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柏田
天才捕手
1940年5月，纳博科夫和夫人薇拉坐船赴美时，已是俄国流亡作家中公认的大作家了。但在美国，知道他名字的人肯定不会超过一百个。埃德蒙·威尔逊向这个在美国其实还属于无名之辈的人伸出了援手，安排他给自己编辑的《新共和》副刊写书评，给他推荐教职。其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纳博科夫免费的出版经纪人和文学顾问。纳博科夫在美国的最初几年每一条重要的文学出路背后几乎都有着威尔逊的仆仆身影。没有威尔逊的帮助、劝告和人脉，也很难想象一个用英语写作的前俄罗斯作家会如何开始他的第二段文学生涯。
吸引着埃德蒙·威尔逊走向纳博科夫的，不仅是对后者文学成就的欣赏，还有私人情谊和文学趣味的一致。当然，很可能后者只是威尔逊的一厢情愿。
纳博科夫的父亲是革命前俄国反对派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如果不是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他父亲很可能在革命后的民主政府内阁占有一席之地。这样的出身，或许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来源并写下《到芬兰车站》的埃德蒙·威尔逊感兴趣的。但促使他们亲近的因素肯定不止这个。他们分别来自各自文化中有教养的上流家庭，对法语文学都是行家里手，对宗教和神秘主义都持怀疑态度。他们又都是文学多面手，同时在创作小说、文学批评、戏剧和诗歌，他们已经出版的著作都受到过道德审查制度的起诉和查禁。但不管怎样，对他们来说，文学都是一生热情之所系。除此之外，或许还可以加上他们共同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鳞翅目昆虫学。
埃德蒙·威尔逊的文学生涯起步更早。在镀金的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已经是一个天才捕手，敏捷地捕捉到了文学鉴赏力方面激动人心的新变化，并写入了确立他在那个时代最杰出批评家声誉的《阿克瑟尔的城堡》。有句话说，威尔逊的这本书之后，乔伊斯在美国才不被视作色情作家，普鲁斯特也才不被视作神神叨叨不忍卒读。那个时候，俄国文学和俄国革命还没有进入威尔逊年轻气盛的视野里。一直到大萧条降临，排队等着领面包时，他才会被怀疑论裹挟着，沉浸到当时整个知识界对苏俄无法想象的向往中。1935年春，他曾争取到一笔资本主义的经济资助——古根海姆基金——去朝拜社会主义苏联。这不过是那个时代青年的典型作派，但在那次天真的期待与丑陋现实相混合的旅行结束后，他开始了探讨马克思主义起源及后果的经典著作《到芬兰车站》的写作。此行的另一个副产品，是激起了他持续一生的对俄国文学、尤其是普希金的兴趣。
贵族之子
根据一些传记作家的说法，1899年，纳博科夫在圣彼得堡一个富裕而显赫的贵族之家出生时，公民抗议运动正给这个国家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带来真切的解放，埃德蒙·威尔逊描写过的果戈理式的偏僻乡村和屠格涅夫式的贵族老巢正在成为过去。纳博科夫开明的父亲一度成为议会时期克里米亚的司法部长。随后，革命挫败了民主立宪党人，他们一家开始流亡，他的父亲在流亡中遭到暗杀。这一切加深了纳博科夫对狂热运动的反感。开始的时候，他只有在拥挤着旧式贵族、皇室成员、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俄民世界里，还能找到自己的身份：贵族之子，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动物学专业学士，小说《黑暗中的笑声》《天赋》《斩首之邀》的作者，侨界一颗熠熠升起的文学之星。
