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文

在今年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对年度经济工作进行了通盘的指导和安排。作为研究者，我在学习政府工作报告丰富内容的基础之上，提纲挈领地强调几个看点。

首先，从全局来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显然是要贯彻去年接近年末的时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于经济全局的指导方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基本判断上，已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面对着去年三四季度以后的“三重压力”交织和叠加，由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而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因素，面对已在我们经济运行中产生种种不能忽视的不良影响的这一局面，我们必须紧紧抓住贯彻党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聚精会神地扭住发展的硬道理，而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如果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指导，我觉得首先一个基本指导精神的表现，就是关于怎么样把我们的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这方面所做的部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是在今年报告里面对于引导性、规划性的年度经济增速的指标，给出了一个5.5％左右这样的量值。  

对这一个引导性、规划性的目标，我想简单做个分析：它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来给出量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龙头指标。我们前些年在发展过程中间已经反复强调不以GDP论英雄，那么以什么论英雄呢？实际上就是要以更综合的一套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在推进可持续的、追求高质量的发展。但是回到经济工作本身来说，全球主要的经济体毫无例外都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自己跟自己比、自己跟别人比，最简明的代表性的指标是什么？那么现在还找不到比GDP更好的指标，它是一个必须要用的指标。在特殊的年度，比如2020年疫情突发以后那种非常时期，要对应地采取一系列非常之策的情况下，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是没有给出这个当年面对巨大不确定性而怎么样引导经济运行达到什么量值的GDP指标的，但是从去年——2021年开始，还有今年，我国决策层合乎常规地要给出这样一个引导性和规划性的指标。在工作中间，我们就要同时注意，经济增长速度这个指标表明的主要是经济运行的态势、景气水平，它并不能够很好反映经济运行中我们的质量和效益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它并不能够直观反映我们的结构是优化了还是没有得到优化，那就需要有其他的一些指标来配合着形成一个政绩考评、绩效考评的指标体系。这个指标体系怎么样更合理更简洁地形成，在中国说实话，是在继续摸索的过程中间。

回到今年，5.5％的这个必须给出的引导性的指标，它背后的背景是什么？我特别强调的是要看一下，整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解放生产力而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之后，2010年接近年尾的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延续至今，十九大把稳中求进表述为我们经济工作的总基调，它要处理的是个什么样的问题呢？最简单地说，2010年我们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年度的经济增速又站在两位数的高速这个水平上的时候，中央就明确地认识到了我们必须经历从原来的高速转为中高速而追求更高质量发展这样的一个转换，这个阶段转换是在2010年中国已经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000美元水平、坐稳了中等收入经济体这把交椅后发生的（有世界银行的标准统计口径可以认定）。

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以后，与其他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大同小异，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上，必须注意解决原来经济起飞阶段那种不可避免带有的粗放特征如何转为集约发展特征、追求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为追求“高质量的发展”，后来中央表述为要“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新，就新在增长速度不可能再延续前面三十年的两位数增长状态了，而常，是什么追求呢？就是速度又不能一降再降，它要落在一个中高速的平台上，体现出高质量发展的特征，而在这个平台上的运行时间，要越长越好，这就是由新到常了。所以，后来领导人和身边的智囊人士，以权威人士的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把这表述为一个“L”型的转换。这是个比喻性的表述，这种“L”型的转换是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战略方针和主线，处理好经济运行中决策层认定的我们的矛盾主要方面，是结构失衡问题，从而通过结构的优化，带动整个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当然这就要从制度结构于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的优化，到整个生产力布局、产业结构、技术经济结构、区域结构，乃至更综合的比如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等等，做通盘的优化。这样一个高质量发展的诉求，在2010年以后的实践中间，已经历了几轮下行压力叠加的考验。

首先是在2011年到2012年，客观主观的各种因素综合在一起，我们看到经济增长速度比较快地落到了8％以下，再往后2013年到2015年三年间，相对缓慢地，经济增长速度落到了7％以下，落到2015年的6.9％。这个时候本来有这么一种可能性，2015年下半年到2018年上半年长达12个季度，三年之久，中国经济增长是在很窄区间内6.7-6.9％这样一个窄幅波动的状态下运行，已经开始有了一个中期化平台特征，本来有望进一步来确认落到这样一个中高速的发展平台，实现L型转换，而进一步把高质量发展延续下去。

