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文
我自小生活的地方叫镇海，现在是宁波下辖的一个区，过去叫镇海县。我住在县城，叫城关镇。城关镇不大，在我考上大学之前，我去过的唯一且最大的城市是宁波，离镇海只有18公里。上大学时每次寒暑假我从上海回到镇海，才会感受到明显的反差，发现镇海的路居然那么窄，房子居然那么矮。
上世纪80年代以前的镇海实际上是一个半岛，三面环海，它是甬江的出海口，城关镇的东面临海处有一座山，叫招宝山，就屹立在出海口的一侧，招宝山是镇海的福地，历史上是海防要塞，在晚清西方列强入侵中华的屈辱史中，招宝山守军炮击法舰并重创法军，成为仅有几个胜仗之一，被写入到高中的历史课本。
小时候经常在低矮的梓荫山上玩，那里就竖立着“吴公纪功碑亭”，吴公就是当年清军的守军首领吴杰，他曾一炮击中法军旗舰的烟囱。因此，大家都说招宝山是风水宝地，保镇海长年风调雨顺、人杰地灵。如今，招宝山依旧香火旺盛，早已成为4A级景区。
招宝山的西面就是延绵五、六公里的后海塘。后海塘始筑于唐乾宁四年(公元897年)，距今已有1100余年历史。当时修的是土塘，因“常有冲决之虞”，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改作石塘，但仍抵御不了飓风狂浪的冲击，多次溃塌。到了清朝直至解放之后，又反复整修、改建和加固，但总有几段石塘被冲垮。镇海多台风，记得小时候的一个冬天我爬上后海塘，恰好遇到大风，都能把我吹着跑，我试着躺在风里，居然不会倒下去。
骑在爷爷脖子上看夕阳
书上说，人在三岁之前是没有记忆的，但我似乎还隐隐记得三岁前的事。我记得那是一个夏天，我还不到三足岁，黄昏时分，我经常骑在爷爷的脖子上去后海塘，站在后海塘的小山坡上，看到了落日和满天的霞光，看到金灿灿的海面上白帆点点，那是满载而归的渔船。爷爷家离后海塘很近，对于后海塘的日落，我幼小的脑海里能留下这么深的印象，应该是反复不断地看日落的结果。
爷爷不识字，却会背26个英文字母，他年轻的时候，在英国的货轮上做过伙夫，他说英国人很坏，他在船上负责生炉子，生好了去干别的活，回来一看炉子又灭了，那肯定是英国的船员干的坏事。不过，每次发工钱的时候，他就很开心，因为拿到的是银洋而不是纸币。
爷爷年轻的时候还管过灯塔，灯塔在离招宝山不远的一个礁石山上，叫虎蹲山，处在甬江的入海口。爷爷说，每次从台湾来的货船经过虎蹲山时，都会停下来给他送糖。“为什么呢？”我问爷爷。
“如果我不给他们打开航标灯，他们就会触礁。”爷爷很得意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学到的地理知识，台湾盛产白糖。在我的童年时代，糖是很稀缺的。后来读中学的时候，我真的坐船去了虎蹲山，那个时代镇海还是海防前线，上面有解放军把守。虎蹲山上的航标灯露台上非常干净，可谓一尘不染。航标灯是德国造的，尽管是100多年前造的，但看上去依然非常新，菱形的水晶玻璃折射出五彩的光环。
80年代以后，镇海开始围海造田，建造码头，虎蹲山被移平了，就连招宝山也被削去了小半个，用来填海。站在后海塘上再也看不到海了。据说，美国的卫星可以看到全球有两个地方在围海造田，一个是荷兰，一个就是镇海。
好人与坏人
小时候看电影，每当屏幕上出现一个新角色，我总是一个劲地问妈妈：这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是坏人，我就很紧张，唯恐好人被他杀害了。我坚信的爷爷和奶奶都是好人，因为他们非常疼我。
爷爷是居委会的第三小组组长，他总是埋头苦干，家里贴满了他的奖状。他每个月都要挨家挨户地分发粮票、糖票、布票、油票等，分发票据前一个晚上，他和奶奶两个都要仔仔细细地提前分好，怕出差错。居委会还给他安排了监督“四类分子”在晚上的学习改造任务，我都跟着去。当我看到这些四类分子在居委会的会议室内贼头贼脑地看报纸学习的样子，便更加相信他们是坏人。
