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曾经创作过一部现象级的科幻小说，名字很长，叫《特隆、乌克巴尔、奥比斯·特蒂乌斯》，大体讲述了一个未来人类尝试创造“新世界”的故事——听起来是不是俗透了，可妙就妙在剧情发展到最后，“创世”变成了“反创世”：

小说中主角们尝试新世界“特隆”设计一切，包括语言、历史、哲学和科学体系，力求真实、严密、符合逻辑，结果随着创造的深入主角们发现自己反而爱上这个“凭空出现的虚构世界”，反向将那些原本设计给“特隆”的规则带入现实世界中，并在这个反向创世的过程中开始重新“认知自己”“定位自己”，完成了人类社会的“再启蒙”。

所以迄今为止在介绍博尔赫斯的时候，很多人都会在作家这个头衔前面加上思想家，认为他的作品本质上是一场“思想实验”。晚年的时候博尔赫斯也承认了这一点，说自己之所以会如此创作，是因为他发现自己熟悉的世界正在死去，他所熟悉的日常生活、文化审美都不再被接受，“仿佛正在被一个无法理解的新世界淹没”，他需要想办法克服这种恐惧，于是逼着自己“重新叙事”。

但要我说，博尔赫斯老爷子还是被低估了，或者说这场思想实验仅仅用来“自我疗愈”实在太浪费了。比如在我看来，这场思想实验很适合帮我们更好地理解黄仁勋作为一个本质上与公众利益严重对立、身处绝对前沿领域、和大众生活有绝对意义上割裂的人物，为什么会成为“公共话题”？

从1993年创业到现在，黄仁勋至少经历过三次一脚被踹进“无法理解的新世界”。第一次发生在1995年，当时刚刚成立两年的英伟达远远没有任何“业内认可度”，急需一款明星产品来帮助“证明自己”。幸运的是，他们等待了这个机会，拿下了和游戏巨头SEGA合作的机会，帮助他们开发下一代游戏主机芯片，并很快为此开发出了一套非传统的前向纹理处理技术，准备大干一场。可不幸的是，那一年“Win95”横空出世，一夜之间人机交互这件事不再成为程序员们的专属，变成了物理意义上“动动手指的事”。

在这个过程中，微软推出的基于反向纹理映射和三角形的3D图形处理技术成为了市场最热的主流——而这和他们的思路截然相反。

第二次发生在2007年，那时候英伟达刚刚推出了CUDA，向全世界的所有开发者们开放权限，允许他们自由改造GPU去运行游戏之外的“别的什么东西”。后来我们都知道了，这就是神经网络的起点之一，但这洞察未来是科学家们的义务，不是资本市场的义务。当时在所有投资者看来CUDA就是一个意义不明、充满了黄仁勋个人情趣的公益项目，因为CUDA意味着英伟达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开发软件工具和新的芯片架构，还要把相关能力推广到大量GeForce显卡上，而那时候，愿意用GPU进行科学计算的研究者毕竟只是少数人。

当时的一个名场面是雷曼兄弟在财报电话会上直接提出挑战，问“你们这是一个全新的产品类别吗——我理解得不太清楚”——而且一年后，这个当时会议室上唯一想要搞清楚CUDA真实价值的大投资方，成为了次贷危机的首批殉难者。

第三次发生在2025年，那时候英伟达已经是公认的AI时代卖铲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都认为AI竞赛的关键是“足够的算力”，GPU将成为决定时代走向的“战略资源”，必须要严加管控甚至有必要上升到政治高度。结果谁也没想到DeepSeek横空出世，表现出让人惊叹的推理能力，也开始让人们意识到中国开发者们擅长的“工程思路”真的有办法解决算力不足的问题。

2025年1月27日，英伟达股价当天下跌近17%，市值蒸发约5930亿美元，创下当时美国上市公司单日市值损失纪录——也正是从那时候开始，“英伟达税（The NVIDIA Tax）”的说法开始流行，大量媒体开始向公众描述“你正在为一块对你毫无帮助的芯片付费”。

当然这里有很多故事，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讲完的。但共性是，黄仁勋是从来不拒绝“重新叙事”的，哪怕这些叙事的课题都是曾经的“理所应当”。