但是2018年一二季度以后的局面，有重大的改变，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出现变局，美国朝野空前一致形成共识，认为要全面遏制中国，贸易战打响之后，已经发展成为科技战、外交战，甚至现在还感受到了金融战，以及局部热战这种风险。所以，市场预期明显不好，那个6.7％的底线被击穿以后，到了2019年已经落到了全年的6.1％和2019年第四季度的6.0％整数关口。

这个发展态势到了2020年，又叠加上了新冠疫情的冲击，使我们当年一季度出现了几十年没有的-6.8％的严重经济萎缩局面，但是二季度以后，复工复产在国内相对顺利，全年我们达到了正的2.3％的增长，虽然是几十年没有的低速，但是在大疫之年，却是全球主要经济体里唯一的一个正增长案例。

到了去年，大家都知道，统计局公布，同比是达到了8.1％的增幅，而最有代表性的可比指标，应该是把2020和2021年两年的平均增长速度和2019年相比，这样一个最有代表性的可比指标，是增长了5.1％。对5.1％的水平应怎么样来评价一下呢？和一般学术界所认为的中国经济现在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应该能够看高到接近6%、或者有人说就应该是6%左右相比较，显然还有差距，它也意味着我们的复工复产如果继续推进得比较好的话，我们的增长速度是有望再有所提高的。但是，不能忽视的、其实带有严峻意味的，是去年三季度以后出乎意料的经济下行，到了去年的四季度，这个增长速度已经落到了4%左右的水平。我们现在要更看重的，就是从今年5.5％的目标作为一个引导目标来看，它直观上看，和去年的同比8.1％增长速度比起来是明显调低的，但是和我们前面两年最具有可比性的5.1%两年平均增长速度相比，又是往上有明显提高的。相对而言，我觉得它也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是承前启后，这个5.5％能够使我们在整个“十四五”，衔接未来2035达到远景目标规划所要求的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个过程来说，在我们本年度，就表现为经济运行的速度落在合理区间之内。所以，对这就需要再展开一点儿做些分析。

年度的经济工作，一定是要把短期和中长期我们的现代化战略诉求结合在一起衔接好。那么整个中国的现代化战略，在前面“三步走”走过了前两步之后，在千年之交以后的半个世纪的第三步整个过程中，我们首先是达到了2020年全面小康的节点目标，中央再往后提出对接“新的两步走”。那么新的两步走非常关键的，就是2020到2035这15年基本的发展态势要求是什么？在总书记对于中央“十四五”和2035远景目标规划建议的说明里，点出了最关键的两个量值。一个就是我们在“十四五”末期，很有希望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现行标准的高收入经济体水平，这样一个我们“十四五”期间使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进步意义，是非同小可的，即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最大人口规模的国家，经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努力之后，终于使世界统计现象上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的这道槛，没有挡住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我们终于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向上成为坐在发达经济体门槛上的世界民族之林之一员，这是一个对于2035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非常重要的铺垫；跟着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035年我们很有希望使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伴随着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间，总量规模或者折为人均的GDP，比2020年再翻一番。这个15年再翻一番，有学者也做了粗线条的测算，就是整个15年间经济运行达到这个目标的保障速度要，在4.79％以上。由于这种测算都有很多假设条件，说的粗一点儿，我们可以说的，是接近5％，或者5％左右。那么从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来说，基数越高，增长速度的趋势就越往下走，当然可能是一个一个台阶的下行。这种下行过程中间最大的可能性，就是“十四五”，将是我们在15年之间相对而言速度最高的阶段，十五五、十六五，这个经济增长速度的重心还会往下落。

