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0万人出没在城市的街头上，交通和人流集散决定着他们出摊的频率和地点，从早点摊到大排挡，他们贯穿我们的日常生活，塑造着城市公共空间。烤串、卤菜、鲜花、蔬菜瓜果，跟随他们在大街小巷穿梭，又被行人带走，如同血液一般流入千家万户。
他们是流动摊贩。
这是个庞大的群体，相当于59.3个澳门的人口。根据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报告，在发展中国家，摊贩数量占非农劳动力的比重最高达9%。在中国，城市摊贩数量占城市就业总数的比重为5.2%。要衡量这个数字，千万是最合适的单位。
把这串数字精确到小数点后N位，那些在街头路口的模糊背影，才会一点点露出清晰的面孔。他们散布于人行道、天桥、集贸市场、火车站广场、地铁站口等各类人流通行和集散的公共空间，嗅觉灵敏地捕捉着城市人流潮汐的涨落，处理着和城管、环卫工人、小区物业乃至临街商铺间的冲突，跟随国家关于地摊经济的政策和实体经济的浪潮而变动。
后疫情时代，地摊经济的相关政策遍地开花。2020年5月28日，李克强总理答中外记者提问时提到，“我们西部有个城市，按照当地的规范，设置了3.6万个流动商贩的摊位，结果一夜之间有10万人就业。”数据之外，3平方米的摊车上，承载着千万个普通中国家庭的酸甜苦辣和背后的尊严与梦想，照耀着每一个出摊的日与夜。
异乡人
骑着电瓶车卖“久久鸭”前，李俊只是个学徒。那是2000年刚过，他二十多岁，在武汉跟着厂里的师傅学了四年的卤鸭。有厂外的人招工，他被师傅推荐过去，来到了杭州。
现在，李俊每天和妻子一人骑一辆电动车出摊。下午五点半，他们趁着买菜的人流到菜场门口摆摊。等到七点左右，菜场人潮散去，他们再分头前往两个不同小区门口，直到凌晨一点半收摊，骑二十分钟车回家。
王美娟正在撕开烤冷面的包装袋。2000g装、25张一袋的烤冷面，她每天晚上要卖掉四五袋。 图/本文记者拍摄。
“没办法，去打工也没有多少工资，也没啥学历，换个别的也不会做呀。”李俊现在讲话还是一口武汉口音。在家卤鸭时他常常需要用两个大桶，桶下火烤，桶上沸腾，冬天尚能忍受，夏天就“热得受不了”。
对于身在异乡的摊贩们来说，备餐常比售卖更辛苦。宝鸡的赵平夫妇三年前开始在西安卖夹馍。按照当地规定，早点摊必须在九点前收摊，因此他们通常四五点出门，一直卖到九点，然后在早高峰的车流中挤回到四十多平米的出租屋，简单吃顿早饭“权当休息”。稍作休息后，赵平开始为第二天备料：二十多斤土豆、一百五十来个鸡蛋等着他们来处理。一个人洗菜，一个人切菜，十几样菜挨个备好后，已经到了下午一两点。“这时候可以睡个半小时”，等到三四点再开始和面、发面。
即便材料全部准备妥当，第二天能否顺利出摊还要看天老爷给不给面子。“北方冬天很冷，出摊的时候零下七八度……最怕下雨下雪了，有时候下雪，把伞都能下塌了。”赵平最喜欢晴天，因为“如果今天东西都准备好了，明天下雨，对我们卖早点的来说真是很大的打击”。
摆摊的日子没有想象中“自由”。“外行看的话，觉得摆摊就是自己当老板，太自由了。实际上对我们来说恰恰相反。”赵平夫妻在身体吃得消的情况下，总是能不休息绝不休息。“今天这个顾客吃的时候你没在，明天来了你又不在，那好多顾客就流失了。不是随随便便想停就停想干就干的，不干就没钱。”
钱，在以三块五一个菜夹馍为“计量单位”的计算下，一分一毫都要精打细算。前年夏天，赵平的女儿放暑假，从宝鸡来到他们在西安的出租屋。最热的那些天里，出租屋里也只有一个二手风扇从早摇到晚。赵平不是不想买空调，“二手空调七八百块的也有，主要是电费太高，租的房子一度电一块两毛钱，一个月光空调电费下来就要两三百块钱，这支出太高了，还是能节省就节省。”结果女儿没住几天就回去了，因为“晚上热得睡不着觉”。
经营流动小吃摊的“夫妻档”不少。吴明浩夫妻从安徽来到杭州摆摊卖烧烤已经三四年，但这座城市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待久了习惯了，不想换地方了”。烧烤摊油烟重，尽管摆摊地点离附近小区居民楼最近也有一百来米，但“小区里面的保安管，街道也管，居委会也管——他心情不好么就管一下，心情好了就不管，反正哪里都讨厌我们。”
