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益/文
“朋党”一词在古代政治语境里自带一种阴鸷。历代帝王最忌讳臣下结党营私，臣子一旦被扣上“朋党”的帽子，轻则罢黜流放重则牵连满门。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在其新作《党与阀：汉晋之际的士族与党争》中，并未止步于对这种政治现象作简单的道德评判，而是将其还原到具体的制度土壤中加以审视。
从东汉的党锢之祸，到魏晋的高平陵之变，再到东晋“王与马共天下”，朋党与门阀相互纠缠，构成了汉晋四百年间最为错综复杂的政治图景。要理解这一切，需要将它放在更长的制度史与政治史脉络里来看。
一、选官制度
朋党何以滋生？朱子彦教授首先将目光投向了东汉的选官制度。
东汉选官主要依靠察举与征辟。士人经地方长官推举或朝廷公卿征召而入仕，推举者即为“举主”，被举者则为“门生故吏”。这种关系一经缔结，便终身不渝。在东汉，门生故吏为举主服丧、立碑乃至殉死，皆被视为当然之义。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两重君主观”：天子乃天下人之君，举主乃一己之君。当朝廷利益与举主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门生故吏往往选择站在举主一边。选官制度在帝国体制内部，培育出了无数以血缘和恩义为纽带的利益集团。这种基于恩荫的选拔机制日益僵化，甚至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荒谬局面，官僚体系内部逐渐形成了一股独立于皇权的地方性力量。
集团既已形成，不同集团之间便要争夺话语权。东汉末年，士人以“清议”品评人物、针砭时政。其中最著名的是汝南名士许劭在家乡主持的“月旦评”。许劭每月更换品题，品评乡党人物，一经褒贬，便足以决定士人一生的清浊荣辱。这种私人品评标准渐渐越过了朝廷的“官法”，士人们抱团造势、互相标榜，以抗衡宦官与外戚。桓帝、灵帝时期，士人之间尤其提倡刚直激烈的节操。但这种标榜，既包含刻意追求名声的倾向，也暴露出士人阶层对皇权的疏离。最终引发了两次党锢之祸，大批士人被指为“党人”，或禁锢终身，或瘐死狱中。
传统叙事往往将党锢之祸视为皇权对士人的迫害，突出士人的浩然之气。朱子彦的观察则更为冷峻。他认为，党锢之祸固然展现了士人坚持道义的一面，但其失败也暴露出士人群体缺乏成熟的斗争策略。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叹息，“党人生于昏乱之世”却“而欲以口舌救之”结果只能是“身被淫刑，祸及朋友。士类歼灭而国随以亡”。
两次党锢之祸不但摧折了士人的肉体，还在天下人心中埋下了更深的裂痕，东汉皇权自此失去了士大夫阶层的向心力。
二、曹魏代汉
汉魏交替之际，朋党之争换了一副面目。昔日的党争是士人与宦官的对垒，但随着“党锢之祸”和“十常侍之乱”，士人和宦官元气大伤。新的朋党之争逐渐演变为军阀内部不同派系的斗争。
以曹魏为例，朱子彦细致梳理了其政权内部的派系格局。曹操起兵，倚仗两支基本力量：一支是“谯沛武将集团”，以夏侯惇、曹仁等宗族乡党为核心；另一支是“汝颍士人集团”，以荀彧、陈群等中原大族文官为代表。曹操前期，两支力量尚能通力合作。到了后期，裂痕渐生。曹操想要“加九锡”晋爵魏公，意图代汉称帝，荀彧是最有力的反对者，曹操非常不高兴。《后汉书》记载，不久荀彧生病，曹操赠送食物给他，可荀彧打开食盒，发现空无一物，因此服毒自尽。荀彧之死，表面上是因反对曹操晋爵魏公，实则是汝颍士人对“汉臣”身份的认同与曹操代汉野心之间的根本冲突。荀彧死后，汝颍集团调整策略，将筹码押在曹丕身上。
朱子彦指出，曹丕篡汉实质上是一场汝颍士人与曹氏宗族的政治交易。这又跟前文提到的选官制度有关。陈群提出“九品官人法”，将选官权交由中正官执掌，而中正官几乎全由世家大族充任。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大小中正官，评议家世、德才，但“随着门阀士族掌控中正职位，家世门第成为主要标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逐渐形成。汝颍集团以支持曹丕称帝，换取“新帝”允许士族对选官权的垄断，门阀士族由此在制度层面正式成型。选官标准从重德才彻底滑向重门第，为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门阀政治奠定了基石。
