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雨燕,一种以“北京”命名的野生候鸟,对其保护早已超越了单一物种的拯救,它成功将生态价值、文化价值与城市发展相融合,为北京这个超大城市在快速发展中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一种极具参考价值的“北京方案”。
上面这段文字,是2026年10月19日至20日间,一个以“京华山河 万物共生”为主题的北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展上的介绍。这个展览亮相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七次缔约方大会(COP17)在这里举行。展览设置的“自然,进入城市议程”“看见生态向好”等篇章,呈现了十年来北京在生态空间保护、生态系统提升等方面的成果。
展览中醒目的北京雨燕剪影,吸引了参会中外嘉宾驻足观看……如今,要论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北京城,一定少不了“北京雨燕”的形象,它不仅是展现北京生物多样性的指示性物种,也是北京独特的古都文化符号,更被赋予了日益丰富而隽永的文学想象。
2026年年初,国家大剧院首部聚焦北京中轴线的原创话剧《雨燕》,讲述了抗战时期一群青年建筑师秘密测绘北平古建筑的故事。话剧也侧面展现了北京雨燕与北京城深厚的历史渊源:
栖居于古建之上的北京雨燕,其“永不停歇、执着归巢”的生命状态——每年往返约三万公里,因生理结构无法落地,一生几乎持续飞翔——十分准确地反映出了北京雨燕的习性之一,总是在高高的古建筑门楼上筑巢,因而老北京人将其唤作“楼燕儿”。
北京雨燕似乎被重新“发现”了。尽管我们知道,北京雨燕的繁衍生息或许远远早于北京城的历史。在燕山脚下这方水草丰茂之地,这种“黑色的燕子”,已经栖息了不知多少个世纪。
不过,首次将“北京”和“雨燕”两个词正式结合在一起、并做出命名的,却是一位英国人——罗伯特·斯温侯(Robert Swinhoe)。
斯温侯,曾担任英国驻中国领事。1854年至1873年间,将近20年的时间,斯温侯担任英国驻中国几个城市的领事馆书记官和领事,进入了地球上“一个主要的地理区域”,来观察和记录中国的动植物。通过斯温侯,中国丰富多样的动物群——特别是鸟类——被西方科学界了解,从而填补了动物地理学领域的空白。
当北京雨燕日益进入人们的视野,那么,北京雨燕(Apus apus pekinensis )这一称谓,究竟是如何得来的?它的命名者斯温侯,又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发现了雨燕,并命名了它?成为一个有待详解的故事。
初到中国
1836年9月1日,斯温侯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当时隶属于东印度公司管辖。他的父系家族源自英国诺森伯兰郡,其祖父曾在东印度公司担任律师,育有四子三女;其父亲是四个儿子之一,同样以律师为业。
1845年,斯温侯的父母双双去世,斯温侯和他的兄弟姐妹因此成了孤儿。1852年,斯温侯进入伦敦国王学院学习(King's College School),1853年进入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学习,我们无法获知,他是否接受过正规的动物学教育。
斯温侯对鸟类学感兴趣的确凿证据,始于1854年。据记载,当时他向大英博物馆赠送了一批英国的鸟类标本、鸟巢和鸟蛋。同年,英国外交部举行了大学领事服务竞争性考试,18岁的斯温侯是4名通过考试的候选人之一。
随后,斯温侯从大学退学,开始前往中国。我们无法获知,中国之旅是来自斯温侯的积极争取,还是通过考试的既定安排。总之,年轻的斯温侯,作为外交官的首次远行,就锁定在了中国。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在19世纪,许多早期踏上中国土地的欧洲人,都以“汉学先驱”而闻名欧洲。他们对中国的描述——通过出版或公开演讲——极大地满足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异域想象,常常大受追捧。这些出版物,又激发了更多人将中国作为探寻探秘世界的第一站。