刚上小学的时候，我以为只有红色才代表好人，黑色代表坏人，绿色代表军人。所以，我喜欢穿军装、军裤和草绿色的解放鞋，拿着红缨枪，一心想着能抓到坏人。有一天，路上遇到经常给我们送电影票的张伯伯，他居然带上了黑袖章，我突然意识到他变为坏人了，便马上用红缨枪指着他，准备押着他到工宣队哪儿去。我只记得张伯伯冲着我笑，后面的细节我忘记了。后来，我才知道，套着黑袖章代表对离世亲人的哀悼。
爷爷因为担任了小组组长一职，经常要去居委会参加各类会议，回来之后，便向奶奶传达会议精神。有一次，爷爷严肃地对奶奶说：“以后招宝山不能再叫招宝山了，“招财进宝”属于‘四旧’。”奶奶的脑子有点转不过来：“那叫什么？”“向阳山！后海塘以后也不能再叫后海塘，就叫‘向阳塘’了。”奶奶吃力地点点头。
奶奶每天都会用干净的布擦一遍毛主席的石膏像。奶奶特别爱干净，经常穿一件浅蓝色的大褂，头发梳得光溜溜。她经常说我晚上睡觉时脱衣服像“蛇蜕壳”，而早上给我穿衣服时，我站在床沿上，她就抱怨我长得太快了，她手都快够不到了。奶奶虽然嘴上老是挂着各种抱怨，但对我却很好，最好的东西都留给我吃。可能也是因为我从小比较“懂事”的缘故，每次爷爷晚上问我：“明早天亮去买菜，你要吃鱼还是吃肉？”我都回答：“吃青菜。”
爷爷每天早晨5点多钟就去买菜了。当我在睡梦中听到外面的石板路上传来一块松动石板的嘎吱声，那一定是爷爷踩到的。爷爷杀鱼、洗菜通常在院子里的水缸旁边，用的水都是雨水。江南多雨，下雨的时候，雨水顺着瓦片的斜坡流到屋檐上挂着的圆弧型铁皮上，再流到大大小小的水缸里，所以，生活用水从来不愁。
菜都是奶奶做的，爷爷只负责买菜、洗菜和用柴火烧饭。其实，爷爷奶奶家的每顿饭都有鱼，如清蒸鲳鱼、红烧黄鱼、葱烤鲫鱼、干煎带鱼和油炸鲚鱼（海刀鱼）等，这些海鱼的美味迄今我仍念念不忘。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冷冻技术，也没有人工养殖技术，抓捕来的海产品只能就地卖，所以都非常新鲜。当然，虾和蟹的鲜味更令我怀念，虽然现在还可以买到活的梭子蟹，但不知道为什么，味道不如我小时候了。还有，现在的青蟹总有一股泥腥味……
爷爷的朋友很少，偶然也会有几个朋友来看爷爷，有一次他们带来几只三门大青蟹，这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大青蟹，一个大钳子几乎和我的小手一样大。后来，大钳子就成了我的玩具。据说青蟹可以治耳聋，爷爷耳朵有点聋，对他说话得大声些。
每逢下大雨，我就不能在院子里玩了，我经常呆呆地看着雨打在水缸的水面上，水面会泛起一个个水泡，但一眨眼，水泡就被雨滴打碎，同时，又在破灭的地方，泛起一个个水泡。就这样碎了又泛起，泛起了又碎……
1969年：我的记忆变得清晰
我的童年并不是都住在爷爷奶奶家里。我记得我小时候爸爸在宁波专署工作，专署好像是一个很大的机关，门口有解放军站岗。专署的院子很大，我时常在院子的花丛里抓蝴蝶，或者把鸡冠花的花瓣小心地分开，粘在鼻子上。
有一次，我在院子里玩的时候，突然看到不远的地方着火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大的火，有几层楼那么高。好多人拿着脸盆就救火了，其中有好多解放军。我也不由自主朝着大火的方向跑去， 还有些人从火场里哭着跑了出来。等到大火快扑灭的时候，我又回到了机关大院。这个时候爸爸也找到了我，一把把我搂在怀里，他可能吓坏了，怕我出事。
我忘记了那个时候我多大， 对那个时候的记忆都是片段的。例如，我比弟弟大四岁，弟弟和我一样，都是在宁波第二人民医院出生的。还记得我坐在三轮车上和妈妈及刚出生弟弟一起从医院回家的情景：我一直想打开盖在弟弟头上的枕巾，看看弟弟的模样，但妈妈一直不让看，因为已经是深秋了，街上有点凉。一回到家里，我也钻进了妈妈和弟弟的被窝，而且一个劲掀起被子，总想看看弟弟的脸，妈妈则一直挡住不让看，怕让弟弟受凉了。
