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 泰/文
受疫情影响，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大概率在3.5%以下，低于年初确定的5.5%的增长目标，考虑到每降低一个百分点的GDP都对应着上万亿的经济增加值缩水、数万亿的经济活动消失、上千万人的就业岗位损失，当前的包含农民工的实际失业率恐怕要比城镇调查失业率更严重一些。经历了三年疫情冲击后，尽快提振中国经济已经成为当务之急。展望2023年，不同的疫情放开速度、不同的稳增长力度，分别对应着中国经济有三种情形，最终那种情形成为现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的选择。
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目标的三种情形
2023年中国经济的能够实现什么样的目标，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的变量，一是疫情防控放松的快慢，二是稳增长政策的力度与结构。
第一种情形，疫情管控放开的速度快、经济总量政策足够宽松。如果具备这两个条件，那么明年的GDP增速达到6%以上。考虑到2022年经济基数比较低，且房地产投资严重负增长，明年只要稳住地产，疫情管控放松使消费恢复，再加上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比如大幅降准、降息，财政政策给老百姓发钱刺激消费，那么经济增速很轻松就可以实现6%的目标。
第二种情形，疫情管控放开的速度快、经济总量政策足够宽松的这两个条件，只满足其中一个。也就是说，疫情管控放松的足够快，但是货币宽松的力度不够大，财政政策仍然只重投资、轻消费；或者反过来，货币宽松的力度够大，降息、降准，且财政政策注重刺激消费，但是疫情传播出现了反复，造成管控政策回摆，那明年中国GDP的增速也可达到5%以上。
第三种情形，是疫情管控放开的速度快、且经济总量政策足够宽松的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比如疫情出现反复造成政策出现回摆，货币总量既没有大幅降准，也没有大幅降息，财政政策也不注重稳消费，那可能明年的经济目标就很难确定，确定了也很难实现。
以上三种情形，哪个概率大呢？
从当前的疫情放开速度看，比较乐观的预期，到明年春季三、四月份社会经济和生活秩序大概率恢复正常。现在很多投资者都知道经济很差，企业家也比较悲观，但是站在这样一个关键时间窗口，一个新的政治周期的开始，同时也是一个新的经济政策周期的开始，明年经济的实际情况可能比预期好，有正的预期差。
如果疫情管控放开速度不够快，或一开始放松很快，之后一旦感染人数上千万或上亿时出现回摆，或者稳增长的政策还是老一套，降息、降准有决策障碍，给老百姓发钱或发消费券也有障碍，那么在2022年低基数的基础上，只要地产投资能够稳住，消费有一定程度的复苏，实现5%的目标的概率也是很大的。
会不会由于疫情放松速度不确定，政策宽松力度也不够大，所以干脆不制定经济增长目标呢？其实这些年一直有学者呼吁不要制定年度经济增长目标，但是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实现过。如果往年都有目标，明年没增长目标，那也不利于引导预期。
三种情形比较，中间情形的概率会大一点。如果说要达到6%以上，首先要排除疫情传播速度太快造成政策回摆的情况，其次要货币总量宽松作为必要条件。现实中，恐怕降息、量化宽松、给老百姓发钱稳消费等，在决策观念上的障碍难以很快消除，所以明年的经济总量目标大概率会定一个相对比较适度、经过努力有希望实现的，这也比较符合我国的决策习惯。从这个角度来讲，经济增长目标定在5%以上、不超过5.5%的概率会大一点，既比较稳妥、实现的概率也比较大，也有利于引导预期。
当然，全年经济增长目标的最后决定和公布要在明年3月份政府工作报告中，还有两三个月可以观察、调整。
2023年货币政策应更宽松
考虑到短期中国并没有任何通胀的压力，为了提振经济、缓解就业压力，中国货币政策应明确从现在的稳健货币政策转向宽松货币政策，并大幅降息来扩大内需。
首先，利息是全社会企业平均利润率的一部分，而疫情冲击以来，社会平均利润率在大幅的下降的情况下，还想享受高利率，这怎么可能？而中国的银行理财产品，利率超过3%以上的还很多。这些年，中国央行执行的其实是中性的货币政策，即使2020年面对疫情的严重冲击，美国、欧洲等国家降息到了零利率、负利率，中国也没有大幅降息，只是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阶段性引导利率小幅下行。
展望2023年，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压力很大，但是财政政策资源该用的差不多都用了，经济却依然在下行，这时候货币政策就不得不宽松了。然而，中国的货币政策近几年受到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在总量上有些自缚手脚，常常在追求类似“滴灌”的精准投放效果，希望合理的引导货币流向、让货币按照决策部门期待的方式流向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而在实践中，这种理想的情况从来就没有实现过。如果决策部门不放弃货币投放的结构主义思想，期望大规模的量宽或降息就不现实。