早期,一些自然学家对中国的关注重点,往往是哪些资源可供开发和贸易,而后是动植物资源和文化遗产。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确切的动物学数据是匮乏的。在斯温侯抵达中国之前,中国没有动物学完整的科学记录,零星的动物学标本采集,都是草草完成的。
如果要问当时清朝的官员,万物丰饶的中华大地,有多少种鸟类?中国的知识精英,诸如国子监的博士,大抵会瞠目结舌。在中国以四书五经所构筑的知识大厦里,缺少关于动物的记载。他们大多出现在文人的诗文和画作中,用以勾绘一种美好的意境。至于现代动物学所要求的采集动物标本、记录野外数据,则是闻所未闻。
一些从未到过中国的欧洲人,也从早期传教士的著作中得知,中国虽然地域广袤,但人口十分拥挤。这使得一些欧洲人认为:中国“庞大的人口成功地灭绝了所有本土物种”。在他们启程前往中国的前夕,往往怀有一种对未知中国的不安和恐惧。
年轻的罗伯特·斯温侯,或许也是在这种复杂的心绪下开启中国之旅的。
1854年4月13日,斯温侯抵达香港,开始了为期一年的编外翻译的试用期——他以临时书记官的身份任职于香港的英国领事馆。
显然,斯温侯的翻译工作是出色的。因为在第二年,他便被派驻中国厦门,并于第三年也就是1856年,委任为驻厦门与上海英国领事馆的二等书记官。
在这里,斯温侯展露出了其出色的语言天赋,学会了当地通行的闽南语。
对于热爱鸟类研究的斯温侯来说,厦门是一个理想的地点,它不仅远离欧洲猎人的枪口,而且位于大陆和岛屿鸟类迁徙路线的交汇处。在候鸟迁飞的季节,各种鸟类会从中国大陆与台湾岛之间100英里宽的海峡上空频频出现。
那时的台湾岛,对厦门的经济起着关键作用,因为厦门没有自己的农业腹地,作为港口的厦门,又是香港和青岛之间最繁忙的港口,挤满了往返台湾岛贸易的船只。
身处厦门的斯温侯,自然也对海峡对岸的台湾岛产生了浓厚兴趣。1856年3月,斯温侯搭乘一艘葡萄牙籍改良的欧式帆船,“冒险”渡海前往台湾岛。之所以用“冒险”这个词,是因为当时的台湾岛还没有开放,岛上的居民以狩猎为主,对外来者来说并不友好,而不同部族之间频繁的争斗,也增加了探访风险。
这一次,斯温侯在新竹、香山和基隆进行了动物的采集、观察活动,约停留两周时间,记录了4种鸟类。
斯温侯没有记录这次访问的具体目的,但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提到:在台湾岛西北海岸的新竹附近,他发现了一只展翅飞翔的红冠小鸟。10年后,他确认这是一种新奇的鸟类——台湾红褐色顶画眉鸟——他将其命名为“山红头”。
这是斯温侯的第一个鸟类学发现,在随后的几年中,他又命名了至少92种鸟类和17种哺乳动物。这样的新发现,给了斯温侯以极大的信心,他的第二次台湾岛之行也很快到来。
1857年6月,斯温侯以翻译的身份搭乘英国军舰“不屈号”(H.M.S. inflexible)再度进入台湾岛。相比第一次非正式来台,斯温侯的第二次台湾之行携带官方派遣令:寻找两名失踪的英国人——史密斯和耐尔。
1847年,在台湾岛北部海域曾发生了一起沉船事故,当时中国的通商港口流传着两名幸存者有可能流落于台湾岛的传闻。英国当局下令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前往调查,斯温侯作为翻译随行并从事探险活动。这次,斯温侯停留时间较长,曾环绕台湾全岛两周。
为了寻找两位英国船员,这次环岛航行包括数次陆路探访。在寻找失踪英国人的同时,斯温侯也留心观察着岛上的动植物,尤其是鸟类。不久后,斯温侯向上海领事馆提交了关于寻找过程的官方报告《访问福摩沙岛记》,这份报告是19世纪“第一份用西方语言撰写的关于台湾岛的报告”。
7月20日,罗瓦亚洲协会上海分会邀请斯温侯讲述他的探险经历。虽然没有找到两名失踪的英国人,但斯温侯两次前往台湾岛的经历,使他成了在华英国人眼中的“台湾通”,这一点深刻影响了他的职业生涯。
