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广/文
消费对于我国经济由大变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也是我国避免中等收入陷阱的最关键方面之一。同时,它还对有效化解美国对我国的长期战略遏制政策、特别是在争取欧洲在中美关系中保持中立或偏中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按照消费升级的演化规律,在人均收入达到中高收入水平时,大众消费时代不仅不会结束,而且进入更高的阶段,也就是第二阶段(我国的消费潜力在此阶段最大),即大众消费时代的全面扩张期。特别是在城市化仍处于快速增长期时更应该如此。
但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在进入全面的大众消费时代,我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却出现了明显下降,这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即便住房与汽车这两种大众高档耐用消费品需求增长放慢,也不必然带来如此变化。
另外,从经典经济理论看,决定人们消费行为或消费倾向的因素主要是收入水平与就业状态,当居民收入增长较快且略高于GDP增长时,或在就业比较充分的条件下,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一般不会出现下降。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缓慢回升,居民收入增长保持与GDP增速同步或略快的态势,从这些数据看,我国目前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是不符合常理的。特别是2017年我国经济回升态势较为明显,但当年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却陡然大幅下降。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一、我国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长期趋势
一是全体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是长期稳健型缓慢下降,现在还没有止降;而全体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呈现总体上长期性下降趋势,现在也没有出现止降。
全体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都大致分两个阶段,阶段划分的时间点有所差异。就全体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而言,1997年前都在0.8以上,显示短缺经济条件下或经济发展低水平下居民较高的消费倾向。以1997年为分水岭,也正是在这个时间前后我国由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短缺经济特征基本消失,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基本实现小康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中。之后我国经济受亚洲经济危机冲击与经济中周期调整的影响后,进入到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三个高增长期,也是我国经济史上经济增长率最高的10年(2002-2011年)。其间,我国全体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呈稳健型缓慢下降趋势,其中最低点是2012年,跌至0.7以下,为0.696,目前在0.7上方徘徊。不知是否正在见底。而全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则要复杂一些,2002前大幅波动,2002年后波动减小,但总体呈下降趋势。
第一阶段(1981-2001年间),与需求旺盛、供不应求、高通胀相对应,全体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总体较高,其中1986、1988、1991和2000年四年均超过了1,而经济速度明显放慢时期或受外部危机冲击巨大时期(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全体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明显下降,这成为家庭防危机的一般性应对方式。
第二阶段,2002年至今,全体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其中两个小阶段明显较高,即最后一轮高增长期的早中期(2002-2005)和2013-2016年间。最低点是2010年和2017年。这两年经济增长实际较好,为什么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会创新低?这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特别是目前我国全体居民消费倾向仍处于相对低位区,还会不会继续下降?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表1 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与边际消费倾向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有关数据计算
二是城镇居民的两种消费倾向的趋势基本上与全体居民一致,或者讲由于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消费总量已远大于农村,使得城镇居民消费倾向走势决定了全体居民消费倾向走势。
从平均消费倾向看,城镇居民消费倾向与全体居民消费倾向完全一致。但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却存在一定的差异。
首先,在第一阶段,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出现稳定态势的时间比总体提前。这也说明边际消费倾向的稳定与否是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城镇发展水平高,自然提高了城镇居民消费能力和预期,这导致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早在1993年前后趋于稳定(比总体稳定提前了4年,这4年农村仍处于短缺经济的环境中)。第二期全体居民边际消费倾长期下降趋势的形成也是由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决定的。
