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项关于接纳承诺疗法（ACT）与抑郁的全新元分析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我认为它理应获得比实际可能得到的更多关注。这项新研究由29位作者组成的团队完成（Borgogna等人，2026；DOI：10.1080/16506073.2026.2633192），回顾了263项研究、共计21830名参与者，其中近一半受试者接受ACT干预。核心发现：当以抑郁为直接干预目标时，ACT产生了显著效应（用专业术语来说，平均效应量约为0.8个标准差）。

这项研究规模极其庞大，本就令人振奋，但它的突破性究竟体现在何处？答案是：即便抑郁并非干预的首要目标，且无论研究在全球哪个地区开展，ACT仍能带来中等偏强的抑郁缓解效果（效应量约0.67个标准差）。

这一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深入探究后会发现，它对所有希望减少全球抑郁问题的人——无论是改善自身状态，还是帮助他人——都具有重要意义。

不妨仔细思考：

即便抑郁并非干预核心，即便在与ACT最初研发环境差异极大的文化背景下，抑郁症状依然得到了缓解。生活中有诸多情境可能诱发抑郁：受伤后患上慢性疼痛；感情濒临破裂；大学生重修挂科课程；常规体检查出癌症。在这些时刻，抑郁或许并非最突出的问题，却可能潜伏在幕后。如果研究此类问题的研究者将抑郁纳入评估，相关数据就会体现在研究结果中。

看吧！这正是本次元分析所捕捉到的关键现象。

ACT聚焦于我们能采取的、具有广泛意义的积极行动（我们称之为改变过程）。在45年的发展历程中，ACT始终扎根基础理论，同时支持必要的本土化文化适配。ACT并非一种技术，而是心理灵活性模型的实践应用。这意味着学会更开放、更觉察、更主动地投入有价值的生活，并将这种能力延伸至人际关系与身体感知中。这263项研究涵盖了全球各国的多种干预方案、技术与方法，它们之所以都被称作“ACT”，正是因为核心聚焦于改变过程。而深入研究抑郁领域的改变过程后我们发现，价值是关键核心，且仅仅意识到价值远不如基于价值采取行动有效。

在阐述其意义之前，我需要先提出几点警示：ACT并非魔法，其他优质疗法也可能产生类似效果。我们能通过ACT研究这一问题，部分原因是目前已有近1500项ACT随机对照试验（bit.ly/ACTRCTs），数量仅次于主流认知行为疗法（CBT）。大多数其他疗法目前尚无足够研究支撑此类探讨，但若未来研究充足，结果或许相似。此外，与等待名单等被动对照组相比，ACT效果优势显著；但与传统CBT等主动干预相比，其优势虽具统计学意义，却幅度较小。更高质量的研究往往显示效应量更弱，这些都是此类研究中的常见现象。

即便如此，梳理其潜在意义仍十分有价值。

让我回溯45多年前我参与的一项早期研究（Harmon, Nelson, & Hayes, 1980；DOI：10.1037//0022-006X.48.1.30）——彼时ACT刚刚起步。该研究解答了一个古老问题：我是因为心情变好才多做重要的事，还是因为多做重要的事才心情变好？ 简言之，究竟何为马、何为车：是情绪在先，还是有意义的愉悦行动在先？

为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利用了一个确凿的发现：当你持续监测自身生活状态时，积极行为会增加，消极行为会减少。想戒烟？定期监测。想多对朋友说善意的话？定期监测。

在那篇早期论文中，我们让寻求治疗的抑郁患者全天分别监测情绪或愉悦行动。研究结果高度一致，这项小样本研究最终发表于临床心理学顶级期刊《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杂志》（JCCP）。我们发现：监测愉悦行动对情绪的改善效果，显著优于监测情绪。行动更像是“马”，情绪更像是“车”。

这项研究一直影响着我，也深深融入ACT的理论与实践体系，成为一个核心理念，避免人们陷入极易犯的错误。

当人们受抑郁或其他潜在诱发问题困扰时，若仅被鼓励关注症状本身，就会陷入类似糟糕的5G广告式循环：“我好点了吗？我思维理性了吗？我达到目标了吗？” 此时，治疗性改变很容易变成与情绪、思维的对抗缠斗。

但当人们监测制造或缓解痛苦与生命力的核心过程——如情绪开放、觉察、认知解离、自我慈悲、价值、承诺行动、回避、认知融合、疏离感等——变化就会截然不同。他们不再只盯着痛苦，而是开始理解生活运作的规律。