1995年，焦虑的黄仁勋决定直接飞到日本，直接告诉SEGA，未来的游戏开发再也无法忽视“PC图形技术”，新世界的叙事线是如何让自己融入“Windows生态”里，这也最终让他拿到了一个看起来十分有神话色彩的结果：SEGA同意在终止本次研发的基础上，继续按照原有合同规定，支付给英伟达500万美元且仅仅是为了“避免英伟达倒闭，为未来的合作留住可能性”，而这才有了后来辉煌的Riva 128。

2008年，焦虑的黄仁勋开启了巡回模式，不断地解释什么叫异构多核计算，告诉所有开发者未来计算机的进步不应继续依赖CPU不断升级，而要让不同类型的处理器协同完成任务，而这些对话不仅仅出现在高校实验室里：股票交易员、石油勘探团队、分子生物学家，都是黄仁勋眼中的“可能性”，甚至一度和一家食品加工厂签了协议模拟冷冻披萨烹饪的热物理过程，这才“误打误撞”启发了那群研究神经网络的宅男们。

2025年那次就更典型了。Deepseek时刻没过几天，黄仁勋评价Deepseek的播客切片就“意外流出”了，说他对DS-R1开源推理模型“令人无比兴奋” ，说“这让每个人都意识到，模型的效率可以远超我们之前的想象，因此人工智能正在发展壮大，并加速其应用”。现在讨论AI经济必然会提及的“AI工厂”“Token工厂”这些概念，基本都是那段时间黄仁勋从0到1念叨出来的。

如果你觉得这里多少有点公关危机的味道，那么还有一个彩蛋是这样的：2015年，黄仁勋在CES上获得了一个主题演讲的机会。当年恰逢4G的普及和移动互联网浪潮的崛起，CES主角是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可黄仁勋却在90分钟里全部聊的Tegra X1如何通过机器学习支持自动驾驶，无聊到当场有记者在直播里吐槽说：“Nvidia, are you making a car or can I go to bed%3F——英伟达，你们是要造汽车吗？我可以去睡觉了吗？”

所以前几年BBC有篇报道的标题说得好，叫做“黄仁勋就是科技圈的泰勒·斯威夫特”。这不仅仅是在玩梗。

黄仁勋和市场、和大众交流的“姿态”完全是一种现象，因为他交流的内容有时候是必要的，有时候又完全是过剩的。比如他和SEGA共同宣判“前向纹理处理技术”就是必要的，在2015年的CES上讲自动驾驶就是“不合时宜”的。除此而外，他非常乐意参与圆桌、对谈、视频播客录制，在这其中不断谈及各种公司内部的事情，以及他为什么喜欢穿皮衣。再直白点说，英伟达其实是一家没有秘辛的公司，从创业到现在几乎每个阶段，决策层正在思考的问题、正在面临的困境都同步向大众公开。

并且这其实是严重违背资本逻辑的。通常认为，一个企业家应该尽可能地少说“人话”，应该尽可能地“带着身份”去做“功能性的发言”，这样才能减少舆论风险的可能、让公司的公众预期保持稳定，更何况堂堂纳斯达克上市公司乎？我们甚至说英伟达作为一家行业龙头公司，他们的权威形象实际上因为黄仁勋的高曝光被无限消解了。

可偏偏就是这样的公司，一个已经拥有巨大商业权力的人，不断把自己的判断拿出来，接受所有人审视的公司，闯过了30年的生存周期走到了商业的最顶端，这种悖论早就超过“商业”可以描述的范围了。而像泰勒·斯威夫特那样乐意把自己扔给“舆论”的高强度叙事行为，或许就是那个关键变量。

我甚至开过一个脑洞：是不是假如把贾国龙换成黄仁勋，西贝就有救了？

我总觉得，在一个平行宇宙里，黄仁勋可能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不厌其烦地向消费者解释什么是中央厨房了。他可能会告诉你，为什么餐饮业必须接受标准化，为什么冷链技术能让一家餐厅开到几百家甚至几千家，为什么一道菜的部分工序可以提前完成，又有哪些东西必须保留在门店里。他甚至可能举办一场餐饮界的GTC，兴奋地讲上三个小时，讲得台下记者忍不住抱怨：“贾总，我们只是来吃顿饭，可以回家睡觉了吗？”

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在《哲学研究》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观点：对于很大一类词语而言，它们的意义就在于人们如何使用它们。换句话说，人们即便使用同一个词，也可能在各自的生活经验中赋予它不同的意义。德国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经在《什么是权威？》中提出一个颇为刺耳的判断：权威与说服是不相容的。因为说服需要论证，需要承认对方拥有质疑自己的资格；但权威恰恰意味着一种无须反复证明、已经被承认的等级关系。