其次,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趋势在2005年前后至今越来越明显。1993年以来,共有5个年份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低于0.6,分别是1998年(0.551)、2001年(0.537)、2012年(0.561)、2017年(0.491)和2018年(0.584)。1998年和2001年明显是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2012年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可能与当年GDP增速跌破8%这一心理线有关。但2017-2018年间,经济增长相对于2015-2016年间是明显好转的,为什么会出现连续两年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呢?而且2017年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差不多是最低点,是除1982年外第二个低于0.5的年份。
三是我国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总体稳定性低于城镇,但平均消费倾向一直很高,而边际消费倾向则表现出较大的长期不稳定性,只有到十八大以后才趋于稳定。
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一直较高、较稳定,目前处于高水平区,2015-2019年间我国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均在0.8以上,比2008-2012的偏低时期明显上升,说明农村发展进入稳定成长期。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2002年以前波动一直很剧烈,其中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出现连续两年负值和一年低值。2010年又经历一年较低值。十八大以来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不仅趋于回升而且保持稳定,2013-2019年间仅2017年低于0.8。
二、我国居民分组的消费倾向变化趋势
(一)城镇居民分组的消费倾向变化趋势
由于数据可得性问题,特别是2013年以来相关数据缺失,这里只能观察1998-2012年间的有关城镇居民分组的消费倾向变化情况。
总体而言,从趋势看,城镇居民分组的平均消费倾向与城镇总体变化趋势无异。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从14年的变化看,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和中上收入家庭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的更快一些;二是城镇低收入家庭平均消费倾向在过去一直高于农村平均水平,但2009年后与农村平均水平接近。
从城镇居民分组的边际消费倾向变化看,在高增长时期,城镇居民各分组的边际消费倾向并未出现下降趋势。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却对城镇居民各分组的边际消费倾向的稳定性产生较大冲击,每个分组波动都明显加大,且中低收入家庭组波动最大。在金融危机冲击下,高收入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反而有所上升。受数据限制(2013年后没有五等分的人均消费支出数据),最近6-7年的情况不清。
三、各地区居民消费倾向变化的比较
比较各地区全体或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变化,可以观察到以下现象或问题。
一是2014-2019年这六年间,各地区全体居民和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较普遍地呈现下降趋势。全国31个省市区中,2017-2019年间与2014-2016年间相比,三年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省市区达18个,而上升的为12个,持平的仅一个。其中明显下降(降幅超过10个百分点)的有9个,占全部下降省市区的一半。
二是经济发达地区边际消费倾向偏低,从国际比较来讲,这是不正常的现象,至少我国的发达地区在近阶段不应该出现这一现象。在发达地区中,最近三年平均,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及辽宁等省市全体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都是下降的。且平均边际消费倾向严重偏低的地区都是发达地区或比较发达的地区,如2017-2019年间,平均边际消费倾向降到0.5以下的有4个,分别是北京(0.50)、江苏(0.49)、辽宁(0.41)和内蒙古(0.42),而2014-2016年间则无。在发达地区中,边际消费倾向较高的是广东省和福建省,2017-2019年间平均值分别为0.62和0.63,浙江次之,为0.57。也就是说最近几年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主要是由于发达地区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所致。
三是存在一种与事实有些相悖的我们称之为“2017年现象”。即2017年经济向好,处于2012年以来少有的经济景气上升期,但却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出现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明显下降的情况。
四是从各地区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数据看,造成2017年现象的集中表现在城市,而不在农村,且最发达地区表明最为明显。从城镇来讲,这类似一种来自外部或内部的强冲击,有的省市冲击持续2年(安徽、广东、云南)、有的达3年或以上(北京、云南、浙江),而且冲击在最发达的地区最先发生,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四、我国近期城镇居民特别是发达地区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分析
根据我们前期的研究,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有以下主要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房价长期快速增长形成一种累积性冲击效应,导致居民储蓄率陡降,从而恶化消费预期,导致城镇居民特别是发达地区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显著下降。
实际上,影响消费的行为并不仅是受当期收入、甚至更长时间的持久收入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影响人们的消费行为,即存量资产或储蓄的变化影响。这一点对我国居民来讲,比西方国家更加明显。
传统中国社会,储蓄是一种自我保障机制,与现代社会保障机制相似,一方面,我们被迫增加储蓄,以防不测,过去是防止欠收或饥荒。现在则是防止意外风险(如防止失业或生病等的风险或为孩子上学、自己防老而储蓄),从而对当期消费进行适当的遏制;另一方面,有了储蓄(通常是长期的积累),使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信心,从而保证了消费的稳定。在现代社会的角度看,现金储蓄的一部分通常用于各种金融资产的投资以获得额外的收益。