纳博科夫的小说是一种融合了叙事、传记、评注、文学史笔调的新小说，它源出俄国上流文化，又吸收了流风所及的法国象征主义余绪，散发出一种纳氏独有的充满反讽和质诘的现代主义气息。对于做惯了文学抬轿手的埃德蒙·威尔逊来说，这可是新事物的光芒，他应该义无返顾地扑上去才是，当年对普鲁斯特和乔伊斯，他不就是这么做的？
但当他们相交之初，1940年12月，纳博科夫第一次把自己的俄文小说《斩首之邀》寄给威尔逊时，威尔逊难住了，表示自己最好还是回到托尔斯泰，直到俄语更强一些再来读，不然的话，“就像没有读过萨克雷之后的英国小说，就要面对弗吉尼亚·伍尔芙一样”。
对立的磁极
最初的几封信中，他们知性关系的两个对立的磁极便显露了。
纳博科夫读了埃德蒙·威尔逊的《到芬兰车站》，果然对这些空想社会主义先辈和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大感兴趣，他表示自己被书中写到的几个主要人物黑格尔、费尔巴哈、傅立叶、圣西门和马克思迷住了，写信说：“我热爱您的马克思。他那些信伤到了失恋的恩格斯，您对这些信的研读颇具匠心。……这部著作太有趣了，我欲罢不能，它闪闪发光的螺旋桨激起了思想的漩涡。如果我不说出来，对这本书来说是不公平的。”但他也说，不喜欢这本书的第三部分，尤其反感把列宁刻画成一个人道主义者和敏感的文艺批评家。
在埃德蒙·威尔逊建构的从思想到行动的革命话语里，书的第三部分思想从书案走向行动，如同万里长浪尽头的凌空一跃，恰是他最为看重的，如果革命者的人格出了问题，整本书还怎么立起来？他不高兴地回信说，“我意识到自己俄文背景薄弱，但我真的觉得，您对列宁及其表现出来的整个革命家个性类型的看法是错的——因为您设想出了一个恶魔，未能从人的方面予以解释”。他反驳说，他在写这一部分的时候已经尽可能避开了人云亦云的官方传记，他依据的是家庭回忆录、他们的经典著述以及同时代人的回忆录。在他看来，“这些人都试图说出真相”，“于是一幅非常连贯的画面就出现了”。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他终于意识到，他用于《到芬兰车站》的这部分文献是在“刻意制造神话”，再版时补入了当时未曾注意到的大量文献。这已经是后话了。
除了对革命者人格的分歧，他们还陷入了俄语诗律法的激烈争吵。从信中内容来看，可能是威尔逊在翻译《叶甫盖尼·奥涅金》时，把英语诗歌的律法用到普希金身上了。纳博科夫想不到威尔逊竟然不懂俄语的重音系统和抑扬格，他写了一封几乎是长长的学术论文般的信，“我要从果戈理那里偷一个小时，彻底讨论一下俄语诗律法这件事，因为你彻底错了”。另一个则犟嘴说，“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你关于诗律法的信，部分是基于错误的假设”，“我想说的不是那回事”，回信同样写得像一篇学术论文。
除了“革命”和“诗律”这两处对立的磁极，1940年代初的通信表明，这两个作家相互的亲近感正与日俱增。通信集编号第23的一封信里，威尔逊刚读完纳博科夫的小说《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他用上了“令人着魔”这个词表达自己的喜爱。“你竟能写作如此美妙的英语散文，又不像其他任何英语作家，能精巧自如地自行其是，让人惊奇”，“它整个是在一个很高的诗性层面，你已经成功地成为一流的英语诗人”。在他看来，纳博科夫和康拉德是这个领域仅有的外国人写作英文而成功的例子。“我尤其喜欢他寻找种种俄国女性的部分，喜欢书中对死亡的描写和最后梦一般的火车旅行（还有叙述者长长的梦）。这让我迫切想读你的俄语作品”。他表示等自己的俄语好一些就要去读。