换一句话说，“十四五”期间，从我们现在眼下看到“十四五”末期，3-5年时间段来说，我们的增长速度，应该按照争取达到6％左右或者接近6％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来做安排，我觉得这就是“合理区间”表述后面的内在逻辑。今年提5.5%左右，显然也是考虑到了还有一个恢复过程，又积极又稳妥，讲5.5％左右，稍微比它低一点，也是可以向各个方面交代的。实际上在明后年，我觉得还要争取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更好地使结构优化支持高质量发展，让我们的发展态势在合理区间的这个定性表述后面，跟出接近6％这样一个定量的、合乎我们意愿的一个表现，争取在“十四五”期间，在5.5-6％的区间内，实施我们经济增长同时抓好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相关要领。在思想准备上，我们现在可以说，到“十五五”、“十六五”，这个运行速度的重心或迟或早是会下调的，但是整个15年算总账，我们的保障速度应能够使我们15年的年均水平在接近5％或者5％左右，这样支持达到2035基本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所要求的总体发展成果。

这是2022年我们领会整个经济运行态势里的第一个重要看点。要把这样一个要领掌握好，就必须说到第二个重要的看点，我们怎么样能够克服下行压力，宏观调控上宏观政策的基本组合是什么要求？

显然宏观调控上，我们搞市场经济是间接调控，在间接调控为主的格局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构成两大宏观调控政策体系，政策手段即它们所用的方法、政策工具，典型的是依靠所谓经济参数的运用，是所谓以经济杠杆、经济手段为主的调节。在人民银行作为央行调控货币政策的运行体系里，首先有基准利率，还有其他的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等等政策工具，都是对事不对人的一些经济参数。

财政这方面也是，在收入方面主要的收入来自税收，税收它是对事不对人的，税率是法定的，优惠条款也都是法定的，是可以给人们以相对稳定预期的，根据这样的参数，生产经营主体会考虑怎么样部署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国债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配合中的一个重要机制，它也是一种参数，是通过跟市场对接的有偿方式筹集资金而给出利率，市场上国债的收益率曲线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运行来说，业界的人士都知道是非常重要的准星，它会有一个市场基准的作用。在财政具体的操作过程中间，预算的一些手段，像转移支付，对于弱势群体和欠发达群体的支持，也都是越来越强调它们的规范性，相关的一些基本的要领和量值，都是可预期的。

这样一些调控，在今年的部署中，我们注意到合乎逻辑地在财政政策强调要继续积极的既有表述之下，有财政政策“提升效能”方面的明确要求，实际上也就是延续了过去所说的更加积极而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必须提质增效。这样的一个所谓积极，首先表现为总量上是要有扩张的特征，同时，因为财政政策它在调控中间有一个不可替代的功能作用，就是它可以根据自己整个收支安排而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差异化地体现引导结构优化这个功能作用，这是财政政策不可替代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在结构优化方面应该发挥的作用，这也应该纳入我们对于财政政策积极概念内涵的理解。

我们如果看今年财政政策的部署，首先可看它一个代表性的指标，就是积极的扩张，在赤字率上的表现是什么。直观的说，多少有些出乎意外，今年的赤字率是从前面两年的3.6%到3.3%，一下调到了2.8％，落到了3%以下，但是在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预算报告里都紧跟着强调了，这样一个赤字率有所调低的安排，同时伴随着其他一些我们收支安排里的要素，比如我们年度的减税降负表现了相当可观的力度，而且特别强调，本年度财政支出的力度没有减弱，支出仍然有相当可观的扩张特征。

那么就得具体看一下，这个2.8％的赤字率安排，今年是匹配了一些特殊因素：带有一次性特征的，一个是中国有一个运行多年的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这个调节基金调动了一部分财力安排到今年的支出里而没有体现为赤字。另外就是有前面年度可结转的资金，转入到今年，它也不体现为赤字，而是直接支持了中国今年的支出盘子。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多年积累的央行它在管理操作过程中由于利差等等原因所形成的利润，高达一万多亿元人民币，在今年安排以每个月度平滑做账务处理的方式交给财政，由财政安排支出。这样一来，整个中国今年支出的盘子力度的增加还是相当可观的，但是反映在赤字率上，没有体现出和前面两年可比的3％以上的那个扩张姿态。

