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博时空 作者 钟敏初
荒原之上的惊世发现
在陕北黄土高原与毛乌素沙漠的交界处，沟壑纵横的山梁间藏着一个沉睡四千年的秘密。千百年来，当地人只知道这里有个叫“皇城台”的高地，却无人料到，四千多年前，这里曾矗立着一座雄伟的石头王国。石峁遗址，便是这座沉睡在荒原之上的惊世古城。
早在1958年，考古人员在进行全国文物普查时，便首次记录下了石峁遗址的存在。然而，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座古城仅被简单判定为一处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普通聚落。随后的几十年里，当地偶尔出土的精美玉器虽引起了考古界的注意，但关于这座遗址的规模与性质，始终是一个未解之谜。
转机出现在201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单位组建了石峁考古队，对遗址展开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和重点发掘，发现了由“皇城台”、内城和外城三个层次构成的石城以及城门、墩台、马面、角台等附属建筑。碳十四系列测年及考古学证据表明，石峁城址初建时代不晚于公元前2300年，大致废弃于公元前1800年前后，面积达400万平方米以上，相当于6个故宫，是国内已知规模最大的龙山时期至夏代早期阶段城址，被考古学家称为“石破天惊”的发现。
石峁的心脏：巍峨的皇城台
“皇城台”是当地老百姓对一处砌石台地的称呼，它并非坐落在城池中心，而是位于内城偏西的一处孤耸的高台上，三面临沟，仅有一条阶梯状的坡道通往台顶，形成类似金字塔式的结构。站在其上，内外城尽收眼底，既具有象征权力的意味，也具备实际的防御与统御功能。
皇城台并非单一功能空间，而是集政治、宗教与生产于一体的复合中心。这里分布着规模宏大的宫室建筑基址，其夯土与石构结合的工艺，显示出高度成熟的建筑技术。同时，在台地周边，还发现了等级明显的墓地。
考古人员在皇城台大台基的南护墙处发现了70余件精美绝伦的石雕，多数出土于墙体的倒塌石块内，部分镶嵌在墙面。这些石雕以浮雕为主，大致可分为神面、人面、神兽、动物和符号五类。最令人震撼的是神面纹石雕，其中一件神面立柱石雕为扁圆柱体，高62公分，直径19—22公分，以大眼、圆鼻、大嘴为特征，前后两面对称。那些夸张的面部特征、突出的眼睛与神秘的表情，似乎指向某种原始宗教或图腾崇拜。这些石雕展现出了早期中国的文明高度和艺术水平，并对商周青铜器的造型装饰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皇城台及内城的多处生活与祭祀遗迹中，考古人员清理出了一二百件卜骨，这是史前卜骨集中发现数量最多的一次。这些卜骨多取自牛、羊、猪的肩胛骨，只灼不钻，其制作工艺规范完备，或许暗含了皇城台的信仰和宗教功能。此外，皇城台也出土了骨哨。它由大型禽类骨骼制成，并开有音孔，部分骨哨工艺精细，功能已超出单纯实用层面，可能兼具礼仪与娱乐用途。
值得注意的是，皇城台还出土了上万枚骨针及半成品，有的比小号的钢针还细，尾孔仅仅能勉强穿过头发丝，从原料处理到钻孔磨制，分工明确，还原了骨针制作的全流程“制作链”，暗示当时已经存在集中化、制度化的生产组织。同时，骨针生产量明显超过石峁古城生活的需求量，推测石峁骨针制造业还承担着与周边地区进行资源交换的重要经济职能。
“华夏第一门”的防御能力
石峁外城东门址是中国史前最复杂、规模最大的城门遗迹，被誉为“华夏第一门”，是石峁古城防御体系的核心与标志性建筑。即使在四千年后的今天，经过风雨剥蚀仍然让人感觉到气势恢宏、庄严巍峨。
东门址所见的内、外瓮城及马面等遗迹是国内确认的最早同类城防设施。外瓮城是位于门道前方、呈U形合围的独立空间，而内瓮城则是位于门道内侧、呈曲尺形拐角的封闭区域，它们有效延缓了外来势力进入城内的进度，提供了抵御外来入侵的缓冲地带，从而显著提升了防御能力。马面则是凸出于城垣外侧的一种台状的城垣附属设施，其核心作用也是为了提高城墙的防御能力。这些设施将中国瓮城、马面等城防技术的起源提前至龙山晚期，远早于文献记载的汉唐时期。
在石峁外城东门的东、西、南三面墙体内侧，考古人员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总数近200块，它们是迄今为止国内出土数量最多的史前壁画。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绿等颜色绘出几何图案，最大的一块约30厘米见方，展现了石峁先民高超的艺术水准。令考古队员惊讶不已的是，这些壁画已经使用了起稿线。现在国内已知最早使用起稿线的壁画是唐代壁画。也就是说，石峁遗址的壁画把隋唐时候非常先进的绘画技术，一下子提前了几千年。
然而，这座城门也见证了史前文明的血腥一面。考古人员在外城东门址一带共发现集中埋藏人头骨的遗迹6处，其中两处各发现埋置人头骨24颗，总数超过100颗。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据专家推测，这应该与城址修建过程中实施的奠基或祭祀活动有关，为石峁遗址增添了一层神秘而略显残酷的色彩。
东门一带石墙埋藏玉器是另一个奇特的现象。在城墙的缝隙和地基中，考古人员发现了玉牙璋、玉钺、玉刀、玉铲等精美玉器。这些玉器多为扁平片状，刃部锋利，最薄处仅0.03毫米。古人认为“玉能通神”，将珍贵的玉器嵌入墙体，既是为了构建驱邪避害的精神屏障，也表现了石峁统治者希望城址安稳永固的愿望。
