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修史书向来给人严肃乃至古板的印象，但记载两晋历史的《晋书》却存在不少猎奇的内容，让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周围萦绕着神秘的气氛。

一些奇闻异事集中记载于《晋书·五行志》，古人习惯于将自然灾害当成上天的警示，与人间的祸乱结合起来。比如，关于西晋后期的八王之乱，《晋书》上有这段记载：

“永宁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国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讨赵王伦，六旬之中数十战，死者十余万人。”

西晋永宁年间，司马伦篡夺皇位，将“白痴皇帝”司马衷奉为太上皇，但他的篡权行为激起了人们的不满，各路大军纷纷声讨司马伦，战事更加激烈。受到战乱波及最大的，还是可怜的老百姓，当时祸不单行，全国多个州都出现了大旱。实际上，战乱往往伴随着天灾，而灾荒又加剧了人间的苦难。连年大旱的记录，在《晋书》中也有记载：

“义熙四年冬，不雨。六年九月，不雨。八年十月，不雨。九年，秋冬不雨。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渎多竭。是时军役烦兴。”

另外，《晋书》有记载，三国时期的东吴永安年间，突然出现一个奇怪的小孩，他跟其他人都长得不一样，说的话也让人匪夷所思：“司马氏将一统天下”。别人问起他来自何处，这小孩却说：“我不是人类，而是荧惑星人。”话音刚落，他就腾空而起，消失在人们的视野里。后来司马氏果然一统三国，验证了这荧惑星人的预言。这个故事曾出现在干宝《搜神记》中，本来是怪力乱神之事，却被记入正史《晋书》，实在让人费解。

还有动物通灵现象，在其他的魏晋典籍中也出现过。在《世说新语》里，曾记载桓温伐蜀时遇到的一个怪事：当时桓温带领船队，来到三峡时，有人捕获了一只小猴子，但母猴沿着江岸一直痛苦地哀鸣，跟着船队走了百余里都不离开。后来这母猴跳上船，立刻就气绝身亡了。桓温命人剖开母猴的肚子，发现其肠子都一寸寸地断掉了。这猿猴已然通了灵性，桓温本来就是性情中人，见到这番场景，便在大怒之下，罢黜了那个捕获小猴子的人。

《晋书》甚至还记录了双性人的故事。双性人是基因突变的结果，但古人并不懂这些，只觉得这是怪异之事，还把这跟混乱的社会风气结合起来。其实，上面这些奇闻异事，并非只出现在魏晋时期，作为罕见的人体现象，它们存在于人类的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中。只是古人不具备现代医学知识，更不懂基因突变的原理，见到稀罕的东西，便要诉诸于怪力乱神之事。

其实，不只是《五行志》中，《晋书》在记述一些历史人物和事件中，也不时夹杂着一些怪异之事。与极其简洁的《三国志》不同，《晋书》叙事比较繁琐，而且将那些本来属于文人笔记、民间志怪的内容，也放在了史书里。从正史的严肃性来说，《晋书》记录如此多的古怪现象，却是有些离谱。其他官修史书，基本上不会记录这些。但如果从魏晋时期的文化观念与社会风俗来看，这些内容正是当时人们精神世界的折射。

当时不论是帝王还是百姓，大多都信鬼怪之事，浓郁的宗教氛围，也让死而复生、植物通灵、动物异变之类的事，有了广泛的社会传播与充分的民众接受度。两晋南北朝是个很特殊的时代，一方面是连年战乱，除了南方在某些时期相对安定，其他时间基本上都是各地统治者打来打去，而频繁出现的天灾又加剧了民众的苦难，农民颗粒无收，只能背井离乡，成为大地主的附庸，而大量老百姓只能沦为流民，艰难度日。另一方面，很多人只能在宗教塑造的精神世界里寻求灵魂的慰藉，很多人都相信因果报应、轮回转世之说。对当时的人来说，灵异之事绝非趣味谈资，而是真正相信的东西，是面对现实苦难时不得不依赖的精神寄托。

从这个意义上讲，《晋书》中存在大量神秘叙事，也是对当时的时代精神的真实反映。后人阅读其中的奇闻异事，或许看到的古人丰富的想象力，却往往忽视其背后的现实困顿与无奈。史书既是对一个时代真实历史的记录，也折射其时代的精神症候，后人研读古代史书，也不能只看其中的故事，还需思考这些故事何以出现，揣摩叙事背后的写作思维，在研究史料来源的同时，更深入地探究古人的精神世界。

从历史写作的角度看，《晋书》是唐朝初年房玄龄等贞观文人在短短两年间修撰好的，不仅时间短，写作对象也是几百年前的往事了。两晋南北朝战乱频仍，很多割据政权虽然有自己的官修史书，但大多在战火中亡佚了。民间记录虽然也有一些，但权威性不足，且存在大量怪力乱神之说。房玄龄等人只能以南齐学者臧荣绪写的《晋书》为蓝本，结合其他零散在各处的资料，拼凑成一本官修《晋书》。这其中难免就有大量语焉不详、自我矛盾乃至志怪小说的内容，虽然读起来比较有趣，但也消解了史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很难说《晋书》是最好的晋史作品，但在古代的历史写作话语体系里，官方定调决定一切。因为这是唐太宗李世民十分重视的作品，还给一些篇章写了评语，加上《晋书》之外的典籍大多不成体系，后世只好以《晋书》为正典，它也得以进入二十四史的经典序列。

文章来源：光明网

作者：黄西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