模型中的经济有抗拒负增长的强烈倾向，长期的趋势还是阶梯形上升。这倒是与现实中不少国家的经济在多年增长后进入平原区有异曲同工的相似。
总的来说，这是一本敢于挑战学界主流的原创性著作，包含了有待于后来者更深地挖掘的新颖而有趣的思想方向。就移民传播技术的理论来说，基于能源动力之类通用技术对经济的重要性，在模型中加入生存品和效用品可以共用的技术，能否更好地刻画经济史的演进过程？再考虑到很多文化产品具有非竞争性，如果将效用品的一定比例设定为非竞争产品会怎样？这些问题值得新一代的经济史学家们追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