这笔交易也为曹魏的覆亡埋下了伏笔。到了曹芳时期，宗室曹爽意图收回选官权，触犯了以司马懿为代表的元老派利益。汝颍集团毫不犹豫地倒向司马懿。高平陵之变司马懿诈病赚曹爽，实质上是又一次汝颍集团对皇权宗室的集体反扑。曹爽一党被夷三族，汝颍集团取得最终胜利。
两晋时期，门阀士族彻底掌控了朝政，皇权沦为了门阀博弈的附庸。
三、八王之乱
晋武帝司马炎在位期间，面临一个棘手难题：门阀士族势力过强。为制衡士族，司马炎大封宗室，令诸王镇守要地、手握兵权。这一举措却导致宗室诸王权力过大，引爆了新的党争。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围绕齐王司马攸继位风波展开的激烈博弈。
司马攸是司马昭次子，过继给司马师。司马昭生前对这个儿子颇为属意，甚至动过传位于他的念头。司马炎登基后，对这位弟弟始终心存芥蒂。咸宁二年（276年），司马炎大病一场，朝中大臣纷纷暗通司马攸，以为皇位即将易主。不料司马炎竟又康复，此后对司马攸的猜忌更甚。两年后，司马炎下决心将司马攸逐出洛阳，令其赴藩就国。此举引发朝野震动，羊祜、张华等重臣皆出面谏阻，大臣们甚至跪伏宫门死谏。一场皇位继承人的去留之争，演变为朝堂上的大规模站队与分裂。司马攸最终在赴藩途中忧愤而卒。
此后西晋朝廷彻底撕裂，晋武帝为压制朝中反对势力，转而倚重外戚杨氏，试图以第三方力量保持平衡。这种政治权术不仅未能平息党争，反而为日后贾南风与杨氏的宫廷血斗埋下伏笔。至晋惠帝时，贾南风诛杀杨骏，司马氏诸王互相攻伐。16年八王之乱，本质上是宗室诸王与门阀士族之间无休无止的朋党混战。在西晋“门阀士族”垄断仕途的环境下，寒门阶层被排斥在贵族体制之外，向上跃迁的渠道似乎只剩下一条羊肠小路。寒门为了实现仕途，开始与宗王结成私党，为宗王的征伐出谋划策，使国家陷入“私权化”的内战之中。
西晋的短暂统一，正是在这种权力私人化的内耗中迅速走向了崩溃。
四、旧时王谢
西晋覆灭，晋室南渡，东晋的政治格局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王与马，共天下。司马懿的曾孙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能在江南立足，几乎全赖琅琊王氏王导、王敦兄弟的鼎力扶持。东晋皇权自诞生之日起，便须与门阀士族分享权力，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
田余庆在《东晋门阀政治》中提出了一个更具概括力的判断：门阀政治是“皇权政治在特殊条件下出现的变态”，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其存在形式是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共治。东晋一朝，琅琊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相继兴起，彼此争夺，形成“门阀轮执、彼此牵制”的格局。这种平衡极其脆弱，任何一家试图打破均势，都会引发连锁反应。
桓氏家族的崛起便是对平衡的一次重大冲击。桓温、桓玄凭借长江上游荆襄重镇的实力，试图打破“共天下”的格局。桓氏经营荆襄多年，当地军队与流民皆受其累世恩惠，几乎成为桓氏私兵。朝廷忌惮桓家的威胁，命谢玄招募北方流民，组建北府兵。这支军队后来在淝水之战大胜，谢氏家族也借此跻身权力核心。北府兵的崛起标志着皇权试图以新的军事力量制衡门阀，这支由流民组成的武装短暂打破了高门士族对武力的垄断，也为寒门与次等士族的上升开辟了通道。桓玄后来率兵顺江而下，攻入建康，一度称帝。最终出身北府兵的刘裕凭借这支武装力量扫平南方群雄，取代东晋建立刘宋。门阀共治的格局，最终被军事实力所击穿。田余庆所说的“变态”终究要“回归”皇权政治，刘裕代晋正是这一回归的完成。
纵观汉晋之际数百年，选官制度孕育了士族，士族为自保与扩张结成朋党，朋党之争又加速了王朝的覆灭。皇权、士族、外戚、宦官、军阀几方势力反复博弈。
从东汉月旦评的品评权，到曹魏九品中正制的选官权，再到东晋荆襄与北府兵的军权，一切争夺最终都落到具体的人与制度之上。把朱子彦的个案分析与田余庆对门阀政治的整体判断放在一起看，汉晋之变中那座由士族与朋党筑起的迷宫，才显出它完整的轮廓。
（作者系专栏作者，书评人）
（作者 苏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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