有学者把这些数据做了一个同口径的处理以后，提出一家之言，就是认为中国今年实际的赤字率，如果在同口径可比的意义上讲，应该是看到4.8％左右实际上的赤字率水平。这样的一个说法官方不会回应，但是我作为研究者也可作一个评论：对中国的财政赤字率，在前些年学者就注意到，尚不能简单地跟国际上一般通行口径的赤字率做比较，因为中国早就有赤字率处理上的一些弯弯绕的账，比如中央预算稳定调节基金，它怎么调入怎么调出，一般人是记不住的，我研究了几十年的财税，我也记不住这个弯弯绕的账。大家可以去看预算报告文本里面怎么表述这个调入调出，还有加上其他的因素，实际的结果上，我觉得大家更多要注意到的是，赤字率它大体上是一个政府态度的表现，它有3%以上或者接近3%的赤字率，即体现了扩张的力度；同时要看它后面匹配的其他的因素，比如今年特殊因素所支撑的支出盘子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同时安排的总量上有一定扩张特征的年度财政收支安排里，所特别强调的结构优化，是一些什么要领。从今年来看，基本的认识，就是宏观调控里财政政策方面实际的扩张力度没有减弱，支出体现的扩张力度，还会要求实实在在落在整个资金安排中要掌握好的支出进度，以实现对于经济生活总量上的托举。

同时，这些支出要特别讲求结构优化这方面要起的作用。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家都关心的安排，就是地方层面的专项债资金，3.65万亿是维持了去年同等规模水平，还是相当可观的一个力度，它也是作为给予方方面面一个明确信息的重要事项，体现着我们今年整个经济工作通盘的安排里，已经锁定的一系列所谓戴帽的项目，就是确定要把举债资金对应着投入的那些举足轻重的建设项目，体现为3.65万亿地方专项债在一个一个的地方政府辖区之内，纳入全国和区域一盘棋的通盘协调考虑以后，去支持整个的国土开发、产业结构的优化、基础设施对于民生改进和优化的长久支持等，是属于一系列带有鲜明的结构优化追求的建设项目的投融资。这都是我们财政政策里现在可以看到的，于年度经济工作中怎么样对应于5.5％左右的增长这个预期的引导性目标来发力，来提质增效。

货币政策这方面，我觉得各位应早已经习惯了延续多年的“稳健”之说，其实在中国特色之下，稳健后面最关键的是看它跟上的话语，政府工作报告里紧跟着说，加大实施力度，那意味着什么呢？还是扩张的特征。紧跟着再有具体的表述就是扩大新增贷款规模，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其实这还是在强调前面两三年已经反复强调的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这样一个取向，而量化上，是强调了扩大新增贷款的规模，和整个货币供应量、社会融资的规模增速至少不低于名义GDP增速。这也看得很清楚，就是我们的货币政策在这一年，总量上是要更多支持给经济升温，这是合乎逻辑的。

有两大政策在总量和结构上实现优化匹配，来贯彻前面说的重要看点即把经济运行托举在合理区间，同时，我们绝不能忽视在给经济景气支撑的时候，怎么样通盘考虑以整个结构优化支撑的高质量发展，即承前启后中贯彻中央所说的我们要升级发展，以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高质量发展。

这个总体的意向之下，紧跟着我还想说有另外一个与之有内在紧密联系的看点，就是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宏观调控两大政策总量和结构上面的配合来实现年度的经济运行目标，这里面要特别强调政府工作报告的一句话：“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我之所以强调它，是想说在整个全局千头万绪的各个角度综合在一起来看，很有必要把握好如何将中国有效投资的潜力发掘出来，它的全局性的意义，首先是我们面对当下的形势，应该充分考虑其严峻性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又有最近一系列对于我们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的扰动，最重大的当然就是俄乌之战，牵动了全球，甚至已经使推到核战的危险都浮出水面。我们在实际生活中间，也算是多事之秋，前面一段时间运行中三重压力叠加的情况之下，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重要场合，中财办负责常务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同志，非常简洁地强调了实际上必须纠偏的视角之下破解两个谬误的问题，一个他称为合成谬误，一个他称为分解谬误。合成谬误就是讲的各个部门在自己部门政策取向看起来很合理的从严从紧规范化等等要求之下，实际上却带来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儿，大家一起于一个方向上加力的这样一个合在一起宏观上的负面效应，这是一个合成谬误--都想火线立功，总效应在宏观上却成了一个负面的结果。分解谬误跟这个也有关，整体是一个系统工程，却把它碎片化了，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情况之下还有一种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的不良操作，比如说双碳目标方向正确，意义重大，执行过程中却简单化推到了某些具体场景下的拉闸限电，违反客观规律。这两大谬误必须破解，后面跟着的，是各个行业怎么样在适当纠偏的过程中进入一个更合理的运行状态。

