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口已经连续四个月负增长，2023年全年预计负增长2%左右，在众所周知的国际经济与政治形势下，长期出口增速下滑恐怕趋势难改；受到房地产下行周期、基建投资下行周期、制造业利润下滑等影响，短期固定资产投资高增长难以持续，长期看未来十年投资总体负增长；消费增长短期仍处于疫后的反弹复苏阶段，但复苏力度低于预期，长期则受到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滞后的严重影响。
综合出口需求、投资需求、消费需求的情况，中国经济正在陷入一个长期总需求不足的增长困境，如果不能及时破解，不但明年经济将快速进入低速增长阶段，还会带来就业等相关挑战。如何突破总需求增长困境？其根本解决之道，一是推动国民收入和支出结构的改革，把每年超过20万亿的低效和无效投资逐步转化为居民消费；二是重启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全面放松供给约束，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一、被动脱钩背景下，出口增速下滑趋势难改
2023年前两个月，以美元计中国出口同比下降6.8%，进口下降10.2%，这已经是自去年10月份以来连续第四个月负增长。
从地区结构上看，对欧盟出口下降5%，对美国出口下降15.2%。对日本出口虽然有所增长，但从日本进口却下降16.8%。上述对发达国家的出口或进口下降既有欧美在加息背景下需求收缩的影响，也有众所周知的国际政治因素。好在前两个月我国对东盟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都保持了两位数高增长，其中对东盟国家出口既有最终产品出口增长因素，也有因为中国加工贸易产业向东南亚国家的转移造成的中间产品出口增长。
从进出口产业结构变化看，美国把原本从中国进口的消费电子产品、化工、纺织等制造业产品，逐步转移至墨西哥、东南亚、印度等国家。从进口看，中国前两个月芯片进口同比下降26.5%，是我们20年来芯片进口首次下降，芯片进口下降有可能冲击我们汽车、消费电子、家电等产业的供应链安全，
虽然我们一直坚持贸易自由化，推动经济全球化，坚决反对国际上所谓“脱钩”的论调，而且不放弃政治上的积极努力，但是也不得不面对现实，二战以后70年来所形成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成果正在受到严峻挑战，贸易战、金融战、科技战愈演愈烈，未来对欧美的出口恐怕很难回到前些年的高增长阶段。
二、继续扩大投资的不可持续性和严重负面影响
2022年中国57万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在121万亿GDP中占比47%左右，在全球范围内是最高的。相比之下，欧美、日本固定资产占GDP比重都在20%~25%之间，印度也只有27%，我国的投资率比其他国家高二十多个点是否合理？如果在快速城镇化阶段有一定合理性，现在是否已经形成一种体制投资惯性造成的结构扭曲？
简单假设全球各国20%-25%投资率是正常的，那么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每年三、四十万亿就足够了，那么每年多出来的二十万亿是否是低效投资、无效投资和过剩投资？
根据国务院发展中心有关部门测算，我国当前财政资金进行投资的乘数效应是1.06。至少有一半的省份财政投资乘数是小于1的。另据各省公布的数据，2014年-2017年，中国有14个省份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大于本省的GDP，但是2017年以后各省市不再公布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了，但实际上各地方投资的乘数效应和经济效益这些年下降很快。
有关研究表明，1960年年代，苏联每100卢布投资产生的效益平均只有72卢布，70年代以后平均降低到55卢布，到1980年以后更低，进而造成经济严重衰退。
著名经济学家科尔内在其著作《增长、短缺与效率》详细比较论述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70年代以后和西方国家投资的变化，其中最明显的是1973年以后，欧美受石油危机影响，投资效益下滑，投资增速大幅下滑，但同时期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投资都保持了继续扩张态势。
美国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和斯坦利·费舍尔都用数量化的研究证明了苏联投资效益下降，对经济拉动作用不断衰弱，是其经济最终陷入停滞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前些年投资高速增长毫无疑问对中国经济的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过了快速城镇化、快速工业化的阶段以后，为什么微观的投资效益大幅下降了，宏观的投资总量依然高速扩张？因为中国政府基建投资面临的预算软约束，国有企业的投资也不完全是市场化的决策，只有民间投资是真正市场化的，而民间投资这两年下滑速度非常快，在投资中占比已经从65%降到55%。
1—2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同比下降22.9%，其中国有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7.5%；股份制企业利润总额下降19.4%；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利润下降35.7%；私营企业利润下降19.9%。市场化的企业的投资决策主要取决于盈利前景，从前两个月中国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严重负增长的情况看，下一个阶段企业投资增速难免会大幅下滑。
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分析，考虑到中国当前财政资金用于投资的乘数效应只有1.06，如果把同样投资的资金搞消费，乘数在农村是大于5倍，在城市大于3倍，在这种情况下，应尽快把稳增长的财政资金预算从扩大投资转而用于扩大消费，可以成倍地提升中国扩大内需的政策效应。
然而，由于体制性原因、决策观念和决策惯性等因素，目前中国扩张投资的体制性动力仍然十分强大。比如，在决策体制上，中央层面有促投资的各种机构和职能部门设置，地方政府也有基建投资和招商引资的一套手段，但是在促消费上目前为止并没有相应的更重要的部门机构设置，也没有相应的预算和机制。
因此，虽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把稳定和扩大内需摆在优先位置，但从实际政策决策和宏观经济增长模式转变上，到底要不要下决心降低无效和低效投资？如何把每年20万亿的低效和无效投资转化为居民消费？从促进投资到促进消费的中央和地方机构设置到底怎么改革、相关政策决策怎么转变？各地方围绕投资的传统增长模式应该怎样转型？这些都是迫切需要讨论和尽快解决的问题。
三、扩大消费的根本办法是推动居民收入和支出结构改革
过去二十年，中国消费占GDP比重是下降的，2000年中国消费在GDP占比是63.57%。2021年消费绝对额占GDP是54.29%，比22年前的2000年降低了近十个百分点。
扩大消费表面上是国民支出机构的改变，根源却在收入结构上。