何伟夫妻的烧烤摊上，菜品种类丰富。 图/本文记者拍摄
同样在杭州摆烧烤摊的何伟夫妻白天除了备菜外还给人修车，等到晚上九点左右再出摊。除了春节，他们几乎不回东北老家——“回去买卧铺也要好几百块钱呢，从大南头到大北头。”他们七岁的女儿今年在老家读一年级，平时都由姥姥姥爷照顾，“这钱也不想挣啊，背井离乡地离开家人。”
3㎡江湖
小吃摊往往摆在人流量较大的路口，在摊上买小吃的人形形色色，有深夜加完班回家满脸疲惫的年轻人，有为了2块钱讨价还价犹豫很久的外卖员，有踢踏着人字拖穿着大裤衩的小伙子，也有妆容精致衣着新潮的女生。摊主们也在日复一日的出摊中建立起微妙的情感纽带，每一个三平方米的小摊，组成了他们自己的江湖。
晚上九点左右，某社区门口的街道两侧开始密密地排起近10个小摊，炸串、卤鸭、凉皮、水果、鲜花，摊摊各异。摆摊16年，李俊靠着卤鸭的手艺在这座城市扎下了根，也见证了不少“摊”来“摊”往：许多人随着杭州吸引到的大量劳动力一涌而来，又因为各种原因重新返乡。他和留下来的摊贩们早已成为朋友，卖水果的夫妻给其他摊主甩来一根冰棒——2块钱的老冰棍——李俊抬手接住，又转手装了几个鸭翅给对面卖炸串的小章，“我们就像是同事一样”。
6月3日，某社区门口的小吃摊。 图 / 本文记者拍摄
但“同事”间也有冲突。年轻的小黑粗着嗓子骂骂咧咧地给大伙讲述方才的经历——今天他在某街上卖桃子，卖得正好时，城管来了，摊车被收了。“妈的，肯定是他举报的。”小黑忿忿不平地和相熟的摊主控诉，“你想，城管之前来了一次看到我都没说收，后面便衣又来了，人家中队给我说这是被指名点姓地举报的，不收说不过去了，那不是他举报的是谁举报的？”
小黑口中的他是街上另外一个卖水果的摊主，李俊后来小声地说，人家一直在那边卖水果，小黑突然跑去卖桃子，“不懂规矩，占了人家位置”。大多数的时候，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遵守着多年来摆摊形成的“规矩”——相似类型的摊不会出现在同一区域，每个摊主都有自己的“领地”。
对于小黑的抱怨，除了卖花的大姐偶尔应答一声，周围的摊主们都只是笑笑，安慰小黑“可能是巧合”，劝他没生意就早点回去休息。小黑不依不饶，一脚蹬在马路沿上，“没有那么巧合的，他就是想把我干走啊，他妈的城管抓我的时候，他还骑到对面来看我笑话，有这么巧吗？我还不信邪了我操。”
摊主们安慰无效，渐渐不再搭话，小黑也兴致恹恹，打算转身回家，嘴里还嘟囔着要去找水果摊摊主算账的话：“我这几天我他妈的不干了，不干活我也要把他搞死！”这时，不知道谁提了句“去年老黄也是这样子，把‘眼镜’干进去了”，小黑立马去而复返，折回到先前蹬脚的地方，继续“慷慨激昂”地拉着方才搭话的摊主控诉起来。
“规矩”不止在类型上，还有小摊的定价。赵平的菜夹馍之前一直定价三块五，今年受物价影响涨到了四块。而地摊经济兴起后，不少人都加入到地摊小吃的行当里来，“就是良莠不齐嘛，好多人进来也不会搞，搞的东西不行，但拼的就是价格，形成一种恶性竞争。老百姓也不知道啊，碰见以后就买着吃，吃了以后味道也不好，这个市场环境就被搞坏了。”最后，赵平没办法，只好把价格降回三块五，再不断丰富摊上菜品的种类。
类似的冲突时常在出摊时发生，但几乎每一次都会不了了之。
“算了，赚钱都不容易。”大家这样说。
街头游击战
晚上10:00，马路两边的小摊热火朝天，三轮电动车改造的摊车横七竖八地停在路沿上，锅铲碰撞声、讨价还价声交杂，小摊上蒸腾的烟雾和水汽透着夏季杭城的闷热。
20秒后，路边行人依旧匆匆，烤串的烟雾尚未散去，但道路两侧已是人去“路”空。