纳博科夫的回信很得意，“塞巴斯蒂安的灵魂让你向我鞠躬了”。他告诉后者，小说是五年前在巴黎写的，当时把一个叫坐浴盆的器具当作了写字台。
从前的日子慢，但写信的频次却是极高的。1942年8月8日，威尔逊说，“亲爱的弗拉基米尔：你们好吗？我一直怀着极大的兴趣阅读更多的普希金作品，真希望你在身边可以交流”。而1942年8月9日，纳博科夫正写下，“亲爱的邦尼：我正在追踪果戈理生命中那段阴郁的迷宫”。
这个时期，两人在不同高校都有临时教职，他们时常在信中分享工作信息，彼此推荐学术职位，讨论怎样拿小说换钱。1945年3月，威尔逊写信告诉“亲爱的沃洛佳”，称“我们的谈话是我文学生涯中为数不多的慰藉”。两个月后，他旅行到了罗马，在西斯廷大街的城市旅馆，他写信告诉纳博科夫，在罗马找到了果戈理当年写作《死魂灵》的一处房子。“在意大利明净的阳光里，在这条令人欣悦的小街上，果戈理居然虚构了乞乞科夫，真是匪夷所思——《死魂灵》的整个世界似乎远在天边。你的蝴蝶怎么样了？你的小说怎么样了？”走到那么远，他也不忘问候朋友的蝴蝶和小说。
作为对他热情的回应，纳博科夫也会不时跟他分享巡回演讲途中收集到的对美国人的观察（这些观察日后都成了他小说的素材），分享他采集到的鳞翅目昆虫的花纹图案。他们甚至有过合写一本书的计划。他们兴兴头头地在信中讨论这件事，谈妥了出版社，还分别预支了稿费。但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
充满想象力的生活
至此为止，他们一直在谈论蝴蝶、诗歌、俄罗斯和欧洲的小说，如果考虑到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战争此时正在欧洲和远东进行着，并让文明沦入“至暗时刻”，他们在这里所过的，真是一种知识分子“充满想象力的生活”。
这种生活的要旨，就是把人的交往建立在文学和艺术审美情感的交流上。二战之初，罗斯福总统的中立主义政策为他们这种生活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充满想象力的生活，其核心不外是艺术和大自然。对这两个男人来说，就是小说和蝴蝶。
在纳博科夫看来，他和威尔逊，他们的心灵和情感，有着“生态学”而不是“形态学”的相似性。作为一个自称的“系统论者”，他说他优先考虑的是人的“结构性特征”：“两个蝴蝶种群可能是在截然不同的环境中繁殖的——比如，一个在墨西哥的沙漠，另一个在加拿大的沼泽地——但仍属于同一个种类。同样，一个作家是否写中国或埃及，或者格鲁吉亚、佐治亚，我根本不在乎，让我感兴趣的是他的书。”
这话不错，但他没有考虑到，同构的心灵还是会有细微的不同。落实到文学趣味上，我们看到，威尔逊的趣味广泛、包容而庞杂，他有着出奇的好脾气，对几乎所有文学持一种开放态度，他总是那么迫切地要与朋友分享他在文学上发现的乐趣。而纳博科夫这样一个过着两截人生的作家，他既然可以那么决绝地抛弃自己先前的文学声名，对别的作家自然也没有那么好说话。他的目光要严苛得多。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书，一种是放在床头的，一种是要扔进字纸篓的。用小说《天赋》主人公的话来说，“我要么狂热地爱一个作家，要么彻底抛弃他”。
诚如有评论家所指出的，纳博科夫始终如一地讨厌的是：屈服于时代流行的诗学标准的作家，过分依赖现成惯例和格式的作家，努力追求感情而非艺术效应的作家。所以他蔑视整个新古典时代，尤其是十八世纪文学，他不喜欢司汤达，也不喜欢康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福克纳在他这里也落不着好。
