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郭聪聪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肖远企出席国际银行业联合会座谈会，围绕“银行监管的逻辑与视野”作主题发言。

肖远企从银行监管的历史演进切入，指出近百年监管总体围绕审慎监管与行为监管两条主线展开：审慎监管以资本为基石，覆盖信用风险、集中度、流动性等领域；行为监管则通过信息披露、关联交易约束、股东高管“适当性”管理及公司治理，激发银行防控风险的内生机制。

肖远企强调，银行监管不是规则简单叠加，而是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综合分析判断的系统工程，监管者须具备多维思维，做到宏观与微观、一般与特殊、静态与动态、稳定与效率、短期与长期五个“相结合”。

肖远企首先回溯了银行监管的历史脉络。他指出，银行的历史十分悠久，现代银行起源于中世纪作为支付中介的货币兑换商，后逐步发展出信用中介这一核心职能。在早期，没有官方银行监管，主要基于机构自身信用和行业自律来约束规范。

17世纪后，由于大量私人银行过多发行货币造成市场混乱，才开始出现官方银行监管，但目标主要是控制纸币发行。真正的转折点是1929年大萧条，一些国家出现了大量的银行倒闭，直接催生了现代银行监管制度。

肖远企表示，此后近百年间，银行监管经历了多次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修订完善，总体围绕两条主线展开：一是针对银行经营本身特有属性，如高杠杆性、高关联性、高期限转换以及强外部性等而制定相关监管规则；二是针对银行自我约束可能存在失灵而制定相应监管规则。

在审慎监管层面，肖远企将资本称为银行监管的“基石”。他引用中国古语“将本逐利”加以阐释——有多大本钱就做多大生意。从1988年巴塞尔协议Ⅰ确立8%的资本充足率，到2004年巴塞尔协议Ⅱ出台，再到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发布，资本监管不断完善，建立起包括最低资本要求、核心资本、附属资本、杠杆率、储备资本、逆周期资本、系统重要性银行附加资本等较为复杂的资本监管体系，资本监管的功能已从单纯吸收损失拓展到约束杠杆、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展示信任和信心。

针对信用风险，肖远企指出监管推出了资产风险分类制度和拨备制度，要求银行时刻掌握其资产的风险水平并据此预先提取拨备用于冲抵潜在损失。同时实施集中度监管以避免“将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在流动性监管方面，他提到了目前监管当局重视的存贷比以及巴塞尔协议Ⅲ提出的流动性覆盖率（LCR）、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等指标。

在行为监管层面，肖远企强调银行毕竟是靠人来经营的，对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予以约束也是监管的另一抓手。比如，为减少存款人与贷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需要加强信息披露并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为防范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道德风险，对关联交易实施数量控制并严格执行审批程序，对股东和高管进行“适当性”监管，评估其资质能力、诚信水平及过往记录等。

肖远企指出，完全依赖利益相关者的自觉自醒还不足够，如何上升到银行作为一个机构的组织约束层面，成为监管者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公司治理机制建设由此变得十分重要。他强调，监管的重要目标就是激发和强化银行防控风险的内生机制。

在公司治理的具体安排上，肖远企提出公司治理的关键是如何从公司层面通过制度和程序实施对各主体的硬约束，包括决策机制、激励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等。如通过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及专门委员会，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等对重大事项进行决策；董事会下设薪酬提名委员会并要求独立董事占多数，以防止在高管聘用、考核、奖励等方面过多受股东与经营层的干预；薪酬延期支付和回拨制度则将薪酬激励与风险暴露周期直接挂钩。在监督方面，银行内部需筑牢前、中、后台三道防线，强化“六眼”原则，形成相互提醒、补充和制衡的机制。

肖远企特别强调，银行监管绝不只是规则的简单叠加，而是一套需要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综合分析判断的系统工程，监管者的思维不能是简单的线性，而应是多维的。

他系统阐述了五个维度的监管思维：

一是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一体思维。肖远企表示，这是由银行的关联性与风险外溢性决定的。不仅是金融体系，实际上任何一家银行都与千家万户、千行百业紧密相联，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他以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英国北岩银行为例——该行主要经营指标都较好，却成为跨大西洋第一家倒闭的银行，说明单家银行是在整体经济金融运行中经营的。如果监管仅看单家机构风险，必然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危险。

二是一般与特殊相结合的统筹思维。肖远企指出，监管规则是约束所有银行的普遍性规定，但不同机构的规模、业务复杂程度、风险外部性特征都不完全一样，监管者必须要有“绣花般”的细致，把握每一银行的具体情况，精准分析，才能提高针对性、有效性。他提出，这一思维放在全球银行监管也一样，巴塞尔协议Ⅲ的规则是改进的监管规则，是有效的，但各国和各地区经济体制、发展阶段、金融结构、银行体系、金融供给和传统金融文化等千差万别，必须作差异化监管安排。

三是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辩证思维。肖远企表示，无论是经营指标还是监管指标，都是在某一时点前银行的经营情况与风险水平，是结果性指标。但经营环境千变万化，一笔贷款在企业经营逆转时可能变为不良，而暂时困难的企业在经营好转后不良贷款也可能恢复正常。监管者必须把握好动态与静态的关系，既要有历史的经纬，也要有未来的前瞻性判断，客观真实揭示和防控银行风险。

四是稳定与效率相结合的平衡思维。肖远企强调，监管的首要目标和职责是防控风险，但防控风险必须讲究方式方法，避免机械式单一思维，在维护金融稳定和提升金融效率之间要达到最优均衡。提升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核心要义，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够有效引导金融资源精准流向高质量发展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金融稳定与金融效率两者之间是辩证关系，把握好平衡是监管的境界，既不以稳定牺牲效率，也不以效率危害稳定。

五是短期与长期相结合的跨周期思维。肖远企提到在经济理论中有不同的周期概念，金融业顺周期性强，监管者尤需跨周期视野。一方面，分析银行风险不能脱离周期，把银行的发展战略、商业模式和考核激励体系纳入监管视野，对于判断银行穿越周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大有帮助的，也是关键所在；另一方面，从风险监管出发，建立跨周期缓冲储备意义重大，例如，逆周期资本附加、超过覆盖当期不良资产损失的拨备水平以及与资产负债长久期匹配的考核体系等，都是跨周期的监管安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丰补歉”“放水养鱼”等思想正体现了这一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