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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新加坡国家级智库:APEC开新局,中企出海要“融入市场”

2026-11-19 16:52:11

南方财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吴斌 新加坡报道

八方来客汇聚鹏城。11月18日至1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三十三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深圳举行。面对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中国的开放为全球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高级研究员、亚太经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西瓦格·达马·内加拉(Siwage Dharma Negara)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作为今年APEC的东道主,中国有机会向各方证明,“开放、创新与合作”依然能够带来切实成果。深圳如今代表了中国开放进程的下一个阶段:涵盖了先进制造、科技创新、数字化发展、创业精神,以及与国际生产网络的深度融合。

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是一家新加坡国家级智库。谈及中新合作,除贸易领域外,西瓦格·达马·内加拉认为双方在“新经济”领域也存在合作机遇,特别是在数字贸易与人工智能、绿色金融与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生物医药、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以及专业服务和金融服务等方面。

具体到当下中国企业出海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浪潮,西瓦格·达马·内加拉强调,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若能认清“仅仅进入市场”与“深度融入市场”之间的区别,从长远来看,往往能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展望未来,西瓦格·达马·内加拉预计,吉隆坡、柔佛、雅加达、曼谷、胡志明市等地将在不同职能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新加坡在区域总部、金融、资金管理、争议解决、专业服务、技术管理和战略协调等领域仍将保持重要地位。新加坡的优势将不再仅仅取决于地理位置,而更多地取决于它能否在日益碎片化的区域和全球经济环境中,持续提供信任、互联互通、人才资源以及制度层面的兼容性。

21世纪:继2001年和2014年之后,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与前两次相比,2026年在推动“开放、创新与合作”方面面临着哪些机遇与挑战?

西瓦格·达马·内加拉:我认为,与2001年和2014年相比,当前的外部环境要复杂、困难得多。2001年,当时的主流叙事是全球化以及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经济;2014年,重点则在于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包括制定《亚太经合组织推动实现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以及加强区域互联互通。

今年,世界面临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关税壁垒上升、国家在产业政策制定中的干预力度加大以及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重组等复杂局面。APEC自身也已发出警示:贸易限制措施正在增多,经济碎片化正成为威胁我们最初愿景的严重风险。

作为今年APEC的东道主,中国有机会向各方证明,“开放、创新与合作”依然能够带来切实成果。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我们重点关注三个方面:APEC各经济体能否在维护贸易开放方面保持实质性承诺;能否在推进区域互联互通和供应链合作方面取得务实进展;在持续的技术竞争背景下,APEC在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领域的新议程能否达成共识与原则。

21世纪:你对深圳有何印象?选择深圳作为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举办地,对于传递“开放”信号具有怎样的意义?

西瓦格·达马·内加拉: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后实现快速转型的缩影。更值得关注的是,深圳如今代表了中国开放进程的下一个阶段:涵盖了先进制造、科技创新、数字化发展、创业精神,以及与国际生产网络的深度融合。因此,在深圳举办APEC领导人会议,将中国早期的改革开放故事与当今亚太地区所面临的核心议题——即在技术竞争与经济安全并存的时代,经济开放究竟意味着什么——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能够借此达成具体的政策成果,这种象征意义将会更加深远。APEC各经济体最终将通过以下标准来评估成果:企业所面临的不必要壁垒是否减少,数字与实体互联互通水平是否提升,以及区域市场之间是否保持了相互开放。

21世纪:在全球供应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和新加坡面临哪些新机遇?双方在哪些领域还有进一步深化合作的空间?

西瓦格·达马·内加拉:如今,中新双边关系已高度机制化。中国已连续十多年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新加坡长期以来也是中国最重要的外资来源地之一。2024年,中新自贸协定完成了升级。

除贸易领域外,我认为双方在“新经济”领域也存在合作机遇,特别是在数字贸易与人工智能、绿色金融与能源转型、先进制造业、生物医药、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以及专业服务和金融服务等方面。

此外,新加坡还可以作为中国企业向东南亚拓展业务的平台。这不仅仅是指中国企业通过新加坡进行资本运作;更可持续的模式是,企业在新加坡建立实质性的区域运营能力,涵盖管理、融资、法律合规、研发、资金管理、数据治理以及东南亚人才储备等多个方面。

21世纪: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超级连接者”和区域运营枢纽,其核心支撑因素有哪些?

西瓦格·达马·内加拉:我认为,新加坡拥有可预期的监管环境、完善的法治体系,以及成熟的法律与金融服务。新加坡具备卓越的航空、海运和数字互联能力,使企业能够从单一地点统一管理其在多个东南亚市场的运营。但或许最关键的优势在于,新加坡营造了一种环境,让来自中国、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各地的企业能够在此共处并开展业务。因此,新加坡在连接不同的监管体系、资本市场、技术、企业和人才库方面创造了价值。在当今国际经济环境日益碎片化的背景下,这一角色显得愈发重要。

21世纪:在中国企业出海东南亚的过程中,最需要补齐哪些短板?