对埃德蒙·威尔逊这样的大哥式的文学批评家来说，有这样一个小弟需要他像教员上课一样去说服，真是一场灾难。因为后者总是把他的心头好贬得一文不值。
1946年11月，围绕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他们有过一次剧烈的争吵。出于对革命主题的偏好，威尔逊读了马尔罗对中国革命想象式书写的小说《人的境遇》《征服者》几部小说后，认为“他很可能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这招致了纳博科夫剧烈的反弹，“我困惑不解，你竟然喜欢马尔罗的书，你在跟我开玩笑吧？”他嘲笑威尔逊的文学趣味是如此主观，“以至于两个有辨别力的人，居然在这么简单的问题上也相互龃龉”，因为在他看来，这个作家“完全是一个三流作家（但是一个好人，一个很正派的家伙）”。他开列了十一个问题，一一指出他对马尔罗这部小说的质疑，最后说，文学中惟一重要的事，就是一本书的“魔力”，优秀的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魔法师”。而马尔罗的文本四处漏风，“不停地让东西让袖口中散落出来”。
威尔逊为之辩解，说《人的境遇》是他读过的作品中“最上乘地表达其所处阶段的危机和感情的小说”，马尔罗无疑是普鲁斯特以来法国产生的“唯一的第一流的想象天才”。他把马尔罗的文体命名为“政治-社会-道德的半马克思主义小说”，称马尔罗为这一流派的大师，是自发性心理小说之后该领域的重大发展。他抱怨，“你我不仅在马尔罗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希腊戏剧、弗洛伊德，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我们也大相径庭”。因为不久前，纳博科夫刚刚写信告诉他，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三流作家”，“他的名声不可思议”。
1948年，这两个自以为是的家伙又扛上了。这一次的争论焦点是福克纳。在这年10月、编号为184号的一封信中，威尔逊告诉他的朋友，他刚刚读完福克纳的小说《八月之光》，感觉“精彩绝伦”，正好手里有一本多的，他想寄给朋友，叮嘱“请一定要读它”。一个月后，回信到了，一连用了两个“不可思议”。“你对福克纳的态度让我惊骇，你居然认乎其真地对待他，这不可思议。说得更准确些——你居然被他的信息（不管是什么）迷住了，进而宽宥了他艺术的平庸，这不可思议。”
直到一年后，威尔逊还在为纳博科夫对福克纳的轻视愤愤不平，“我重看了福克纳的许多东西，你无法看出其天才，对我来说是一个谜——除非你总的说来就不喜欢悲剧。读过《喧哗与骚动》吗？”但这只能招致对方恶作剧式的对抗：“打倒福克纳！”（信件201号）
可以想象威尔逊大为光火的样子。“亲爱的沃洛佳，我好奇地想知道，你读过《八月之光》吗？”他说，“我从没能明白，一方面，你总设法根据蝴蝶的栖息地来研究它们，但另一方面又假装说，可以不顾任何社会、环境问题而写人。”他得出的结论是，他的朋友只是在青春时期接受了十九世纪末“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从没有彻底反思过。他表示马上会寄一本自己的书《三重思想家》，以帮助他的朋友更好地澄清这些问题。
但他遇上的是出了名的杠精。纳博科夫回信说，“我仔细读了你好心寄来的福克纳的《八月之光》，它无法改变我对他的作品及类似其他作品的低下看法”。“你寄来的那本是陈腐、乏味的文类中最陈腐、最乏味的例子之一”，他声称，他无法忍受这本书“陈腐的浪漫主义吹嘘”和“伪宗教节奏”。“我简直无法相信，你这样有知识和审美趣味的人，福克纳小说中‘正面’人物之间的对话之类的东西竟然不让你局促不安”，“你劝我读他，或者无能的亨利·詹姆斯、艾略特牧师，是在开我的玩笑？”