这几乎完美解释了传统商业社会为什么会形成共识，认为老板应该少说话，决策者应该保持距离，商业领袖应该表现得像是掌握了别人无法理解的秘密。毕竟，当一个CEO需要不断向外界解释自己的决定时，人们很容易怀疑：你究竟是胸有成竹，还是连自己都没有把握？

可是阿伦特在另一本著作《人的境况》中，又提出了一个看起来矛盾的观点：权力产生于人们的共同行动。它无法被某个伟大人物永久占有，一群人愿意共同采取行动，权力才得以存在。

再回到博尔赫斯的思想实验，《特隆》最令人着迷的情节，是人们花费数代人的时间，创造出一个拥有完整规则的虚构世界。后来，这些规则开始渗透现实，甚至反过来改变了现实世界的运行方式。某种程度上，黄仁勋也在进行一场漫长的实验。他一次次描述一个尚未存在的计算世界，耐心地解释它为什么可能出现，随后邀请开发者、企业家、科学家和投资人共同参与。很多年后，人们发现，自己已经生活在他曾经描述过的世界里。

这当然不能全部归功于黄仁勋。他也会判断失误，会高估某些技术的成熟速度。英伟达的成功背后，还有无数研究者、工程师和企业的贡献。但至少有一点很难否认：那些被他提前讲述的未来，因为越来越多人的参与，获得了成为现实的机会。而这种力量无法仅凭CEO或者“独角兽”头衔获得。

说句题外话，这次黄仁勋的“争议”能如此快的“桃色化”，且没有直接冲击到英伟达任何经营层面的问题，大概也是这层逻辑的胜利吧。

再往深处想，所谓“叙事时代”，或许意味着一种权力关系的变化：过去，知识的稀缺性和信息的不对称赋予少数人权威；如今，一个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世界，越来越取决于他能否让更多人理解自己的思想，并自愿加入他的事业。

这甚至让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认识“智慧”这个词。一个人的远见终究有其边界，但当他的思想进入公共领域，被无数陌生人理解、补充、实践，甚至发展出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可能性时，创造力便获得了超越个人的生命。如果说过去的时代崇拜那些掌握答案的人，那么“叙事时代”或许更值得期待的，是那些愿意把自己的问题交给世界的人。

如果把这样的观察放回投资行业，或许也能得到一些新的启发。

过去几年，资本市场经历了从追逐风口到重新审视产业价值的变化。越来越多资金开始关注硬科技、未来产业和长期价值，但与此同时，如何辨别真正的产业机会，如何在共识与分歧之间形成判断，又如何让资本与产业建立更持久的关系，仍然是摆在投资行业面前的现实问题。

2026年11月19日至20日，第20届中国投资年会·有限合伙人峰会将在上海举行。本届峰会以“叙事时代”为主题，汇聚国有资本、市场化母基金、保险资金与上市公司产业资本，共同探讨产业变革背景下的投资逻辑、价值判断与长期资本的作用。

峰会首日下午的两场“投中十问”闭门座谈，将分别从国有资本与未来产业、未来城市的关系，以及结构性新周期中的价值资产寻找切入，讨论长期资本如何真正参与产业发展，以及当市场共识高度集中时，价值还可能出现在哪里。

次日的主论坛，则将视角进一步延伸。从新周期的演进、国有资本赋能区域发展，到硬科技赛道的价值辨析、科创并购与S基金，议题逐步深入资本与产业的不同环节。上午的巅峰对话将以“叙事时代：创造叙事、赋能叙事、成就叙事”为主题，探讨资本如何理解并参与产业创新。下午，投中《2026年国有资本创新发展研究报告》将正式发布，三场圆桌对话则分别聚焦产投共生、投资退出，以及LP与GP关系的重新定义，回应投资实践中那些绕不开的长期命题。峰会还将重磅发布“投中榜2026年度有限合伙人榜单”，呈现不同类型长期资本的年度表现与行业发展变化。

从黄仁勋不断向外界讲述一个尚未到来的计算世界，到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并最终让它成为现实，叙事的意义从来不只是描绘未来，更在于让不同的人找到共同前行的方向。对于今天的投资行业而言，这同样意味着一种能力：在产业变化和技术演进中发现尚未被充分认识的价值，并通过资本与产业的协同，让有价值的判断逐步成为现实。

而这，或许也是这场LP峰会希望探讨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