一旦这种认知扎根，改变就会扩散蔓延。

价值是人类生命的核心，但并非流于感性口号。在我看来，当价值从名词变成动词时，才最具力量。关怀不是工作表上的文字，而是你发出的消息、说出的真相、迈出的脚步、做出的道歉、设立的边界、握住的手。勇气不是一个概念，而是恐惧、悲伤或愤怒仍在时，你依然迈出的一步。爱不是等待降临的情绪，而是你脆弱时依然选择投入的姿态。

ACT内核的心理灵活性模型，正是鼓励这样的行动，而这项新研究证实了其扩散效应。当人们学会接纳艰难的内在体验、觉察当下、轻持想法、铭记重要之事，并朝着价值方向采取可行行动时，某一领域的改善更易泛化至其他方面。为何？因为核心行动路径是一致的！无论你是在慢性疼痛、健康行为、羞耻感、社交退缩、工作问题或惊恐情绪的干预中学习这些能力，效果都同样成立。

这是绝佳消息，对助人工作者也有现实指导意义：

不要再仅围绕症状缓解设计治疗方案。转而聚焦改变过程，并确保这些改变最终落地于最关键之处：基于价值的真实行为改变。

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启示并无二致：不要等心情变好再去做重要的事。从小事起步，小到你的大脑无法小题大做。发一条消息；走出家门；起身拉伸；穿上鞋子；认真洗一个碗；写下三句真心话；原谅闹翻的朋友；感谢某个人；朝着你想成为的样子，迈出一步。

这些不是技巧，而是重新投入生活的行动。当人们重新拥抱生活与所有挑战时，情绪往往会随之好转。

过程未必迅速，未必彻底，未必一帆风顺，但这种改变足够常见，足以让我们摒弃一个执念：减少全球抑郁的唯一途径，并非只盯着抑郁本身。

把价值当作动词践行；追踪关键的改变过程；别等心情好转，再重新投入生活。

生活并非等改变完成后才开始，有意义的生活，本身就是这场改变的过程。

参考文献：

1、Borgogna, N. C., Owen, T., Spencer, S. D., Jo, D., Jafari, M., Vaughn, J., … Hill, B. D. (2026). A cross-cultural incremental effects meta-analysis of acceptance and commitment therapy for depression: does targeting depression even matter?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1–14. https://doi.org/10.1080/16506073.2026.2633192

此文摘要：

接纳承诺疗法（ACT）是一种跨诊断心理治疗干预手段。本研究旨在验证：无论抑郁是干预的首要目标，还是其他心理问题的次要伴随症状，ACT 干预均能在多大程度上逐步减轻抑郁症状。我们对纳入抑郁结局指标的ACT 对照试验进行了系统综述。研究样本来自ACT 对照试验的综合数据库，分析共涵盖21830 名参与者（263 项研究）的数据。

总体而言，ACT 干预可显著减轻抑郁症状（效应量g = 0.88）。

• 以抑郁为首要目标、对比被动对照组（等候名单）的ACT 干预，表现出极强的增量效应（g = 1.10）。
• 抑郁为次要结局、对比被动对照组的ACT 干预，表现出中等增量效应（g = 0.61）。
• 以抑郁为首要目标、对比主动对照组的ACT 干预，效应较弱（g = 0.35）。

发表年份对研究结局无显著影响。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美国/ 加拿大开展的试验中，ACT 仅略优于对照组。更高质量的研究与更弱的效应量相关。

综上，无论抑郁是否为直接干预目标，ACT 均能显著减轻抑郁症状。ACT 相较于其他干预手段的优势幅度较小，且可能依赖于情境因素。

2、Harmon, T. M., Nelson, R. O., & Hayes, S. C. (1980). Self-monitoring of mood versus activity by depressed client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48(1), 30–38. https://doi.org/10.1037/0022-006X.48.1.30

此文摘要：

本研究旨在确定活动自我监测或情绪自我监测是否能降低患者的抑郁情绪（采用抑郁形容词检核表测量），并增加抑郁个体报告的愉悦活动参与次数（采用愉悦事件量表测量）。

6 名 18–23 岁的抑郁被试被分配至 2 个实验组，各组均经历以下 5 个条件，顺序进行平衡：基线 1、活动自我监测、基线 2、情绪自我监测、基线 3。另有 2 名抑郁被试构成仅基线对照组。

无论是活动自我监测还是情绪自我监测，均能增加被试自我报告的愉悦活动，并降低抑郁情绪，其中活动自我监测总体效果略优。

本文对抑郁的行为主义观点及自我监测的反应性进行了讨论。

作者：祝卓宏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祝卓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