至于威尔逊批评他“为艺术而艺术”，他辩称，这一说法没有任何意义，“除非对‘艺术’进行界定，首先给我你对这的定义，我们再讨论”。
作为一个在旧俄时代已挣得不菲的文学名声的小说家，纳博科夫自然比威尔逊更熟悉俄罗斯文学传统。威尔逊不知道的是，他每一次费心费力推荐的西方作家，到了纳博科夫这里，总会被转换成相对应的俄国作家：亨利·詹姆斯，纳博科夫称之为“灰白的鼠海豚”，是一个稀释版的屠格涅夫；像马尔罗这样有着社会意识的小说家，在他眼里是1920年代苏维埃作家的穷亲戚，模仿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安德烈耶夫的阴郁笔调。难怪这家伙总是那么顽固，从来不会对他的美国朋友的一次次推荐报以欣赏。
虽则如此毒舌，纳博科夫对老友的作品还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他一再声称十分推崇《到芬兰车站》的文学品质。但他也保留自己的看法，总觉得威尔逊对十月革命及其制造者的书写过于理想化，在引文中经常武断地引入社会性评论，这种对流行知识时尚的迎合忽视了文章的内在逻辑。他不断地劝告朋友，要放下社会学视角，降低创作的意识形态含量，不要让写作降格为社会学的布道和说教，也不要过于迎合日常的热点话题。这与威尔逊的要避免文字游戏、避免用双关语等告诫适成有趣的对照。
或许在威尔逊看来，纳博科夫这样一个没落贵族的后代对革命的态度，就像美国南北战争后南方农场主对北方憎恨的态度。纳博科夫斥之为大谬。“我真的请你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对新政权的看法不但跟立宪民主党人一致，也跟社会民主党及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组织相同”。他提请他的朋友注意“知识分子”一词在美国和俄国的不同。在美国知识分子只限于指先锋派作家和艺术家，在旧俄，它还包括医生、律师、科学家等，一个典型的俄国知识分子的特征是：自我牺牲精神，政治热情，对下层民众的同情和狂热的正直。“在生命的激情阶段，你和美国1920年代的其他知识分子怀着热情与同情认为，对远方的你们来说，列宁振奋人心地实现了你们进步的梦想……而后来改进了的信息，更成熟的判断力和不容忽视的事实的压力，让你们的热情减弱，同情干涸，但你们却不愿意去审视关于旧俄的固有观念，另一方面，新政权的魅力又为你们保留着你们的乐观主义、理想主义和青春所提供的那种感情虹彩”。
怀念一个光芒四射的年代
1950年春天后，两人都由于某种病痛卧床，这使得他们的通信愈加密集。这一年，威尔逊的推荐终于凑效了，他成功地让纳博科夫喜欢上了原本不可能喜欢的三位作家：狄更斯、简·奥斯汀和让·热内。
尽管纳博科夫声称“从来看不出《傲慢与偏见》中有什么名堂”，“我不喜欢简，事实上我对所有女作家都有偏见，她们属于另外一个类别”，但还是同意了威尔逊说的，简·奥斯汀是“六个最伟大的英国作家之一”（其他几个是莎士比亚、弥尔顿、斯威夫特、济慈和狄更斯）。而对狄更斯的阅读则引发了他对父亲的怀念，狄更斯一度是他父亲最热爱的作家，“我父亲把狄更斯的每个字都读过”。当他还是十二三岁的孩子时，他父亲在乡下那些阴雨绵绵的夜晚，对着孩子们大声朗读《远大前程》。对让·热内的阅读产生共鸣是难得的不那么意外的一次，尽管威尔逊的“法国健在的最伟大的作家”的褒奖有点过火，但这个有过小偷和流浪汉经历的法国作家无疑引起了后者的好奇，“一定要把那本同性恋小偷的书寄给我！我热爱下流文学！”
没有一桩友谊可以与生命等长。最初的裂缝可能出现在威尔逊对纳博科夫新作《庶出的标志》的不认同，威尔逊对《洛丽塔》的反应又加大了这道裂缝。