不过，中国经济的客观情况既需要降息和宽松，也应该降息和宽松。比如，中国经济短期并没有严重的通胀风险，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未来一年可能都是负的，也就是工业通缩，不仅大部分工业产品是过剩的，服务业也是过剩的。今年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大概率在2.1%左右，而明年的CPI趋向1%；当前的核心CPI是0.6%，明年更低。这些物价指标都是典型的通缩特征，再加上前所未有的经济下行压力和失业压力，任何市场经济国家面临这种指标组合，逆周期的货币政策都会降息、量化宽松。
所以，不降息、不宽松不是经济不需要，而是我们决策观念自缚手脚。不过，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已经在路上，不久前银行准备金率下调了0.25个百分，LPR引导利率下行也在慢慢进行，只是力度不够，对稳增长的效果也不明显。
当然，降息还涉及到房地产问题、股市泡沫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等等，但是当前中国房地产的主要矛盾不是防泡沫，而是防止房价过快下跌引发系统性风险；中国股市的主要问题也不是防泡沫，而是防止长期低迷；美元加息放缓，人民币汇率短期已经没有贬值压力……在综合考虑房价、股市、汇率、物价、经济增长等各方面需要，中国的货币政策2023年的确应该大幅降息、更加宽松。
财政政策应转向稳消费
为了尽快提振经济、增加就业，2023年的财政政策仍需保持适当的赤字规模，但是从结构上则应该从过度刺激投资，更多地转向稳消费。
为什么呢？首先是继续扩大投资效率很低，预算安排落不了地。2021年以来，中央给地方的专项债额度用不完，很多地方已经没有合适的基本建设项目，继续违背规律扩大投资，就会造成很多低效、亏损的项目。在很多省份，一块钱的固定资产投资还产生不了一块钱的GDP,财政投资的乘数小于1；而同样一块钱如果用来刺激消费，其乘数效应是投资的3到5倍。
疫情爆发之前，消费对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经达到65%，投资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但是疫情一爆发，我们就习惯性的去扩大基建投资，结果2020年疫情那一年，投资对GDP的贡献就上涨到91%，消费是负的贡献，这种对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扭曲是非常严重的，所以到2021年这种增长模式就难以持续了。正常情况下，假设稳增长的财政资金安排跟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相吻合，那65%应该用来稳消费，剩下的用来稳投资，但实际上我们百分之百的稳增长预算全是用来扩大基本建设投资，稳消费的资金安排预算几乎是零，这与“充分发挥消费的基础作用和投资的关键作用”也是不匹配的。
中国过去这么多年投资的投资率都在40%左右。2021年，我们GDP的总量是114万亿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是55万亿人民币，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是48%，比欧洲、美国20%~25%的投资率相比高出了一倍以上，跟印度27%相比也高出了20个点，这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但是，在中国要克服过度投资的体制性顽疾，面临很大挑战。虽然几万亿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决策在中国很容易通过，但是如果提出拿三万亿、五万亿给老百姓发钱、发消费券，那是很难通过的。传统决策观念认为，给老百姓发钱是“打水漂”，认为修成楼、修成桥、修成路才看得见、摸得着，才叫稳增长。甚至即便表面上认识到了消费的重要性，也还是要打着稳消费的旗号去促生产，比如政府指定哪些产品的消费，对产品发消费补贴——这其实还是重生产、轻消费，结果必然造成更严重的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
所以，2023年的财政政策，不但应该从扩大投资更多地转向稳消费，而且如果补贴消费，就必须要从收入端着手，就像欧洲、美国等那样直接给老百姓发消费券、发钱，而不要总是从投资端和生产端发力。中国的经济政策长期重投资、重生产、轻消费，结果造成消费增速下行、内需不足，而消费增速下行的根本原因则是居民收入增速下滑——老百姓没钱怎么消费？所谓稳消费的最有效办法就是补贴收入，一次性发钱、发消费券可以，股市上涨带来财产性收入增长也可以刺激消费，只有消费搞活了，内循环畅通了，中国经济才能行稳致远。
（作者是万博兄弟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