比如说数字经济领域里的整改纠偏，很有必要，但是一定要回归到继续支持数字经济平台这些企业继续创新发展，在全球竞争中去争取推到前沿，那么新基建是不是要以“有效投资”支撑这样一个过程？又比如，房地产业前面一段时间风雨飘摇，市场上弥漫惶惶不安的情绪，甚至已经说到多米诺骨牌式的一种连锁崩盘现象会不会爆发，那么在具体处理上，现在看来经过一系列的努力，政府关于投融资的政策在调整，对于房地产业发展的指导方针更综合更全面并锁定行业的新发展模式，这一段时间，应该讲已是在稳住的过程中间，也需要在这方面消除跟房地产业发展相关的两种谬误，真正贯彻中央所说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必须打造长效机制，那就是必须有系统工程式的制度创新加上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这些事情要处理好，都离不开有效投资。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我们推进双碳，推进整个民生的改进，有一系列建设项目投资的客观要求。

在全局视野之内，前面两三年里，我注意到从管理部门到学术界，都有一种声音特别强调中国的消费潜力还相当可观，这个方面也确实非常值得我们去进一步观察认识，和找到相关的调动潜力的要领。中国是一个只有巨国模型才能加以描述的很独特的14亿人口规模、仍然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大国，已经成长为总量全球老二、世界工厂，已经发展到总体来说在中等收入阶段的上半区，要往上冲关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央根据外部情况的种种不确定性，特别强调了要有新发展格局的打造，就是内循环为主体而内外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里面，新就新在改革开放以后早已经是双循环，但现在要更多依仗本土已雄厚的市场力量，调动本土供需互动循环里的潜力来应对不确定性，把握我们可以把握的确定性，掌握好我们应该掌握的一些主导权。这个新发展格局里面消费潜力的释放，显然是非常值得注重的扩大内需、支撑中国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方面。

但是，有些说法如认为抓好了刺激消费，中国的问题就总体来说得到了很好解决，这是有明显认识误区的。因为消费从经济学原理来讲，它一定要有前面的支撑因素。前面的支撑因素是什么？整个社会再生产初始环节必须要有投资，这个投资要追求有效，有效投资可带来实实在在的就业，带来老百姓的收入增长，跟着的才有持续的用老百姓的收入去实现消费这样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在市场上的实现，这是源源不断地调动消费潜力的一个大前提。当然，在形成老百姓收入的同时，我们还必须以社保体系建设和其他的一系列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等的配套，使老百姓可花的钱他们敢花，花得出去。敢花是说解除后顾之忧，减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花得出去是说能够便捷得到有效的供给，甚至在有效供给的这个方面可以引导他提高边际消费倾向，更多地享受美好生活。这个消费的可持续的潜力释放，如果没有前面的有效投资，那么它迟早势必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综合判断。

所以，我注意到在前面说的扩大内需，内循环为主体强调系统论思维，而且要推进共同富裕等等这些指导方针之下，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明确指出，要适度超前安排基础设施投资。这里既包括新基建，也包括老基建，包括改进民生的建设项目，也包括给经济增长点、新区配备开发硬件。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又非常明确地强调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落到现实生活中间，这是一个我认为一定要抓好的年度经济工作的重大要领。从这个看点来说，我们就要回答一个问题，是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中国现在投资已经基本饱和，在投资方面没有多少潜力了，合适的投资项目很难找到了？我认为这是一种明显对于中国国情和实际情况缺乏了解的认识上的偏差。

我们多年研究经济运行，从宏观到微观，从财政金融到各个领域，有这么一句绝对不是夸张的话，就是中国的经济成长性还相当可观。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还有非常值得我们看重和进一步发掘的潜力空间。具体到工业化就是从全国而言，要从中期到中后期到后期继续推进它的升级发展。“世界工厂”大而不强，必须从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这个发展过程中伴随的是中国真实城镇化水平（这主要看的是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现在才44%出头，全中国一大半人还没有成为市民），要继续往上提升，一定要有一轮一轮城乡结合部向外推的建设和新区建设、新城市建设，这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升级，伴随着一轮一轮的产业升级，产业结构优化支撑下更高水平的供给能力、供给体系效率的提升，也伴随着一轮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方面投入的增加和水平的提升。