尽管纳博科夫早就给威尔逊打了心理预防针，声称要给他看一个酝酿五年才产下的“魔鬼”，说这个魔鬼“虽然主题和情境是感官声色的，但艺术是纯粹的”，但威尔逊的这一评价还是让他失望，“下流的主题可以成就优秀作品，但我觉得你没有做成”。纳博科夫吐槽说：“我沮丧地想，这个纯洁、严肃的作品会被某个轻率的批评家当作色情文学的噱头对待。这种危险对我来说愈发真实。因为连你都既不理解也不想理解这个复杂、不寻常作品的文本组织”。
1958年，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在西方出版，威尔逊马上发表了一篇狂热的文章，称之为“人类文学史和道德史上的伟大事件”。但在纳博科夫看来，《日瓦戈医生》不过是一部稍为高级点的通俗小说，是他所推崇的诗人的一部遗憾之作，正如他在《洛丽塔》俄文版的后记中说，这个小说写的是“一个感情丰富的医生，像廉价的惊险小说一般，怀着神秘的冲动和庸俗的说话腔调，还有一个妖冶的女人，直接来自恰尔斯卡娅”。如此深刻的分歧，再加上1965年围绕《叶甫盖尼·奥涅金》的冲突使彼此受伤，他们向着对方的心灵的大门关上了。再深厚的友情，也经不住自信心爆棚的伤害，决裂几乎是这段友谊的宿命。
到了1971年，纳博科夫告诉“亲爱的邦尼”，对他当初“无可理喻的不理解”不再抱怨，重温这二十多年的通信，感到的只有对方的“温情善意”及“艺术和智力发现的持续兴奋”。1974年，威尔逊去世后，纳博科夫写信给威尔逊的遗孀谈到合作出版书信集的计划，以这样伤感的话结尾：“我不必告诉你，重温这些属于我们通信初期光芒四射时代的交流，是多么痛苦。”
他们都是可爱的人
要是纳博科夫不玩文字游戏，还是魔术师纳博科夫吗？要是埃德蒙·威尔逊不对革命主题倾注毕其一生的“社会学”关注，还会是那个笔墨激荡的批评家吗？好在，翻译俄文、谈论小说喜好之外，他们还可以一起比较哪家杂志稿费高，研究如何通过写作和去大学兼课搞钱，他们还有最大公约数：契诃夫和眩目得迷人的鳞翅目昆虫。哦，契诃夫。“过去的这个夏天，我读了契诃夫的许多作品，印象十分深刻——想不到他覆盖的范围那么广，他描述的生活领域那么宽。”哦，蝴蝶，复杂的形变，“什么样的文学乐趣堪比追踪一只排卵期的谢里丹卡灰蝶？”鳞翅目昆虫给予的迷人消遣，怕是只有无产者和贵族才有福消受。“我游荡在长着美洲蒲葵的荒野、松林的荒地和沼泽地，追踪着最绚烂迷人的蝴蝶；我打网球，划独木舟，跳舞；我赚的钱很少。”
他们的通信集每隔几十页，就会出现手绘的蝴蝶图案。有次威尔逊寄给纳博科夫一组朋友画的蝴蝶图，引发了纳博科夫对绘图者身世的福尔摩斯式的揣测。这文字游戏，就像他在旅行途中收集众生相发给朋友看，说来还是小说家的禀性使然，他总是以一副好玩的神情打量着世界。“我在蓝灰蝶方面做了一些研究……我解剖、描画了三百六十个样本的性器官，阐明分类学的种种冒险，看上去就像一部小说。”而小说，未始不是他们共同追逐着的那只蝴蝶，它飞翔在日常生活上空，它是充满想象性的生活的翅膀，或者就是理想生活本身。“许多清新、广阔、空旷、宁静的空间都充满了蝴蝶”。
这是一对相互不满意、又相互成全的作家朋友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威尔逊总是稳定的一边，而纳博科夫身上总有着小说家的善变和不确定性。与纳博科夫通信要有强大的定力，如果你信了他就会给带到沟里去，相信陀斯妥耶夫斯基和艾略特真的是三流作家，是“骗子”和“冒牌货”。要是这样的话，我宁愿与报社的实习女生通信，她读到《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某一页，纳博科夫说“你下棋了，这是好消息，希望你很快成为好手，我好打败你”，不由得叫起来，“这个人好可爱啊”。他们都是可爱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