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长期的投资高增长,而这其中的奥妙又在于我国国民储蓄率(其中居民储蓄率上升在国家加快原始积累、提高投资率和增长率上起了决定性作用)的大幅上升。
储蓄等于投资,高储蓄保障了高投资。而过高的储蓄率或过高的投资率肯定会对消费产生一定抑制作用,导致消费的相对不足,但高储蓄的另一面则又是稳定消费的机制,主要通过稳定消费预期来稳定消费。如果因某种原因,储蓄率发生被迫地或非预期的重大变化,出现陡然的下降,那么,居民消费预期就会明显改变,从而明显降低即期消费,如果这种情况持续时间很长且难以恢复正常,那么,预期恶化就会对未来的消费增长产生持续而巨大的负面影响。
这里我们特别关注居民储蓄率的变化对消费产生的影响。图6是居民储蓄率未修正和修正后的变化趋势。大致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从修正后数据看,居民储蓄率自2000年后极不稳定。这与居民收入增长和国民经济总体走势均极不一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居民储蓄率的波动与房价增长快慢极为一致,即房价增长高涨的年份,居民储蓄率会大幅下降,如2003年我国年房价开始出现泡沫迹象时,居民储蓄率由上年的21.%下降到13.1%。2007年、2009年、2013年、2016年均如此。与此对应的,房价趋于稳定,储蓄率便开始回升。这很容易理解,住房是高值支出(住房消费是最高值的耐用消费品,统计上不是将其计入消费支出,而是计入投资),住房需求增长,必然会消耗储蓄,从而降低储蓄率;相反,房价上涨趋缓时,消耗储蓄减少或放慢,储蓄率回升。房地产泡沫导致的扭曲影响居民消费,实质是分配问题,其投资品功能过强,不仅挤出了大量的消费,而且导致财富分配严重不公。
二是从总体趋势变化来讲,居民储蓄率的“拐点”已经很明显了。从未修正的数据看,2010-2012年达到峰值区间(25.2-25.4%),之后连续四年下降。而从修正后的数据看,则是先振荡上升,而后振荡下行。这也是我国开始进入消费主导型经济的重要标志。
三是2016年居民储蓄率下降极不寻常,居民储蓄率由上年22.3%陡然降至13.5%,降幅达8.8个百分点,超过了2003年的降幅(8.0个百分点)。原因就是因为2015年以后全国房价特别是一线和二线城市的房价又再次出现了大幅上升,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的房价均实现了翻番的增长。更高的房价又使2017年居民储蓄率进一步下降,结果导致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骤降,储蓄的过度消耗使人们开始担心未来消费能力不足。
还有就是受高房价“挤出效应”的直接作用,一些起主力作用的消费群体面临真实的消费能力不足约束,一部分中等收入家庭或中低收入家庭因购买超过自己能力的高价房,现实购买力出现明显不足(月供占工资比重过高)。正是以上这两点,导致了2017年现象的出现。2019年城镇居民消费倾向的回升,明显与房价趋于稳定而使储蓄趋于回升相一致。因此,我们的结论是:在房价出现长期性持续过快增长后,房价继续大幅上涨的负效应就会不成比例的显著扩大,或者讲今后房价上涨越多,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就会越快。
图6 居民储蓄率长期变化趋势
(二)其他重要原因探讨
导致城镇居民特别是发达地区居民消费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原因,不仅仅只有房地产方面的原因(实际是中等收入家庭比重偏低,且住房负担过重),还有其他方面的重要原因。
一是高收入群体成长快、占有财富过多,富人边际消费倾向迅速下降,从而带动整个城镇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一方面,高收入群体占有过多财富,必然会使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明显下降,该群体比重越大,对城镇全体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的影响就越大;另一方面,富人财富增长过快,其形成的原因并不一定是企业业主的利润增长所致,而完全可能是由于财产增值过多(房价或其他),特别是非实业型的资金回报率过高,必然导致实业型企业投资偏低,如果正好遇上多数要素处于报酬递减期,那么实体经济便处于持续的报酬递减过程中,使得工薪阶层收入增长缓慢,从而降低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即由于富人和工薪等两大群体的分化导致城镇居民总体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二是收入差距长期难以缩小、中等收入者比重严重偏低,是导致居民消费动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其中产业升级严重滞后(工业出现长期性报酬递减问题是其表现)导致高收入就业岗位的不足是关键因素,其主要表现是大学生失业率偏高。深究原因,这也与分配结构不合理有相当大的关系,分配体制固化(一次分配特别是税制结构问题严重不合理,导致分配不公、效益严重向大资本倾斜等)导致激励不足,阻碍产业升级与高收入岗位的增加。
三是因新冠肺炎的冲击及常态化发展可能对目前及“十四五”时期的全体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产生另一个巨大冲击。其主要途径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及防控取得成果后的经济恢复呈与一般经济周期极为不同的非对称性,即需求端恢复慢而供给端恢复快,从而会产生明显的供大于求问题,容易出现低利率下的通货紧缩风险,这会恶化人们的预期,这种风险不仅在我国可能出现,而且更可能在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从而对全球经济增长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
最近,世界银行警示说,世界可能会出现“失去的十年”便反映了这一担心。还有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新冠肺炎防控的常态化对供给端的冲击及恢复也是严重非对称的,即对服务业产生长期性巨大抑制作用。从需求的角度,这会使服务消费长期受到抑制,并对我国消费结构升级和消费潜力的释放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因为我国居民的服务消费占比一直明显偏低,在消费增长潜力最大的方面就在服务消费的扩大及比重提升,如果服务消费长期受抑制,必定会降低我国的潜在增长率水平,同时使中高收入家庭边际消费倾向更明显的下降。
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可能会使“十四五”期间我国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特别是新冠肺炎常态化的影响如果与房价高泡沫、收入分配严重不均衡共同作用,可能会使我国经济再次出现比1998年严重得多的问题,有可能成为“十四五”时期面临的最大经济风险。
所以,我们建议,在强国建设中加上消费强国建设,提高消费的战略功能定位,将消费对经济的作用由“基础作用”提升为“主导作用”。消费强,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居民生活水平高,另一方面可以支撑产业强和国际影响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