一切源于一辆白色的皮卡车。摊主们嘴上忙着招呼顾客，手上忙着把葱花和香菜拌进小吃，时不时抬起胳膊擦汗，但最重要的是，每隔几十秒就要瞥一眼周围。没有顾客时，他们习惯性地站在车座边或是把半个身子倚在车座上，单手扶着车把。远远地，摊主们掠见一辆白色皮卡的影子，立刻停止手头的事——做到一半的烤冷面摊在铁板上，刚丢进油锅的炸串被飞快地捞出丢在盘子里，鸭翅鸭脖一把递给顾客，收没收钱？顾不得了。“来了，来了。”一个摊主开始快速收摊，窃窃低语声此起彼伏，一个眼神，大家的警报被瞬间触发，二十秒内，路口只剩下地上残留的垃圾袋、纸巾和几根竹签，几位顾客神情茫然，不知道是否要离去。
皮卡车并未在摊贩们原先摆摊的地方停下，而是掉转车头，慢悠悠地朝着他们“逃离”的方向“追”去。大约两分钟后，有大胆的摊主看皮卡车走远了，悄悄冒出头来，并没有直接回原地，继续躲在道路另一侧观察。又隔了几分钟，原已驶远的皮卡车杀出一记回马枪，最终停在路边。那里，五分钟前还“属于”某个烧烤摊。皮卡车上走下两个穿着制服的城管，有摊主忿忿地指着其中一个说，“又是那个光头”。
6月8日，城管在李俊摊位附近巡逻。 图 / 本文记者拍摄
按照杭州市西湖区的制度，城管们“做五休二”，每天早晚七点半换班，实行两班倒，通常每个辖区都由固定人员负责。时间久了，摊贩们“早都认识他们了”，也有了备用车辆——摊车被收，生意还是要继续。据摊主们多年来“斗智斗勇”的经验，城管晚上十点到凌晨一点出现频率最高，偶尔两三点也在街上“侦查”，甚至会开私家车穿便衣神不知鬼不觉地站到摊贩身边。一旦没有及时“识破敌方伪装”，摊主们面临的就是收车一月的处罚：第一次被收车交200元赎回，罚款金额随被收车次数翻倍递增。小章一边给烤串撒辣椒粉一边讲：“抓得多就交得多，我从今年过年到现在都被收三次了，下次赎车就要交800。”他猛地把调料盒顿在操作台上。
王美娟也是街头游击队“在编人员”中的四千万分之一，她出没在各个“据点”，“敌军动向”和人流集散决定着她出摊的地点和频率。6月的杭州，气温已经达到32摄氏度，为了防止热油烫伤皮肤，王美娟依然穿着长袖站在铁板前。铁板热气腾腾，汗水濡湿了她的外衣，王美娟顾不上擦，赶紧把做好的小吃递给摊前的客人，丈夫张健倚在一边，背着左手帮她“盯梢”。
突然，丈夫张健警觉地从三轮摊车的前座上站起，小声催促王美娟把摊车挪进巷子里，“走，先进去。”王美娟配合地随着摊车移动，手上动作却不曾停下，继续煎着某位客人点的铁板豆腐。“啪”的一声，摊车上的小灯被她按灭，幽黑的巷子里，只有铁板豆腐的气味缓缓地弥漫开来。
6月8日，王美娟正在巷子里给客人做铁板豆腐。巷外，城管正在拍照。 图/本文记者拍摄。
几十秒后，一个身穿制服的男子出现在巷口——城管来了。他隐在巷口拐角的墙边，不时向四周张望，举着手机四处拍照取证，但未曾向里迈进一步。
一场“游击战”在夜幕下悄然展开，长达十几分钟的对峙里，双方沉默地窥伺着对方的举动。
他不会过来的。”王美娟像是给自己壮胆，“他知道他（张健）是残疾人。”
张健的残疾始于多年前的一场意外。那时他在山东的一家工厂里打工，操作机器时被一块板砸中，截肢后左臂前端只剩下一个圆圆的肉球。平日里，他总是习惯性地背着左手倚在三轮摊车的前座，帮王美娟“盯梢”，看上去和常人无异。
对于城管的突然袭击，王美娟心里清楚：“没人投诉他就不来，有人投诉他才来，有些店铺看我们生意好他就投诉啊。”旁边小区的保安在一边帮腔：“开一个店铺要花上十几万，你站他前面赚他的钱，他心里不高兴啊。”
最终，城管率先终结对峙，往巷里瞟了几眼，随后转身上车。“跟做贼似的，”王美娟砸砸舌，“有我老公这个残疾还好点，”她声音小了些，“他们队长安排过的，那个残疾断手的就不要管他了。”比起“抓进去一分钱不交又放回来”，城管们选择“拍照证明来过”。
躲在巷子里终究不是长久之计。张健几次探出巷口确认后，王美娟决定开车拐出巷子，在城管方向相反的十字路口继续摆摊。新的客人来到摊前，液化气被重新打燃，王美娟大声地问客人吃不吃辣，一切仿佛又回到城管来之前的样子。然而不到十分钟，刚拆开的烤冷面还没做好，城管的车再次掉头前来，王美娟和张健只好又跳上车离开，前往另一个“常驻”的小区门口。
一追一躲，一晚上，摆摊的地点换了五个。
“开开心心美一天”