那么，整个中国经济成长过程中的初始因素、作为初始环节的有效投资，关键性的功能作用对应的是什么？比如，从城市区域来看，我们所有的城市一定要按照现代化的高标准，加快打造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首先从大城市，从中国几十个几百万人口规模以上的城市做起，要紧抓往我们现在可能的时间窗口期，在经济下行过程中安排较充分的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学习纽约、东京那样成为现代化大都市标志的（在东京中心区域还立体化的）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要匹配上所有和这轨道交通网应该匹配的各种各样的公共设施，包括停车场、停车位，匹配上我们现在的经济生活中间大家已经意识到的中心区域建成区必须打造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还有，我们必须把已经在全中国建成的为数天文数字才能表述的各种各样的住宅小区里的“老旧小区”做改造，大量的小区，十几年前建的，现在就可以归入老旧小区。为什么呢？直观来看，十几年前建四五六层的住宅，形成一片社区，不配电梯是天经地义的，老百姓觉得是多年如此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安排，但现在不行了，人口老龄化，生活水平要提高，普遍在要求加装电梯，技术上说有没有这个支撑力呢？完全有支撑力，供给能力要开发起来，很快就能形成相关供给，关键是怎么样组织它，怎么样组织好相关的有效投资。这里对中心区域的所谓有效投资，我只是九牛一毛举几个小例子，不胜枚举，俯拾皆是，多少年内我们是做不完的，未来的八年、十年、十五年，这些事情在中心区域绝对做不完。

这些事情旁边匹配的是什么？是城乡一体化发展。中国的乡村振兴，从原来说的新农村建设延续至今，更具体的工作，要落在一系列的投资上：怎么支持乡村振兴？首先要有个创业创新的基本条件，这里面的有效投资又是不可回避的任务，要在各个地方政府辖区里及早规划，及早做好高水平的总体设计，这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当仁不让的。在不动产开发这个领域里，中外普遍的实践都证明，地方政府辖区之内微观主体、企业、单位，他们分散的试错式的不动产形成，一旦出了偏差，纠正非常困难，代价极高，必须有政府牵头由专业支持的团队贡献他们的才智，形成通盘高水平的国土开发规划。现在所有的新基建、老基建，中国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这样的规划，在前些年已经做了很多，还要继续动态优化。现在贯彻中央所说的基础设施适当超前，有效投资加大力度，从本年度，就要积极地将它做起来。

前面提到的地方专项债，可对应于这些有效投资，还有其他各种各样来源的投融资，应积极发挥作用，还要匹配上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匹配上REITs（不动产信托投资基金）等等创新的形式，积极拉动非政府主体，企业，包括国外的资金，包括社会公众的资金，合成支持有效投资的资金合力。这个事情大有可为，当然也有挑战性和复杂性，但我们应该看到，从年度工作而言，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可做的项目，在各个地方政府的辖区之内，以及各个地方政府汇合在一起，中央整体布局之内，其实已有原则框架。比如新基建，是7个大项，过去已说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是7-8项，所有这些，落到一个一个地方政府辖区内推进有效投资的具体场景里，一定要有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而且一定要匹配上创业创新方面像PPP，REITs等政策性融资，也匹配上商业性金融发展的一套投融资机制的创新上。这样我们有限的政府财力，才能够“四两拨千金”，才能够产生放大和乘数效应。

总体的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再合理地加上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方面的潜力发挥，需要坚定不移在改革深水区攻坚克难，要推进中央发文件反复强调的生产要素流动基础性制度建设方面啃硬骨头的事项，以制度创新打开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这当然就应该是纳入一个系统工程。像政府工作报告如此丰富的内容，都是在中央系统论思维之下，要纳入我们年度的、以及面对“十四五”和面对2035，面对“新的两步走”通盘现代化战略规划这个大的系统工程之内的。(2022.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