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经济观察报》主办的第十四届金融发展论坛如期举办，本届论坛以 “聚焦高质量发展 共创金融新篇章” 为主题。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受邀参会，并发表题为《全球和中国经济如何修复失衡》的主题演讲，围绕全球经济格局演变、国内宏观现实、政策推演以及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展开系统研判。

邢自强表示，该会议恰逢两年前“9・24、9・26”一揽子稳经济政策出台两周年。并由此围绕全球经济失衡格局、国内 K 型分化现实、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机遇与风险展开深度研判，剖析当前宏观运行背后的深层逻辑，并就下一阶段政策取向、市场投资启示给出判断。

他提出，受宏观政策路径依赖、科技革命迭代、地缘政治约束三重力量共同作用，未来五年全球 K 型分化格局或将进一步强化；国内要警惕微观政策叠加形成的“合成谬误”风险，居民部门已经陷入自我强化的去杠杆泥潭，亟需依托中央财政力量出台组合政策打破负反馈循环；同时，中国迎来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有望在全球制造业格局中进一步提升话语权，但智能化转型同样会加剧内部分化，面向“十五五”时期，必须坚持科技攻坚与社会保障改革齐头并进，释放内需潜力，构建消费与创新互相促进的良性经济循环。

邢自强开篇指出，当前市场讨论较多的全球经济失衡，传统分析多聚焦中美贸易失衡、储蓄与消费结构差异，但对于金融市场从业者而言，更值得重视的是全球层面不断演化的K 型分化现象，并且这一不平衡态势在未来五年不是趋于缓和，反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造成这一局面，主要来源于三大底层驱动因素：中美两国各自的宏观政策思维定式、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放大效应，以及持续发酵的地缘政治挑战。

在宏观政策思维定式的对比上，中美呈现出鲜明的镜像特征。美国过去四年经济热度持续偏高，AI资本开支成为重要拉动力量，名义GDP增速连续四年在5%及以上，通胀粘性较强。按照经典宏观调控逻辑，经济过热环境下理应实施货币与财政双收缩，尤其需要压缩财政赤字。但现实情况恰恰相反，美国连续四年维持极为宽松的财政状态，财政赤字占GDP比重常年维持6%的高位。邢自强分析，高额财政赤字背后，一方面包含地缘政治诉求带来刚性债务负担，另一方面源自美国国内两党政治博弈：党派之间在减税、扩大政府支出上立场对立，压缩财政赤字的政策选择在政治层面缺乏民意基础，“缩衣节食整肃财政”难以落地。

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近期的加息更多属于被动应对，是高通胀倒逼之下的应激操作，并不代表会按照市场预期，开启一轮为捍卫美元、美债信用的高强度持续加息周期。美国出现“应当收缩却选择扩张”的政策路径依赖，推高了经济的过热态势。

反观中国，过去三年多名义GDP增速徘徊在4%出头，经济仍然处在打破低物价循环陷阱的探索阶段。两年前落地的系列稳增长政策有效提振市场信心，但内需不足、就业压力、消费修复偏弱、房地产持续调整等现实挑战依旧客观存在。从逆周期调节的理论框架看，这一阶段需要更大力度的财政扩张与货币宽松予以托举，但过去一年多，广义财政赤字反而出现收缩，呈现一定程度顺周期收紧特征，与美国“该收不收”形成镜像对照。

究其成因，一方面来自地方化解隐性债务、整顿地方债务体系带来的客观约束；另一方面需要高度重视微观执行层面的合成谬误风险。邢自强强调，地方层面出台的每一项监管征管举措，单独看均具备合理的政策目标，但多项政策集中落地、叠加共振，会在宏观层面形成超预期的顺周期紧缩效果。例如地方财力承压背景下，调整过往企业税收减免政策，甚至回溯追缴已经兑现的税收优惠；企业社保、五险一金征收标准从严，由过去参照最低工资标准，转向按照名义平均工资执行，抬升中小企业经营成本；启动高收入群体海外收入的税收征管。

他同时表示，对高收入群体海外收入开展征管，本身契合共同富裕导向与全球税制演进趋势，属于大势所趋，但政策落地过程中，需要做好新老划断、设置合理过渡期，提升政策透明度。多项政策叠加，已经带来广义财政赤字率的收缩。复盘2021-2024年政策实践，已经积累相关经验，要尽力避免分散合理的微观举措汇聚成宏观层面的紧缩压力，后续财政执行力度存在进一步优化空间。

第二个驱动全球K型分化加剧的变量，是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加持。邢自强判断，中美两国共同站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起跑线上，成为全球两大领跑者，但双方赛道侧重不同。美国将资源大量投向算力建设、通用人工智能AGI大模型研发，寄希望人工智能重塑全社会生产效率，但AI红利天然存在分配不均问题，收益集中于头部科技巨头与高收入群体，同时会对白领、专业服务岗位形成替代冲击，进一步放大美国社会业已存在的收入分化，过去全球化进程中暴露的贫富矛盾，会在AI革命时代进一步被放大。