不仅如此,斯温侯随后写就的一篇关于台湾岛鸟类的文章,使得他在动物学领域引起了注意。
1857年,斯温侯和几位外国朋友,共同成立了厦门文学与科学协会。在11月17日的成立大会上,他宣读了一篇题为《关于厦门鸟兽群的几点评论》的非技术性文章。他的朋友史蒂文森,将这篇文章投给了英国的《动物学家》杂志,不久后获得发表。这是斯温侯第一次发表学术文章。在文章开头的段落,他提到了自己对自然和博物学的兴趣:
虽然动物学作为一门科学研究成果不多,但我们愿意了解那些与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依赖同样的自然资源生存的生物的特殊性和经济性。
接下来,《动物学家》杂志的编辑斯克莱特向斯温侯提出了新的要求:对这个鲜为人知的岛屿上的鸟类,进行更详尽的描述。
斯温侯照办了,他的回信再次被斯克莱特刊登到《动物学家》上,其中有这样的语句:
覆盖内地雪山的大片樟树林,无疑孕育着许多科学界未知的物种:但在中国建立起旅行权之前,要想探索如此广袤的森林是不可能的。即使台湾岛向外国人开放,由于原住民部落的极端野蛮,任何攀登这些山峰的尝试会带来极大的危险。
斯克莱特本身也是一位动物学家,他很早就主张要认真对待野外探险工作。由他创办另一份杂志——《博物学双月刊》,将博物学和野外自然学家的工作汇集到一起。斯克莱特给予斯温侯莫大的鼓励,在期刊上为他提供了充足的版面支持。同时,英国这些接收动物标本的机构,也会支付较为昂贵的标本运输费用,这使得斯温侯能投入地进行鸟类观测和标本采集。
由此开始,斯温侯在外交官的身份之上,凭借其对动物的敏锐观察和记述,成为英国动物学领域的一位宝藏作者。
两年后的1860年,斯温侯再次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厦门鸟类学》。这是一份包含174个物种的详细清单,其中有17个物种是科学界的新发现——它是斯温侯5年野外探险的结晶。
斯克莱特称赞《厦门鸟类学》“各方面都很完美”,并得到了在印度的鸟类学家爱德华·布莱斯的权威证实:“没有他的宝贵帮助,我对非欧洲形式的鸟类几乎无能为力”。
“华北战记”
1860年初夏,斯温侯在厦门的日子,被一项特殊的任命打破了。
这一年,英法两国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来到了第四年。因为《天津条约》的换约争端,英法两国组织了新的远征军来到中国。将战争目标明确为“攻入北京”,英国《每日电讯报》上甚至出现了“把皇帝赶出皇宫”的呼声。
或许是因为出色的语言能力已经闻名于中国的通商口岸,斯温侯受到征调,随英法联军北上征战。英国远征军的士兵大部分来自印度,由中将霍普·格兰特(Hope Grant)指挥。斯温侯先是被分配到第二师,为英军的道路勘测队担任翻译,后来在第一师的翻译哈里·帕克斯(Harry Parkes)被绑架后,又为英军总司令霍普·格兰特(Sir Hope Grant)担任翻译。
斯温侯奉命随联军前往华北,暂时中断了他在厦门的野外考察,却开启了新的考察日程。当时,英国的军事行动,都会有自然学家随军进行科学考察。在这次战争备战时,爱德华·布莱斯曾被指派为这次远征的自然学家,但这份邀约被他拒绝了——一场远赴中国北方的战争,充满了未知的危险。
由此,兼具翻译和自然学家职能的斯温侯,获得了这个随军机会。1860年,英法联合舰队先攻占定海作为前进基地。7月先后占领烟台与大连湾,完成对渤海湾的封锁。这样的行军路线体现在了斯温侯的日记中,他的日记后来成为他的著作《1860年华北战役》的素材。而格兰特也在战后著有《帝国崛起:维多利亚女王的战争》,回忆了这次战争的经过。
在担任翻译的同时,斯温侯的华北之行“收获丰厚”,他编制了两份中国北方鸟类名录。这两份鸟类名录共收录了183种鸟类,其中包括大沙锥等4种新鸟类。大沙锥后来被称为“Swinhoe's Snipe”,就是以斯温侯的名字命名,它经常出现在北京周围的平原上。
今天,我们仍然能从《1860年华北战役》这本以描述战争经过为主的书中发现,斯温侯对鸟类的记录,常常穿插其间。
例如,斯温侯记录到:6月16日,其乘坐的“天狼星”号战舰从香港出发,北上京津,以大约10海里的速度北上行驶。行驶中,他发现了一只小鸠鸽,正绕着船飞翔,它以飞快的速度赶超舰船,从船头上空掠过,随即消失在远处,几分钟后,又飞回来。就这样飞来飞去有二三十次之多,直至完全消失。