在王美娟看来，挣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出摊就当“出来玩”。有时摊边小区的保安过来闲聊，问她今天生意好不好，她一边把香菜、麻酱和辣椒油拌进装凉皮的不锈钢盆里，一边大大咧咧地回应：“不好又有啥关系，就当出来旅游了。”
偶尔闲下来的时候，她最喜欢刷抖音，也自己发抖音——大多是一些出摊的日常。“我现在都有一千多个粉丝啦！”她还现场发了一条抖音，拍的是李俊摊上的鸭翅，画面晃动，主题不明，简单地配上抖音的滤镜和背景音乐发出后，又自己欣赏了两遍。李俊没生意的时候也爱看抖音，他倚在自己的电瓶车上，有时看到好笑的视频会和周边的摊贩们分享。“你看这双胞胎吹牛逼”，李俊笑着点了个赞，手机上镜像合成的一对老头正拿着“大哥大”给对方打电话：
“兄弟最近还好吗？”
“哎呀最近过的太潇洒，刚刚下飞机到三亚，准备到海边扒个沙。兄弟最近在干嘛？”
“哎呀我在俄罗斯度假，几位美女陪我吃披萨，喝着小鸟伏特加。”
“哎哟我先不说啦，马云刚给我打电话，约我一起去喝下午茶，研究承包西伯利亚。”
……
李俊站在卤鸭摊前和周围的摊贩分享自己看到的抖音短视频。图/本文记者拍摄。
何伟夫妻则更多地用手机来联系顾客，他们有自己的“绝味烤面筋烧烤群”，每天在群里向一百多位老顾客实时告知出摊状况。赵平也有不少老顾客，他觉得这代表一种认可。“那些空姐下班了也经常来，在我那一买就是五六个，他们都说（味道）好。还有开豪车的，也到我这里来吃馍。出去玩儿的话，打包十五六个的都有。”
对于眼下的生活，他们的感受出奇一致：尽管辛苦，但“挣钱有啥不开心的”。“那辛苦啊，真的是一句话说不清楚的。但是也有快乐，赚到钱了以后，哎呀，真的心里很高兴，一家老小又有钱了。”赵平总是这样想。
关于未来，李俊计划一直把摊摆下去，把儿子供上大学。提起读高二的儿子时，他总是掩不住地自豪，“在黄冈中学念书，成绩还可以”，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又补充说：“年轻人能读书还是要读书”。
赵平的小摊则面临现实的挑战：他租住的城中村即将拆迁。“如果说将来要是把这些（城中村）拆了的话，那肯定是有很大的麻烦。一是因为房租要涨，二是摊车上下楼就不方便了。那个时候能不能搞这个事情（摆摊）就很难说了。目前先这么干着，再看吧。”
王美娟不想那么远的事情，她如今已经成了外婆，“出摊看心情，我从来不喜欢别人管着我”。有时，她觉得累了，就休息一天，和张大哥一起“出去玩”，晚上回来在小区附近的麻将馆里打麻将。
王美娟的朋友圈，内容多为日常出摊的小视频，少有文字。
最近的一次出摊，杭州下雨，路上没什么行人，王美娟生意不好。她倚在摊车上刷抖音，手机屏幕上闪烁着她主页里的短视频，那是她在某个商场里拍的：站在扶梯上往下看，水晶灯耀眼，锃光瓦亮的地板反着光。这则视频没有文字，也没有配音，只有她的抖音账号在手机左下方浮动——头像是中年人常见的怼脸自拍，昵称叫，“开开心心美一天”。
参考资料
【1】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Women and men in the informal economy: astatistical picture[M].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Publication,2002.
【2】黄耿志 . 城市摊贩的社会经济根源与空间政治 [M].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2015: 63-65.
【3】黄耿志, 薛德升, 徐孔丹,等. 中国大城市非正规公共空间治理——对城市流动摊贩空间疏导模式的后现代反思[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 034(002):47-55.
【4】耿军. 澳门人口数据[J]. 科技文萃,2000, 000(002):96.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