中国的差异化优势，不在于单纯大模型算法比拼，而在于AI技术向下游实体产业场景的落地能力。AI深度渗透港口、码头、物流、工厂，服务国内制造业智能化改造。邢自强介绍，摩根士丹利研究团队通过大量调研访谈完成蓝皮书《中国的工业革命》，提出未来510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地位不降反升，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有望从当前28%提升至30%。

“在人类历史上前几次工业革命之中，中国大多是追赶者，而这一轮智能化工业革命，中国第一次具备领跑的潜力，全球几乎没有其他国家可以复制这套条件。” 邢自强表示，依托联合国产业分类全部666个工业子门类的完整工业体系，国内已经建成3万个智能工厂，部署500万座5G基站，规模经济底座、智能化改造基础、新型基础设施、AI应用能力形成有机结合。这一轮工业革命，不止是简单制造成品对外出口，更会构建起完整产业生态，从上游工业设计软件、高端 CNC 机床、精密仪器设备，到供应链管理系统、工业机器人，整套工业能力实现对外输出。未来工厂将具备自主感知、自主决策、动态优化订单的智能化特征，工业自动化设备、半导体上游装备企业将充分受益。

但风险同样不容忽视：智能化改造更多以机器替代人力，先进出口制造行业产值扩张，带来的就业吸纳能力弱于传统工业时代。中国同样会遭遇科技革命带来的分化问题，高景气产业蓬勃发展，但对居民就业、收入预期拉动有限，国内 K 型分化现象或将进一步显现。

而第三个关键变量，地缘政治挑战，在很大程度上约束中美两国结构性改革落地的力度。尽管中美实现阶段性战略缓和，但双方都将地缘安全置于政策考量的优先位置，内部改革的优先级被动后置。对于美国而言，面对 AI 领域的大国竞争，政策取向优先扶持 AI 产业做大做强，暂缓针对科技巨头的监管以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中国来说，外部环境复杂多变，能源冲击、贸易摩擦持续扰动，“好钢用在刀刃上”，资源配置优先投向破解卡脖子技术、保障能源安全，虽然重视扩大内需促进消费，但客观上造成民生消费相关政策的优先级后置。

邢自强总结，宏观思维定式、科技革命的分化效应，叠加地缘政治对改革的制约，多重因素共振，全球失衡与 K 型分化格局在未来五年很可能持续强化，这也是金融机构做资产配置必须面对的宏观大背景。

回到国内现实，邢自强重点剖析当下中国经济突出痛点，即居民部门自我强化的去杠杆陷阱。自2021年起，国内居民开启持续去杠杆进程，过去一年居民主动提前偿还债务规模或达万亿人民币。历经五年调整，居民去杠杆非但没有放缓，反而呈现加速态势。核心症结在于，居民在降低负债的同时，住房等资产端价值同步缩水，如果以负债除以资产衡量杠杆水平，资产负债表修复效果十分有限。这就形成负反馈泥潭，仅仅依靠居民自身、地方政府的自发调整，很难走出循环，持续压制消费与企业投资意愿。

“打破这个泥潭，需要外部力量介入，要由中央财政、主权债务工具来承担对冲责任。”邢自强结合国际去杠杆修复的历史经验，提出一揽子政策设想。第一，可以研究推出居民按揭贷款财政贴息，这也是其团队持续两年跟踪研究的政策方案，针对居民最大负债来源住房按揭，通过贴息减轻家庭债务压力，修复居民资产负债预期，改善市场购房信心。

第二，针对地方财力紧张带来的征管政策调整，一方面高收入群体海外收入征税大势所趋，但需要提升预算透明度，测算新增税收规模；建议将这部分新增税源定向用于中低收入群体、灵活就业人群养老与社保保障，既落实共同富裕目标，也提升财政收支的公开性。

第三，用好超长期特别国债工具，纾解地方政府投资资金缺口。财政资源一方面向服务业消费倾斜，重点扶持餐饮、文旅、生活服务这类就业吸纳能力强、贴近民生的行业，拉动服务消费；另一方面投向新能源、电网建设等关乎国家能源安全的重大项目，弥补地方财政投入能力不足。通过以上组合举措，在 K 型分化的宏观格局之下，完成经济的短期托底。

谈及中长期发展愿景，邢自强表示，新一轮工业革命打开巨大产业机遇，机器人、高端工业母机、精密仪器等赛道迎来广阔空间，中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有望进一步夯实。不过当前代表产业向上的“K 型一撇”还相对单薄，面向未来五年“十五五”规划，政策需要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持续加大前沿科技资源投入，攻坚星辰大海式的硬科技革命；另一方面要大力推进社会保障体系改革，夯实中低收入群体社会福利，解除居民消费后顾之忧，释放国内消费潜力。

只有内需市场真正壮大，企业产品服务才能获得合理收益，缓解行业内卷，反过来反哺科技创新，最终实现科技进步-内需扩大-产业创新的正向循环。

邢自强总结道，回望两年前的“9・24”系列政策，标志着决策层对低物价循环带来的危害已经形成充分认知。时隔两周年，相关共识进一步深化。他对 2027-2028年改革落地抱有期待，除短期逆周期托底政策之外，深层次结构性改革不会因为科技竞争、地缘扰动、宏观路径依赖而被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