在抵达大连湾时,斯温侯登上了小山,在半山腰发现了雨燕。他写道:
太阳已经下山了,雨燕在我上空盘旋,发出焦虑不安的尖叫,似乎在说:是到了收起你冒犯的脚步,给我们在岩石缝里留出一块清净之地的时候了。
这应该是斯温侯第一次发现雨燕,那时候,他应该还没有认真辨认它们和欧洲的雨燕有何不同。雨燕的英文名为Swift,这个词同时又是“迅速的、飞快的、敏捷的”意思,在群鸟中辨认雨燕并不困难。
斯温侯还在后面记述道:这些岩石的裂缝和凸缘,为许多经常出没于石头山的鸟类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一群寒鸦已经在这个得天独厚的地方安了家。
在英法舰队攻下大沽口后(此役为第三次大沽口战役),斯温侯奉命清点在大沽炮台缴获的大炮,以便在英军和法军之间进行分配。他在大沽海神庙一带,留下了这样的记录:
尽管花园不大,但在傍晚时分聚集在此处的鸟,无论数量还是种类都多得令人称奇:包括三种京燕、夜莺、黄鹪鹩、金丝雀、鹀和麻雀。
塘沽和北塘之间主要由平坦的泥滩以及因偶发的洪水冲积起来的淤泥构成,泥滩上交错着咸水沽和壕沟,为大量的野生鸟类提供了一个好去处。这个季节,正值鸟儿从满洲里和东北亚其他不适合居住的地区往南迁徙。
这一带的天空中盘旋着如此多的老鹰和鹞……
这本关于战争的记录,虽然与我们要谈的北京雨燕没有太大关系。但我们通过斯温侯的记录,却能清晰感知到那段历史。而且,从下面节选的文字里,我们能体察到,斯温侯有着对周边环境和生物,有着极其敏锐的观察力。
10月5日(1860年),斯温侯写道:
我们走了大约四英里的路,来到一些杂草丛生的砖窑附近,这时才听见休息的号角吹响。站在砖窑顶上,我们第一次得见天朝帝国那遥远的京城。那座城坐落在一块平原上,方圆六英里左右,几乎完全隐蔽在长长的城墙内,但是在晴朗的天气里可以清楚地看见城门口的塔楼和更大的城角塔楼。
不过,斯温侯并没有先进入北京城,而是先来到了圆明园。英法联军在攻克八里桥后,一路西进,进入北京城后曾一度想要攻占紫禁城,但出于种种考虑,终于决定绕过皇宫而直趋西北方的皇家园林。以劫掠和焚毁圆明园的方式,作为对清廷和咸丰帝的“严重警告”。
进入了圆明园的斯温侯,写下了这样的记述:
(皇帝的卧室)墙壁上有一大块地方,上面拉着帘子,地板上铺着丝质床垫,这就是皇帝的龙床。床前放着一个小台子,是给皇帝上床时垫脚用的。皇帝的枕头下面放着一块丝质小手帕,手帕上用朱砂笔写满了各式各样有关“夷匪”的批文,烟斗及其他中国式奢侈品都放在旁边的一张桌子上。1858年与英国签订的条约装在信封里,也放在桌子上……让我们惊讶的是,法国军官这时开始动手拿他们喜欢的东西。金表和小件贵重物品被这些先生以惊人的速度攫取,迅速消失在他们的大口袋里。
等到斯温侯第二次进入圆明园时,见到的场景已不止是偷盗,而是疯狂的劫掠。他记述道:
军官、士兵、英国人、法国人以极不体面的方式横冲直撞,人人都想捞一些珍贵物品。大多数法国人手里都拿着大棍棒,将他们拿不走的东西敲得粉碎。在一个房间里,你会看到这样的场景,几名军官和等级不一的士兵的脑袋都挤在一起,所有的手伸进同一个盒子去拿里面的东西。另一个房间里,大家争相抢夺一些精美的龙袍。有些人为争一面大镜子而掷骰子,有些人拿一些树枝形的装饰灯玩套环自娱自乐。完全看不见对地位的尊重,完全是一盘散沙。
斯温侯是否也在这样的混乱中参与了劫掠,我们已经无法获知。从他的记述中,我们仍能感受到那段沧桑而屈辱的历史。
19日太阳落山之前,(圆明园)每个地方都被烧毁了,士兵们回到营地。我们在最后一批离开的行列,一处处熊熊燃烧的大火和一堆堆瓦砾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大火已经殃及附近众多的农民房屋。我们走出圆明园的大宫门,兴奋中带着一丝哀伤,回首望去,只见飞舞跳跃的火苗像一个个奇异的花环,点燃并吞噬了一扇扇大门。
在斯温侯记述中,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他对中国人的鄙夷。在他眼中,清廷及其人民都是愚昧、傲慢的。他丝毫不觉得,英法联军正在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对人类文化遗产的劫掠。而斯温侯的记述,也给了我们获知的那段历史的独特角度。
