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雷椰 李德尚玉 北京报道

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下称“昆蒙框架”）深入实施和《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BBNJ协定）生效，全球海洋治理正从国际规则构建加快迈向协同实施和行动落地。

距离“昆蒙框架”2030年目标仅剩四年，时间窗口正在收窄，资金缺口是最现实的瓶颈。近日，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在北京举行。在“从框架到行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全球治理新局”的主题论坛上，与会嘉宾围绕全球治理体系协同、系统治理模式创新及蓝色经济产业转型等相关议题展开讨论。

与会嘉宾认为，“昆蒙框架”需以机制协同和资金、技术、能力建设支撑破局，绿色投资方面，应将自然价值定价并内化于决策，建议以标准和指引撬动私营部门。7万亿美元的资金投向气候变化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等领域，未来需要资本进一步介入，守住自然与海洋底线。

2022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COP15）第二阶段会议通过“昆蒙框架”，确立到2030年保护全球至少30%陆地和海洋系统的“3030”目标，为2030年乃至更长一段时期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设定了目标、明确了路径。

从2030年行动目标看，“昆蒙框架”实施周期已经过半。今年10月，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将在亚美尼亚埃里温举行，将对“昆蒙框架”进行首次全球审查，其落实成效即将迎来一次全球性检验。

全球进展如何？国际机构的判断并不乐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亚太地区办公室主任德钦指出，《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已撰写并发布“昆蒙框架”集体执行进度全球报告（征求意见稿），“目前我们并没有在很好地实现目标的轨道上”。

国合会特邀顾问、生多公约秘书处原执行秘书库珀进一步介绍，已有超过170个国家将框架转化为国家目标，120多个国家提交了相关报告。但全球整体并未处于实现目标的轨道上，与生物多样性流失间接驱动因素相关的目标进展尤其令人担忧。库珀认为，需要通过激励机制等内容，让进展曲线重回正轨。

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副主任邸伟杰则从机制协同的角度提示风险：即使有清晰的目标，如果没有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的支撑，目标也很难落地。全球环境领域在资源调动、资源评估等方面还存在不同协定“各自为战”的情况，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面对全球治理的碎片化短板，中国的实践备受关注。

生态环境部国家海洋环境监测中心主任王菊英介绍，中国正以美丽海湾建设践行系统治理，把全国1.8万多公里海岸线划分为283个海湾和湾区，作为基本治理单元，坚持陆海统筹、河海联动，将陆域污染管控、生态保护修复、海湾综合治理一体推进。厦门全域建成美丽海湾，岸线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一批珍稀濒危生物数量得到有效恢复，为落实“昆蒙框架”提供了地方层面的实践样本。王菊英认为，应一体推进“昆蒙框架”和BBNJ协定的实施，统筹陆域、近岸、公海不同空间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推动各项国际规则从文本共识转化为务实行动。

国合会自然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魏辅文补充认为，协同的关键还是建立共同的推进机制，只有大家共同行动起来，跨国家、跨领域、跨部门协作，才能够推进“昆蒙框架”、BBNJ协定真正落地。

论坛上，多位嘉宾把绿色投资视为从框架到行动的关键变量。

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副总干事卡宾迦强调绿色融资的体量与机会：每年约7万亿美元的资金被用于推动气候变化应对与挽回生物多样性损失。立法与监管至关重要，金融系统需要进一步绿色化。

中国是全球绿色融资最大的市场之一，卡宾迦认为，可以把财务实力、经济转型与自然向好融资连接起来，把政府、商界、金融机构和公民社会凝聚成系统性变革的力量。

绿色融资目前已经形成一定的体量，但自然的价值仍然没有完全凸显。国合会委员、世界银行可持续发展事务副行长陈广哲直言，自然长期被视为“免费”资源，游离于国民经济核算、企业资产负债表与投资决策之外，补贴、法规和市场信号因而无法反映自然损失。生态系统退化导致生产率降低，修复成本远高于保护成本，要为自然合理定价并内化于决策。“去年，我们在自然领域投资约90亿美元，约占世界银行集团承诺投资总额的8%。我们也动员私营商业部门的资金，开发了相应的方法学，追踪投资。”陈广哲介绍。

在完善自然定价体系、夯实公共投资基础之上，撬动海量社会资本参与，是扩大生态保护投资规模、激活治理活力的关键所在，私营部门的价值亟待被充分挖掘。国合会委员、自然向好倡议召集人兰博蒂尼认为，需要让私营部门了解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2020年全球各个风险报告中高居榜首的正是生物多样性损失。要让资本流向自然，需要更清晰的指引、标准化工具和衡量目标。

绿色金融的体系化建设，并非单一领域的独立升级，更需要环境治理与金融体系的双向赋能、深度融合，打破领域壁垒才能打通自然投资落地通道。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气候和环境经理张国平表示，环境治理与金融框架过去长期各自为政，需要彼此赋能。多边开发银行应当打造共同的自然融资方法论与分类法，追踪与自然相关的投资。仅靠政府部门难以支撑所需的资金规模，还需打造切实可行的投资项目储备，动员私营资本进行投资。

国合会委员、海洋专题政策研究中方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民汉在总结发言中特别呼吁资本的介入：“绿色金融和蓝色金融的介入，才有可能推动这个力量的释放，发挥资本的杠杆作用。”在戴民汉看来，科学积累与技术方案都已具备，需要资本介入以放大创新，守住自然和海洋的底线。

从框架到行动，考验的不仅是目标设定，更是协同与资金落地的执行力。即将召开的COP17，既是一次全球“进度体检”，也被各方视为强化和加速行动的节点。作为“昆蒙框架”的重要推动者和“3030”目标的积极践行者，中国正以生态保护红线、绿色金融与法治保障等实践，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提供可复制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