宁波的家很小，在开明街边上，连厨房都没有，是爸爸单位分配的。印象中我们住的地方，院子是狭长的，有人家养了很多鸭子，在院子里晃悠地走着。那个时候从开明街经过的游行队伍很多，我经常被保姆带着去看游行。时至今日，我仍对那震耳欲聋的锣鼓声和招展的红旗刻骨铭心。
有一天爸爸带着我回家，看到一群小孩手中拿着树木头和石头，模仿着大人游行的样子，在院子外面排队绕着空地转圈，还一起喊着口号：“文攻武卫、针锋相对，老太婆当头”。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是“老太婆当头”？最近查了百度，才知道“文攻武卫”是当年那位旗手提出来的，那一年是1967年，正逢非常乱的时候。有一天半夜，家里的玻璃窗被一块飞进来的大石头击碎，多亏石头没有砸到我们身上。爸爸急忙起床，打开门外看，砸玻璃窗的那人已经逃走了。
弟弟出生不到一个月，就被伯伯带回了我爸的老家海门（现属于台州市椒江区）。因为妈妈是中学老师，实在没有时间带两个孩子。在那个斗私批修的年代里，必须积极参加各种运动才能跟得上时代的步伐。
1969年，我已经六岁，记忆慢慢变得清晰了。有一天爸爸带着我去宁波体育场参加九大召开的庆祝大会，体育场内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高音喇叭里传出激荡人心的口号，其中有一条消息给我的印象很深：中国人口达到9亿了。1969年，九大召开，九亿人口……
奶奶也不是亲奶奶
记得小时候有段时间，我在宁波看得最多的电影是《钢琴伴唱红灯记》。后来我回到镇海，还和小伙伴们吹嘘我看了四遍《钢琴伴唱红灯记》。那时候，《红灯记》里的每句台词我几乎都会背。其中有李奶奶说的一句台词，我的脑海里一直缠绕着：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
其实，在镇海的爷爷和奶奶，都不是我的亲爷爷、亲奶奶，我只是寄养在他们家里，但他们对我就像亲孙子那样。他们只有一个儿子，在上海的上钢三厂工作，他儿子又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除了最小的儿子外，其他四个都到黑龙江和安徽农村插队落户了。奶奶经常把我的名字和她的大孙子名字搞混，估计她的大孙子是她带过的，也是最亲的。大孙子在黑龙江插队，给爷爷奶奶寄过来很大的灵芝。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外婆和亲爷爷，因为在我出生之前他们早就去世了。我刚出生的时候，我的亲奶奶还曾从海门到宁波来照看我。我父亲兄弟四个，他是最小的，也是他们家里唯一的大学生，他的成分是“下中农”，比我母亲好。
抚养我的爷爷奶奶叫我爸爸“李同志”，他们都不识字，每次他们的儿子或孙子、孙女们来信，就让我爸爸给他们一字一句念信，爸爸非常耐心，但凡念到他们听不懂的地方，就给他们解释一下。接下来，奶奶口述，让我我爸纪录，写好后再读一遍，等奶奶觉得表述清楚了，便贴上八分钱的邮票，回寄过去。
爷爷奶奶的孙子、孙女都会来镇海看望他们。每逢他们来，我会领着他们到镇上去去逛，或去游泳、或去爬后海塘、或到妈妈的中学去看电视。我上小学的时候，他们在安徽插队落户的二孙女不幸因病去世了，才20多岁。记得爸爸在给他们念上海来的信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哭了。
爸爸在宁波专署是给领导做秘书的，所以代笔写信小事一桩，不过，能坚持20多年给两位老人写信，也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