例如,斯温侯作为英国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Lord Elgin)的翻译,见证了战后的中英谈判。额尔金在1857年至1860年间参与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行动。
斯温侯这样描述他见到的中英谈判中的恭亲王奕:
(奕)是一个年仅二十三岁、脸色苍白的年轻人,长脸蛋,不蓄胡须,整个签约过程中他都是一副胆怯而阴沉的样子,回答翻译官的提问时,非常急躁。他穿着一件紫色的缎面长袍,披着一个圆领,圆领的肩部及胸前背后都绣有龙的图案。头上戴着一顶冬天的官帽,但官帽上的顶珠是用红丝带结成的,而不像其他官员头上的各种矿石顶珠。脖子上戴着一串雕花朝珠项链,袍子的下半部分是黄色的,脚上蹬着一双绣花官靴。
在这些描述中,唯一值得肯定的是,斯温侯代表着一种“帝国主义的真实声音”。他以胜利者的姿态,记录了英法联军的劫掠行径,将其视作大英帝国向落后地区传播“进步”的无奈的方式。
1860年11月,清廷分别和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第二次鸦片战争宣告结束。斯温侯于11月解除军职后返回厦门。12月22日,他得知自己被任命为英国驻台湾岛的副领事。
1861年6月,斯温侯在厦门完成了《1860年华北战役纪要》的书写。今天,我们怀着复杂的心情阅读这本战记,或许还要感谢他勤于记日记的习惯和良好的观察力。后来,这本书由上海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硕士邹文华翻译,成为研究圆明园历史的珍贵史料。
在长达两年的随军生涯中,斯温侯也意识到,自己对政治和战争并不感兴趣。他在书中曾这样倾吐心声:
在一个全新的地方去研究变化无穷的自然的面孔,真是乐趣无穷。可是,作为一个随军翻译,没有多少时间去研究大自然。
喜欢探险的领事
战事结束了。斯温侯之后的领事生涯,也与这场战争直接相关。根据中英《天津条约》,清廷要增开9处通商口岸,“台湾”位列其中之一。由于斯温侯对台湾岛的了解,他自然而然地被任命为英国驻台湾岛的副领事。
1861年7月2日,斯温侯与他的英国助手乔治·布劳恩(George Braun)以及随行的中国仆人(包括一名填料工和一名猎人)正式抵达台湾府(今天的台南),开启了他的领事生涯。
在成为领事之后,斯温侯与妻子Christina 结婚,她是传教士 Alexander Stronach(驻福州)的女儿。在台南驻留时间不长,斯温侯将副领事馆迁往台湾岛北部的淡水。当时的淡水,加上斯温侯只有4个外国人。
作为领事的斯温侯,在淡水撰写了第一份贸易报告。在他的报告中,他提到了台湾岛的绿茶价格低廉,通常由本地经销商运往大陆,只用作较昂贵的混合茶的散装,由此点明台湾绿茶有极大的贸易价值。同时,他还将台茶样本寄给英国的茶评家,以推销台茶。
这份报告写就4年后的1865年,一位名叫约翰·多德(John Dodd)的苏格兰人在台湾岛建立了第一家茶叶加工厂,并很快在美国发掘了台湾岛乌龙茶的市场销路。1869年,精选的台湾乌龙茶销售至美国纽约,并大获好评。
自此,台茶在世界茶叶贸易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到19世纪末,茶叶取代樟脑和蔗糖,成为台湾岛的主要出口商品。由于斯温侯在贸易发展中的作用,他还被誉为台湾茶业的发现者。
那时的台湾岛,还是博物学的未知之地,在副领事的公务之外,斯温侯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探索未知的生物。1862年3月21日,26岁的斯温侯曾沿着淡水河而上约10公里,抵达现在的三重、大龙峒附近。

不过,此次野外探险之后,斯温侯出现了身体不适。于是,斯温侯在5月离开中国,开始了他8年来第一次回国休假。9月,他在26岁生日后不久抵达伦敦,他在一封刊登在《双月刊》杂志上的信中说:他是“为了换换空气”而回国。
