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泽雄/文 对于说不清道不明的对象，我们往往有点胆怯，不敢把话说得斩钉截铁。如关于足球，最常见也最经典的一个评论是：这就是足球！——什么都没说，又仿佛拨开了琴弦，有一肚子“说来话长”的感慨；分明没有提供任何高见，却又奇怪地让人不敢小觑。何谓说话讨便宜？这便是。同样，我们被伟大的艺术弄得七荤八素拙于应对之际，若能适时而乖巧地感叹一声“这就是艺术”，通常也会讨得一把便宜，顺手牵出一头羊来，运气的话还能牵出一头牛。不过，老是使用这种介乎睿智与懒惰之间的评论，也不是个办法。艺术不是巫术，不能总是让老巫师来专美。艺术之道固然不宜被子丑寅卯的律令绳之以法，但艺术魅力的起源，也不该尽归之一头雾水。

我且设法去文学的邻邦——弈林，摸一块他山之石吧。在围棋世界，众所周知现在是韩国人的天下。本人之于弈道，水平限于略识之无，但根据从高手讲解中领会到的一知半解，韩国人称雄弈林的首要原因，似乎在于一个“狠”字。怎么讲？当局面领先之际，如果棋盘上有两点可供选择，一点较为保守，但可以确保把棋赢下来，另一点风险较大，既可能把对方一举击溃，稍一不慎也可能给对手留下可乘之机，甚至葬送好局。通常的棋手，总是选择保守方案的，俗语叫“赢棋不闹事”，但充满进取气概的韩国棋手却大多选择冒险方案。韩国人的棋风没有温柔敦厚之说，见好就收之念，他们想的就是如何把棋下得更有效率一点，换句话说，更狠一点。韩国围棋大师赵治勋先生倡导的纹枰美学是：宁可下得过分而致败。

围棋是胜负世界，也是一门深邃莫测的艺术。“文无第一”的文学世界，是否也能借鉴一下“棋有输赢”的纹枰学问呢？依我看，韩国人在明明可以轻松取胜的情况下依旧采纳铤而走险的高危战术，较之日本传统棋士注重棋形、讲究分寸感的美学观，较之中国棋手一好手就软的畏缩习气，显然代表了一种更高的美学。因为，这里有一种超然物外的境界：他似乎已不在乎棋局的输赢了；战胜对方这一原本应该优先考虑的目的，突然变得不太重要了；为了砥砺棋力，他不惜把对手抽象化，他更愿意把手谈对象假设成一位世外高人，与之相应，他那置胜负于度外的冒险方案，便隐然具有《圣经》中与上帝肉搏的雅各的气质。这样的棋手，抱负不可蠡测，其胸襟已飘出三界之外，其力量自非我们那些只会归纳出“胜负平衡说”的敏慧之士所能匹敌。

通常情况下，我们很难比较两位作家谁更好，这是因为文学不是胜负世界，不同体裁、不同言语风格的作家可以各擅胜场。但我想，如果作家写作之际也能偶而采纳一下棋手的立场，假设一种随时面临淘汰的处境，眼前也能浮现一个随时有可能把自己掷出界外的劲敌，他的文章极可能焕然改观。

中国人爱说“绚烂之极，归于平淡”，此话说说容易，做来谈何容易。我们在报刊上见得更多的，也许是从来不曾绚烂过的平淡，一件聚光灯下的百衲衣。读今人钱钟书、余光中先生的文字，我常会有看韩国人下棋的感觉，惊讶于作者的斗志高昂，每一笔都落在最狠的地方，每一个比喻都不含糊，视平庸如鬼魅。但通篇读来，又大具浑成之象，并没有因为文字的一味好勇斗狠而破坏整体的大度从容。这正是“唯狠派”美学的高明之处，因为，仍以下围棋为例，所谓“招招爆满效率”，也是无法拘泥的，该老老实实地接（所谓“笨接”）的时候，他们仍然会接。韩国人的棋，步步充满杀机，但一局终了，回望棋盘，我们又能看到美丽高贵的棋形，棋盘并没有因为棋手的杀机狠心而不忍卒睹。这是我仰之弥高的境界，不知文字境界是否也能高攀得上。绚烂与平淡的关系，依我看就该这么理解，而不是将绚烂与平淡断然判为两橛。平淡不是托词，正是“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杜子美，向我们奉献出了“一行白鹭上青天”的水墨烟云。文学之道，当然不可能唯在一个“狠”字，但能否狠一点，多半也是其中一大奥秘。

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都是当代高手的狠霸对局，我们在书籍报刊上读到的，却多为让人打蔫打嗝的文章，这恐怕也是文章之道每况愈下的原因之一。

2003年9月16日

（《文人三才》，作者周泽雄，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2月，定价：2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