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夏志远（北华航天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尚书·禹贡序》述大禹之功，仅用十二字：“禹别九州，随山浚川，任土作贡。”治水、划界、定赋三事，浓缩在同一句话里。在传统地理学与史学认知中，“九州”常被视为中国本土的地理代称，“四海”则被理解为环绕陆地的自然海域。然还至先秦典籍语境便会发现，这两个概念自诞生之初便超越了单纯的地貌描述。顾颉刚先生考订《禹贡》成书于战国，其中铺陈的山川贡赋实为战国人构想；篇末“九州攸同”“四海会同”八字，恰是这种想象的表白。早期中国正是通过“划九州”确立内部秩序，通过“望四海”划定外部边界，最终以“天下”为框架，完成了共同体意识的奠基。

　　“任土作贡”：九州如何“化零为整”

“九州”的首要功能，是把广袤而散落的大地转化为可理解、可治理的整体。《禹贡》记大禹“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分天下为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九州，制为贡赋，视土壤肥瘠与物产丰啬而定田赋高下。这并非单纯的自然区划，而是一场观念革命。大禹治水所代表的，是超越血缘部落界限、依靠地缘协作完成大型公共工程的实践。正是这种协同治水的共同记忆，打破了氏族林立的分裂状态，为地缘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最初的实践基础。

九州亦非等距并列的区块。冀州居首，王畿居中，八州环拱，空间上的向心结构实即政治上的等级结构。值得注意的是，先秦文献中的“九州”并不唯一。《禹贡》之外，《周礼·职方》所列为扬、荆、豫、青、兖、雍、幽、冀、并，《尔雅·释地》又有幽、营之目，名号与界划互有出入。若“九州”果为实测，不当歧异如此。学者于此聚讼已久，而于其属观念建构而非实测则大体无异。这恰恰提示我们，“九州”的真正功能不在精确标定山川，而在提供一个“化零为整”的框架：将原本相互区隔的不同部族，纳入同一套地理命名之中，使其成为休戚与共的共同体。禹迹茫茫，所至即秩序所至。

在此之上，早期思想家又以“五服”把平面区块转换为差序化的政治空间。以王畿为中心，向外推演甸、侯、绥、要、荒，按距离远近与教化深浅区分职贡义务；“五百里甸服”之内，纳总、纳铚、纳秸、纳粟米，名物愈细，责任愈明；“绥服”则一面“揆文教”，一面“奋武卫”。这种同心圆结构的精髓，在于把“内部”理解为一个有中心、有层次、有梯度的连续体：无论远近，皆统摄于九州之内。“五服”因此不只是赋役表，更是一张文教渐次推展的路线图。

《禹贡》又别立“导山”“导水”两章，以山川为经络贯通九州。山为骨，水为脉，贡道为血；后世言疆域正统必溯“禹迹”，《左传》引《虞人之箴》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至春秋战国，诸侯争霸，观念层面却仍以“九州”为共有之域。“九州”已超越诸侯国的现实边界，成为华夏世界最大的文化认同公约数，为秦的统一奠定了心理基础。

“四海”边界：虚指中的弹性

如果说“九州”构成了共同体的骨架，那么“四海”则为其提供了富有弹性的边缘与容器。早期文献中的“四海”，并非确指某一具体海域。晚出《尚书·大禹谟》言尧“奄有四海，为天下君”，《论语·尧曰》云“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商颂·玄鸟》则称“肇域彼四海”。这些“四海”，更多是作为“极远之境”的修辞而存在，与“天下”相配合，象征文明辐射的极限。

而《尔雅·释地》的界定所指至为重要：“四海”并非纯然的自然空间，而是不同习俗人群的居所，是文明秩序需要安顿乃至吸纳的对象。海之为海，不在水，而在人。

由此衍生出“海内—海外”观念。此划分以文化礼仪为标尺。差异被承认，秩序仍可共享，这意味着，“四海”提供的不是一道封闭的隔离墙，而是一条可以向外辐射、亦可向内吸纳的文化缓冲带。

子夏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此语本为宽解司马牛“人皆有兄弟，我独亡”之忧，却道出“四海”观念的伦理底色：正因为“四海”先在地预留了容纳差异的空间，“兄弟”才可能越过血缘与邦国而成立。这种以文化认同为核心的边界观，使中华文明在早期便具备了相当强的包容与融汇能力，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奠定了思想基础。

六合之内：从观念建构到政治实践

秦汉大一统，最终把“九州”与“四海”从观念推向政治实践。秦废分封、行郡县，“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史记·秦始皇本纪》），将九州由纸面设计落实为中央集权的行政区域；又“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把空间上的“同”落实为制度上的“一”。近年青海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的尕日塘秦刻石，则为秦人的空间认知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此刻石以秦篆刻成，凡12行37字，已被国家文物局认定为秦代石刻；刻辞中有“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药”等语，残泐之字尚存争议。刻石所在海拔4300米上下，逼近黄河源区。秦人的地理想象与政治视野，由此越出东海仙山，延伸至西部高原；中原王朝对青藏高原的认知，也就不必尽待西汉凿空之后。

至汉武帝时，“四海”的边界进一步实化。汉使穷河源，“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史记·大宛列传》），将神话地理的神圣坐标锚定于现实疆域；张骞凿空西域，河西四郡相继设立，原本属于“神话边缘”的西北之地被纳入郡县体系。司马迁以“大一统”史观贯穿古今，将九州、四海纳入同一历史叙事；班固《汉书·地理志》以《禹贡》九州为纲、以郡国沿革为目，大一统地理观至此定型。汉宣帝时，王吉上疏称：“《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可谓一语道破：大一统不止于疆土归一，更在于风教贯通。

于是，“天下”呈现为双层结构：九州是可治理的内层，四海是可想象的外层；内层以行政与贡赋相连，外层以礼乐与声教相接，二者通过“五服”式的梯度彼此过渡。正因如此，中国历史上的疆域虽有盈缩，“天下”的观念却少有崩解。后世“九州”成为中国的代称，陆游“但悲不见九州同”即用此义。

由“任土作贡”到“九州共贯”，“九州”从观念框架变为行政实体，“四海”从修辞的极远变为可勘可守的边疆。但二者的张力始终未被取消。这或许正是早期中国空间观念的高明之处：以有限的“九州”安顿秩序，以无限的“四海”容纳差异，“天下”才成为一个能够不断生长而不至崩解的结构。

“九州”与“四海”的意义，不在于测绘了早期中国的自然版图，而在于提供了一套让不同地域、不同人群得以被想象为同一个共同体的空间语法——即一套关于中心与边缘、内部与外部、同与异的命名与排序方式；它不规定疆界的确切位置，却规定了人们如何想象自己与远方的关系。九州给出内部的分寸、等级与向心力，四海提供边界的弹性、包容与文化张力；一实一虚，一内一外，共同支撑起一种以文化秩序为基础来理解“我们”的传统。今日重审这一空间意识，既有助于把握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基因，也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来自古代中国的思想智慧。

《光明日报》（2026年10月31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