西瓦格·达马·内加拉:我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存在一种误区:一些人认为东南亚是一个统一的市场,或者与中国市场相似。实际上,各国的政治体制、法规、消费者行为和商业文化存在巨大差异。在中国行之有效的商业模式,无法直接照搬到印度尼西亚、越南或泰国。

其次,中国企业有时过于关注东南亚各国的中央政府,却低估了地方政府、当地社区、劳工团体、民间社会以及本土商业伙伴的影响力。在大型基础设施、矿业、能源或数字项目中,这些利益相关方往往决定了投资能否在政治上保持可持续性。

再次,对东道国的监管与治理环境缺乏深入了解。成功的国际化经营要求企业在税务、劳工、竞争、环境标准、数据治理以及日益重要的供应链尽职调查等方面,做到严格合规。

最后,企业需要做更多工作,阐明其投资如何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提升技能水平、提供供应商机遇并增强技术能力。东南亚各国政府欢迎投资,但它们也愈发关注究竟有多少价值能够留在本国经济体系内。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若能认清“仅仅进入市场”与“深度融入市场”之间的区别,从长远来看,往往能占据更有利的地位。

21世纪:“新加坡总部、柔佛生产”的双城模式在整合区域产业链方面能发挥多大作用?

西瓦格·达马·内加拉:我认为,这种模式在促进区域互补性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潜力。新加坡可以提供总部职能、金融、研发、技术、专业服务以及全球连接能力;柔佛则可提供土地、劳动力、工业产能,以及开展大规模制造业和物流业所需的广阔空间。这种结合使企业能够跨越国界进行运营布局。这正是“柔佛-新加坡经济特区”背后的经济逻辑。

然而,落地实施仍是关键挑战。跨境拥堵、海关程序、人员流动、监管差异、能源供应以及基础设施状况,都会影响“双城”模式的成效。新柔地铁系统(RTS Link)、数字化通关和简化的海关手续会有所助益,但这种整合不仅需要在物理层面推进,更需要在制度层面持续深化。

此外,我认为可以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而不局限于新加坡与柔佛之间。长远来看,新加坡、马来西亚柔佛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廖内群岛(Riau Islands)有望共同构建一个更加一体化的生产与服务生态系统——这实际上是对昔日“新柔廖增长三角”理念的现代化升级。

21世纪:未来三到五年,新加坡在中资企业东南亚业务布局中的角色将如何演变?吉隆坡或雅加达是否会分流其作为“总部所在地”的功能?

西瓦格·达马·内加拉:我认为,新加坡在区域总部、金融、资金管理、争议解决、专业服务、技术管理和战略协调等领域仍将保持重要地位,因为该地区其他城市很难在短时间内复制这些能力。

吉隆坡、柔佛、雅加达、曼谷、胡志明市等地将在不同职能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柔佛可能吸引制造业、物流业及数据密集型业务;雅加达能让企业更贴近东南亚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吉隆坡则在成本和人才方面各具优势。

因此,未来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家中国跨国企业将区域资金管理和管理职能设在新加坡,将制造业布局在柔佛或越南,在印度尼西亚开展大规模商业运营,并将技术团队部署在其他地方。这将进一步巩固新加坡作为“统筹枢纽”的角色。新加坡面临的关键挑战在于持续升级——不仅要成为一个便利的总部选址,更要成为企业管理日益复杂的区域网络的中心。

核心在于,新加坡的优势将不再仅仅取决于地理位置,而更多地取决于它能否在日益碎片化的区域和全球经济环境中,持续提供信任、互联互通、人才资源以及制度层面的兼容性。

21世纪:中国企业在以新加坡为基地向印度尼西亚、越南或泰国扩张时,最容易低估哪些障碍?

西瓦格·达马·内加拉:必须认识到,东南亚在制度层面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特征。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在投资许可、土地法规、劳动力市场、税收制度、本地化要求、数据监管规则,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关系等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

企业不应低估出海目的地的政治经济环境的复杂性。正式法规往往只能反映情况的一部分;投资者还需要了解政策的实际执行方式、哪些机构真正掌握实权、中央与地方政府如何互动,以及当地企业和利益集团如何影响政策落地。有时,企业会低估当地对外资在涉及土地、就业、自然资源、战略性基础设施或数据等敏感领域时,可能迅速变得“政治敏感”的风险。

虽然企业可以将东南亚区域总部设在新加坡以制定整体战略,但具体执行仍需依靠精通当地语言、拥有人脉网络并熟悉监管文化的本土管理人才。因此,中国企业可以利用新加坡来协调区域事务,但不应仅在新加坡进行远程管理。建立强大的本土团队依然至关重要。

21世纪:如果中国企业将新加坡作为跳板向东南亚扩张,应优先考虑哪些制度性工具?

西瓦格·达马·内加拉:首先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因为中国、新加坡以及其他东南亚主要市场均是该协定的参与方。企业除了关注关税税率外,还应深入研究原产地规则、关税减让表以及“区域累积”规则。

其次,中国投资者应了解中新自贸协定(尤其是该协定进一步升级后的版本),因为它涵盖了双边投资和服务贸易中的重要事项。

第三,新加坡广泛的自贸协定和数字经济协定网络也具有重要价值——前提是企业在新加坡开展了实质性业务,从而有资格享受这些协定带来的优惠。新加坡签署的数字经济相关协定涵盖了可信数据流动、数字身份、人工智能、金融科技以及系统互操作性等领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加坡设立公司,并不意味着中国产品会自动转变为“新加坡原产”产品。能否享受优惠待遇,取决于具体的原产地规则,以及产品是否在当地经历了实质性的生产或加工转化。新加坡海关明确指出,享受自贸协定优惠的前提是必须符合相关的原产地要求。

因此,企业应将新加坡所参与的各类协定视为构建真正区域价值链的工具,而非仅仅将其当作改变贸易路径的“文书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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