石头城那些待解的谜团
历经十余年的考古发掘，石峁遗址那规模宏大的三重城垣与巍峨的皇城台已逐渐显露出清晰的轮廓，然而，这座史前巨城在褪去神秘面纱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待解之谜。
其一，玉料何来？石峁玉器目前国内有4000多件，流散国外的有2000多件，总共6000多件，这个量是非常大的，那么玉料来自哪里？根据颜色、结构、光泽等质地特征呈现的玉质程度差异，东门址出土闪石质的玉器可以简略分为四种，据科学检测及分析，黄绿色和灰绿色玉料较大可能来自现今甘肃中部的马衔山及甘肃西部两地，烟青色玉料最大可能来自青海格尔木，但墨青色玉料的来源仍然无法判断，不排除本地来源的可能。这从一个侧面证实，石峁玉料可能存在多个不同的来源，不仅仅是本地就地取材，同时存在远程交换，甚至有可能通过战争等手段获取。
其二，海量的石块是如何修整的？石峁古城所用的建筑材料主要是石料，仅内城与外城墙就长达10公里，城墙厚度约2.5米。大小均等的石块砌得整整齐齐，连城墙的边角都被精确地打磨成90度。考古人员初步推测，石峁古城所用石料量约20万立方米。我们不禁发问，用量如此之大的石料从何而来？铁器还没有出现，那么大的量怎么加工？石头城墙的拐角，削成直线，石头又是如何加工的？考古学家分析，石峁古城所用的建筑石料都来自当地。石峁先民遵循就地取材的原则，直接开采山体与黄土层中的砂岩加以加工。砂岩质地相对松软，易于雕琢修整。石峁先民选用质地较硬的石灰岩、石英岩等石料，对砂岩进行初步修凿处理。石峁石墙全部以修整后的砂岩块砌筑，墙面两侧多采用打磨平整的石材，墙体内部则使用直接从砂岩岩体剥离的石块，交错叠砌，辅以草拌泥粘合固定。
其三，石峁人来自哪里？据碳十四系列测年及考古资料，石峁古城是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中国北方地区的一处超大型中心聚落。然而，这座宏伟的古城究竟是何人所建？何人所住？根据现有考古资料，先秦史专家沈长云认为，石峁古城正是传说中黄帝部族所居住的居邑。此外，也有观点认为石峁属于北狄文化遗存，而北狄在文献中常被视为黄帝的后裔。然而用考古学的方法，很难直接证明黄帝部落的生活年代和地域。还有学者认为，石峁并非黄帝居邑，而是先秦文献《逸周书·史记解》中记载的“西夏”的都邑。针对学术界关于石峁遗址属性的争论，石峁遗址考古发掘者孙周勇、邵晶从考古学角度，认为石峁遗址是公元前2300年前后中国北方区域政体的中心，是距今4000年前后大河套地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宗教中心。
石峁古城的发现，展现出高度发达的文明特征。它不是孤立存在，而是维系多元文化交流的纽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付巧妹科研团队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单位基于覆盖石峁古城及周边的144例核基因组分析揭示，石峁主体人群与陕北本地仰韶晚期人群的遗传成分高度一致。地处农牧交错带的石峁古城，虽以本地人群为根基，但其文化面貌却呈现出与周邻考古学文化广泛交流的鲜明特征，如石峁遗址出土的陶器与中原地区晋南陶寺文化类型高度相似，一部分玉器受到同样以玉器著称的良渚文化的影响，青铜遗存及冶金技术与欧亚草原多有联系，发现的鳄鱼骨板可能来自长江流域文化。石峁先民与周边人群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互动与融合，为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早期演进提供了实证。
结语
石峁遗址的发现，彻底改写了我们对中国文明早期格局的认知。它证明了华夏文明的诞生并非独木成林，而是满天星斗。当我们站在高耸的皇城台遗址上，看夕阳没入远方的群山，耳边仿佛能听到四千年前石峁人在城头上吹奏骨哨的声音。即便石墙已残破，但那藏在墙缝里的玉光，依然在黄土的缝隙中熠熠生辉，等待着每一个后来者去探寻那段失落的辉煌。
【考古知识卡】
墩台
古代城防建筑中沿城墙外侧或内侧间隔修建的突出台体，通常每隔数十米至上百米设一座，主要功能是瞭望警戒、传递军情和消除城墙直线段的防御盲区。
角台
位于城墙四角转弯处的台体，用于消除拐角处的防御死角。
枕骨
位于头颅后下方、容纳并保护小脑和脑干的那块颅骨。
参考资料：
1. 《发现石峁古城》
2. 《石破天惊之华夏第一城》
3. 《陕西神木县石峁遗址》
4. 《石峁遗址东门址出土玉器的科学测试：玉器、玉料的类型及其指示》
5. 《石峁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综述》
6. 文汇报《石峁遗址皇城台出土70多件精美石雕》
7. 央视网《走进古文明：石峁的十件核心文物！》
8. 光明网《石破天惊：石峁都邑的发现与解读》
9. 人民网《石峁遗址最新考古科学研究成果发布古DNA解码史前居民“身世谜题”》
10. 陕西日报《“石破天惊！” 探寻四千年前的石头城》
图片 | 杜广磊
排版 | 王武龙
设计 | 尹莉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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