在英国休假期间,斯温侯并没有休息。他一下船就在英国展览会上设立了一个“台湾展位”,因为斯温侯带回来了一批精选的野生动物标本。为此,他获得了1枚奖牌和250英镑的现金奖励。
在伦敦期间,斯温侯拜访了许多自然学家和博物学家,讨论他带回来的“中国收藏品”,并在1863年一整年里,进行了广泛的巡回演讲,包括伦敦民族学学会、在伯明翰举行的英国协会会议以及12月14日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演讲。
由此,斯温侯在英国动物学界名噪一时。对于斯温侯及其在台湾岛的发现,英国的动物学界很感兴趣。斯温侯被推荐为伦敦动物学会名誉会员,同年获选为母校国王学院的名誉会员、英国皇家地质学会会员和伦敦人种学会会员。
那时的伦敦,对博物学有着浓烈的学术氛围。要知道,达尔文刚刚在3年前的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掀起了人们对未知物种进行深入探究的兴趣。那时,英国著名的动物学家阿尔弗雷德·华莱士刚从其对马来群岛长达8年的研究中返回。华莱士因创立“自然选择”理论而著名,该理论促使达尔文出版了自己的进化论理论。
阿尔弗雷德·华莱士是一名科学探险家,他选择了一条和达尔文完全不同的道路。华莱士把整个地球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这让华莱士在其后的研究中得出了一个看似和达尔文相反的结论。
如果说达尔文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弱肉强食、充满竞争的世界,华莱士则指出:这种竞争机制导致了大多数物种彼此间会相互合作。地球是一个和谐的统一体,空气、水、土壤和动植物都是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彼此之间不是相互竞争,而是相互依存的关系。
总之,当时的伦敦,是全世界生物学和博物学的前沿。而横空出世的斯温侯以及他来自中国台湾岛的鸟类标本,无疑给这些讨论带来了丰富的实物证据。
1862年,斯温侯还把在台湾岛采集的一批珍贵的标本,送交给了英国的著名鸟类画家约翰·古尔德(John Gould)。古尔德根据这些标本,绘制了《亚洲之鸟》。在16个新物种中,有一个雍容华贵的蓝鹇,古尔德直接将其命名为“Lophura swinhoii”(斯温侯稚鸡)。
斯温侯的伦敦之行,还为长期以来欧洲人对台湾岛的误解,提供了勘误的机会。
当时,对于绝大多数的欧洲人来说,“台湾”这个名字所传达的明显含义,只不过是让人想起现代最成功的伪造——乔治·帕萨拉马纳扎尔对“台湾语”的伪造。这名法国人在他出版于1704年的一本书中,描述了一个完全虚构的岛屿社会,这是历史上最彻底的骗局之一。
但斯温侯的“台湾笔记”连同他自己的台湾岛素描,彻底为台湾廓清了迷雾,这些内容一起发表在《英国皇家地质学会会议记录》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主席斯特朗福德称赞斯温侯说:他取得的成功让人眼前一亮。
在伦敦逗留期间,斯温侯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其中最重要的是《动物学会论文集》中的《中国鸟类目录》,其中列出了斯温侯所知的近500种中国鸟。
斯温侯的另一篇文章,则描述了台湾岛201种鸟类,还向读者介绍了台湾岛丰富多彩的历史。此外,《关于台湾的哺乳动物》和《关于台湾人种学的说明》,分别刊登在《动物学会论文集》和《人种学学会论文集》上。斯温侯坚信,台湾岛并不像人们猜测的是一个“火山岛”,在史前时代,这座岛屿通过一座陆桥与大陆相连,实际上是一个大陆岛。在台湾海峡形成之前,大陆的人类和动物可以随时进入台湾岛。
斯温侯的推测,建立在他翔实野外考察之上。后来,这一结论也得到了现代考古年代测定方法的证实,尽管在相关文献中,斯温侯的名字并没有与既定的理论同时出现。(未完待续)
(旅英作家崔莹对此文亦有帮助)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