按照202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6800人民币，用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乘最新公布的人口14.1亿，得出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52万亿，是中国GDP的43%，这个比例几乎是全世界最低的。除了中国之外其他较低的国家是欧洲的高福利国家，德国和北欧国家，这些国家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也在60%以上，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是80%。可见，扩大消费核心是提高居民收入在中国GDP的占比，关键是推动国民收入和支出结构的改革。
当前，消费在中国GDP占比是54%，剔除掉17%的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只有37%。显然，居民消费在GDP的占比，不可能超过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在GDP的占比43%。如果未来逐步把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的43%提升到53%、63%，那么居民消费也就同步提升了，只有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了，居民消费支出才可能相应增长，但这个改革的具体实现路径还需要深入讨论。
假设可以把每年 47%的投资率慢慢降到投资率20%~25%，也就是说把每年五、六十万亿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降低到三、四十万亿的正常水平，进而把每年二十万亿低效或无效投资转变为居民消费，按照3倍以上的消费乘数，中国的内需规模就会迅速扩大，内循环就会畅通起来。
那么，怎么把投资支出转化为居民消费支出呢？
我们预测今年中国出口增长率约-2%左右，投资方面，关键领域投资每年最多三、四十万亿，很多领域都是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把这些无效和低效投资减去，未来十年投资总体应该是负增长。在出口负增长、投资未来也可能长期负增长的情况下，虽然今年在去年的低基数基础上应该能够实现5%的增长，但长期如果国民收入和支出结构不进行深层次的改革，那么中国经济就会陷入严重的需求不足、供给过剩，进而引发各种宏观和微观经济风险。
四、放松供给和需求约束，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
新时期如何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扩大内需战略相结合？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坚持供给侧改革的市场化方向。
2012年11月份我发表了《新供给主义宣言》，之后又出版了《民富论：新供给主义百年强国论》，最早提出新供给经济学，呼吁从供给侧启动改革，彼时的新供给经济学改革主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支持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二是主张“放松供给约束”。前者的意思是，乔布斯创造苹果智能手机前，世界对它的需求是零，新供给创造了新需求，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才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后者的主要含义是，既要从产品端放松各行各业的供给约束，同时也要从生产要素端放松对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管理各个方面的供给约束，全面降低要素成本，并且大规模减税，才能为经济获得新的增长动力。
然而，当时我们并没有预见到三年以后的 “三去一降一补”政策。2015年底“三去一降一补”政策出来后，社会上在很长时间中把“三去一降一补”当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今虽然“三去一降一补”已经成为历史，但是供给侧改革仍然是中国的重要经济政策。如今，应该怎么理解新时期的供给侧改革呢？在2022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表述，关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跟十年前我们的学术主张惊人地相似，一个是“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还有一个表述是“着力突破供给约束的堵点”。
所以，扩大内需不仅仅要推动居民收入和支出结构的改革，还要按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最新精神，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相结合，重启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
首先，支持新供给创造新需求。2023年有三大类新供给值得关注，一是ChatGPT引领的人工智能革命，可能会像苹果手机一样改变各行各业，再次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引发一系列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二是苹果公司的MR（混合现实设备）有望在下半年发布，AR、MR等虚拟现实技术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会进一步改变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带来一系列新产品、新场景、新模式，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三是新能源领域可能还会有新的突破。所有这些新供给，不管是技术创新、产品创新，还是商业模式创新，或场景创新，都是创造新需求的主要手段。从短期看消费需求是收入的函数，从长期看，消费需求是新供给的函数。
其次，放松供给约束，着力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同时还要放松需求约束。目前中国不但有很多行业管制可以放松或取消，有很多生产要素供给约束需要突破，还有很多在需求侧的政策约束，比如购房、购车、购买很多服务，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行政管制和非市场化政策约束。要扩大内需，一定要放松供给约束和需求约束，才能真正把扩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内需相结合，让劳动、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总之，中国经济要突破需求增长困境，关键是从投资拉动向消费驱动的转化，并重启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既要支持新供给创造新需求，还要放松老供给行业、传统生产要素的供给约束。只有尽快从投资驱动成功转向消费驱动，并通过市场化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中国经济才能获得长期可持续的增长潜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